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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钟，图森从隔壁房间跑过来。他的脸上留着两道刚刚睡醒的痕迹。我们动身去西湖。
湖滨游人如织，湖水笼罩着迷蒙的雾气。六公园的露天茶座坐满了人。我们把两张空桌子并在一起。服务员给我们泡上茶。我们斯斯文文地坐着，面面相觑。我们的外语水平只够跟图森寒暄，可总不能老是寒暄。于是只好沉默着。有时图森的目光会和我相遇，可是又迅速地飘走了。他的神态中没有激情，也没有好奇，有的只是止水般的平静。最后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停留在桌面上：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庞大的情爱舞台，一对对飞虫落在上面，奋力地交媾着。之后它们分开，一只精神抖擞，另一只则气息奄奄，哪一只是公的呢？我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并开始争论。
图森的脸随着天色变化着，就像面前的茶杯里的水。后者从浅绿变成微红，再变成深红。天色终于黑透，又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五点半的时候我们起身，沿着湖岸走到少年宫，再走到望湖楼。白堤上的灯已经很亮了，映在湖水里，波光闪烁。下班了，北山路上人流车流交叉涌动，此刻他们挤在一条马路上，目光急促，表情匆忙。一位交警在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没有目的地，没有心事，我们踱着细步。我们暂时地逃离了那种紧张、乏味的生活。遗憾的是不能经常这样踱着步。快要走到断桥时，我们往回走。北山路上打不到出租车。我们一直走到保俶路上的潮香宫，还是没有空车。继续往前，走到蓝宝大酒店门口，然后傻傻地等在那儿。酒店门口的大龙虾吸引了图森，他拿出照相机，叉着双腿，反复地瞄准。
晚上六点半时我们回到雷迪森。在三楼的一个包厢里吃饭。图森已经会说几个中文词语，他把“干杯”叫做“屁股朝天”，意思是把酒喝完，一直见到杯底（屁股）。“干杯”的法文发音是“亲亲”。亲亲！我们举杯，然后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我们去一个叫“天上人间”的酒吧。迟钝的木门推开了，我们鱼贯而入（请原谅我第三次重复这个词，我自己也痛恨，可是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屋里光线昏暗，人声嘈杂。我很少上酒吧，因此眼睛隔了好几秒钟才开始适应。一名男服务生迎上来，鞠个躬说，先生晚上好。服务生的背后，有一条长长的吧台，吧台前人们神情恍惚。这是一个暖昧的地方，模糊着梦想与现实的界限。我们沿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我们人多，服务生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人刚坐下，啤酒就端上来了，二十杯，泛着泡沫。每人都喝了口啤酒，心满意足地放下，咂吧着嘴。图森慢慢舒展着额头，眼睛像夜狼一样越睁越大，不久便开始散发出幽蓝的光芒。亲亲，他朝我们举起酒杯。
我们——黑城、黄石、阿强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都写过多年的小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都不能经常写了。是的，是不能。不过，这是暂时的，我往往一面这样可耻地安慰自己，一面过着温和而平庸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热爱着从前热爱的事物。
十点钟，三个上海来的打扮入时的女孩加入进来。黑城说，她们是作家。哦，多么年轻的作家。女孩作家坐在图森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她们声音婉转，表情热烈，眼睛忽闪忽闪的。图森很快就被逗得容光焕发，一面报以微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我酝酿已久的有关文学的话题，始终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想和图森作些交流的念头慢慢熄灭了。
明天还要去绍兴。十二点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天上人间。图森、杨一、陈侗、鲁毅回雷迪森。黑城、黄石和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黄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老婆没回家，我没带钥匙。黄石说。于是我们又去了另一个酒吧。一直泡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图森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冷漠、迟钝、轻率、孤独、无所追求。《浴室》中的“我”在浴室中过着“平静的抽象生活”，他整天泡在浴缸里，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有理由，哪怕是一个我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在《先生》中，“先生拉着安娜·勃鲁哈特的手，就这样坐着，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长凳上。”《照相机》中的主角也没有名字，他等待着，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等待，体味着时间缓慢的流逝，体味着自己的无所作为。我发觉自己的生活——至少是