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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井”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炮仗狗”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
十二点钟，我们搭上了那艘开往沈家门的“东极号”。
在“东极号”上，我再次“醉”得一蹋糊涂。本来我还指望这天晚上就乘长途汽车返回杭州呢，可是我“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旭光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了镜中的我：嘴唇开裂，脸蛋浮肿，眼珠血红，眼眶周围密布着芝麻大小的出血点——伟大的舟山群岛终于把它最本质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脸上，舟山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力量，我要把它带回杭州，带到日后的生活中去。
1998年5月
☆浮世绘
【清泰街488号】
房子刚刚被推倒，还剩下一堵墙，正对着清泰街，和街对面一座刚崛起的酒店。墙上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只剩下大门上方的一块残匾。匾上的文字已经斑驳不全。墙头，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啄食。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墙，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
房子的门牌号是清泰街488号，也许你不知道它是杭州古旧书店的旧址，即便是在不久以前，当清泰街改建工程还未开始，当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它表面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它的正门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铁栅栏门几乎永远都是半掩着，从外面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偶尔才闪过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的身影。
如今，你更不会去注意这个地方，这样的瓦砾堆，这样的断壁残垣，在杭州正在拆建的旧城中比比皆是。面对这些陈旧、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著。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著——《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著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圈子，如今已逐渐地零落了。只有罗尔纲（胡适弟子）和罗继祖（晚清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的长孙）可能还健在。
严宝善先生家学渊源，精于簿录之学，50年代曾在平海街开设宝贻斋书店，殚精竭虑地从事古籍旧书的搜访采辑工作。解放前就已是圈内有名的藏书家。像他这样的藏书家如今已是寥寥可数了。
自宋代以来，杭州历来都是文献渊薮，藏书家藏书楼层出不穷，流风至近代而不衰。1772年，乾隆下诏修《四库全书》，点名杭州的赵氏小山堂藏书楼进京献书；同是杭州的开万堂、知不足斋藏书楼则成为当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家中的两家，得赐《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振绮堂、寿松堂、瓶花斋等藏书楼也献书很多，得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可见当时杭州民间藏书之盛。
杭州古旧书店和孤山的文澜阁一样，局部地继承了这种遗风。1957年它刚成立时，还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古旧书店。表面上，它是一家贩卖旧书的流通单位，实际上，由于严宝善、高坤、朱醉竹等藏书家的努力，它到后来成了一家拥有四十万册古籍善本的藏书楼。现在，它虽然仍归属市新华书店，但企业的性质几乎已经全部消亡。
也许是历史上杭州藏书业的生命力特别强大的原因，它才保持了一缕游丝般的绵绵气息，至今不绝，杭州古旧书店是它的一缕脉息。具有这种性质的书店全国只有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过。
一星期以后，我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严宝善先生。那苍老缓慢的声音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似乎已经把我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好吃力地从头说起，说到中途，他记起来了，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来了，好吧？我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恳求，但非常决绝。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似乎已经扰乱了他的生活。对方趁我沉默之时把电话挂断了。
听朋友说，严宝善先生其实是一位很容易接近的人，你如果直接找上门去，他倒也会表现出一些必要的礼貌。于是我决定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听人说他们就在清泰街488号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办公，那是古旧书店的仓库，并不临街。但是具体在哪一条弄堂里，则谁也说不清楚。晚报的文敏曾经被新华书店的同志领着去过一次，但是一出来就忘掉了，因为要转很多个弯，要经过一段幽暗的楼梯。但是她还依稀记得古旧书店仓库附近有一家幼儿园。
初夏的一个上午，晴天，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里转来转去，找寻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向他们打听古旧书店的人。有好几次，我回转到清泰街488号。那道断壁静静地立在初夏的太阳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此刻，我说不定是古旧书店最后的见证人之一呢。
我一位报社同事早年曾跟随他的伯父到过古旧书店多次，与严宝善先生相熟。据他所说，严宝善先生鉴别起古籍旧书来很有一套，他闭着眼睛翻一翻，听听纸张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书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讲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随后就可以告诉你这本书的所有特点，目前收藏在哪家图书馆或者私人家里。现在，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临近中午，我在茅廊巷农贸市场的人群中转悠时，被一阵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这也许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儿园！我一阵惊喜。在幼儿园东侧的一道楼梯的入口处，我发现了一只木板钉起来的信箱，上面用毛笔写着：
严衙弄8幢东四楼
杭州古旧书店仓库
楼梯很长，笔直地通往三楼。我走到拐角处时，楼下的吵闹声听不见了。再转一个弯，我便看见了那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弹子锁。整个楼层一片寂静。
透过铁门，我看见里面的走廊上还装着一扇较小的铁栅栏门，虚掩着，门梁上挂着一件青布长衫。
我有点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废的院门前。但是我还是敲响了那扇铁门。
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从小铁门后面闪出来，用一种疑虑的目光打量我。
“这是古旧书店吗？”我问。
老先生点点头，问我找谁。
“我找严宝善先生。”我说。
他说严老还没来上班，叫我下次再来。他一说完就想转身。
“能否把门开一下，”我赶紧喊道，双手紧紧攥住栅栏门，“我想进去看一些旧书。”
老先生又一次回过头来，说他们正在搞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
我再次恳求让我进去，我说：“我马上就出来。”
先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的面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从遥远的年代里射过来。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钥匙走过来，和我面对面站着。然后他的手从栅栏里伸出来，“咔嚓”一声把门打开了。
我侧着身子进去，跨进那扇小铁门。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看见走廊上摆着一张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摆着两本线装《汉书》。
老先生指着这套旧书说：“已经不全了。”
这使我想起解放前后，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门富家把家中的古籍旧书当作废纸出售的情形，它们有的被送进了造纸厂和扇子厂，还有很小的一部分则被严宝善这样的掠贩家（藏书家中的一类，其余四类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购走，才得以幸存下来。1953年，严宝善从某书肆购得一批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吴煦后裔家中流出来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后来被史学界称为“吴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随着我走进一间仓库，里面摆着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旧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尘土，整个房间有一股浓重的旧书与灰尘的味道，使人鼻子发痒。经历了无数历史烟尘的这些古籍，如今静静地坐在这里，与研究它们的先生们相伴，它们今后的去向又是哪里呢？我寻找了它们这么久，如今面对面了，然而感觉依然是那么遥远。
老先生一直跟着我，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但他每每都是三缄其口。
我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出来，我大概刚走下三级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
古旧书店仓库底下是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种是那么年轻，另一种则是那么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种的生命更为长久一些。
回来途中，我又一次经过了清泰街488号。清泰街改建以后，这里将成为繁华都市中的黄金地段，它潜在的经济效益将吸引许许多多具有经济眼光的人。古旧书店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旧书是要贴钱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晚上我们睡觉，天明醒来发现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献是每位学子的基础课程，现在则成了阳春白雪，成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我想起了严宝善先生，这位上半个世纪就已成长起来的博学之士，说不定已是杭州最后一位真正的民间藏书家了。有一天，当他从那个近于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在喧闹的街上低头疾走的时候，又有谁能认出他，并且理解他的内心呢？当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当时间将他和他的那些“书友”们统统淹没的时候，还有谁会记起他们吗？
1995年7月
【温驯的抽象生活】
——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的旋转门，一眼就看见了让…菲利普·图森。
进酒店之前，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武林广场逗留了一会儿。人们在广场上朝各个方向走着。我在一只花坛的边沿坐下，让时间悄悄流逝。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白天，没有太阳，有点冷，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个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比利时小说家、电影导演——让…菲利普·图森。也许还等待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图森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图森。他是那么高大，和我握手的时候不得不俯视着我。因为谢顶和脸上的皱纹，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是啊，他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变的是他的目光，那么温驯，还有他的若有若无的浅笑，这些使他看来像一头绵羊。办好入住手续，我们鱼贯走入电梯。到了十楼，我们又鱼贯而出。进了房间，图森说，他要睡一会儿，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练习写作的时候，图森正在法国崛起。罗伯·格里耶称它的小说为“叙事体的抽象派艺术”，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出版于1985、1986、1989年。世纪将尽时，他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1997年初，我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浴室·先生·照相机》的中译本。这是一本诡异、独特的小说，简洁而深奥，你从中仿佛看到了本质的东西，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它们让我深深地着迷。
图森在休息。我们围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商量图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绍一下我们吧：诗人兼民谣歌手杨一，他是图森中国之行的“三陪”，已经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划人陈侗和鲁毅，他俩三天前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一路陪同图森；小说家黑城，还有就是我，是图森浙江之行的义务接待者。我们都是图森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围坐着抽烟，烟灰缸放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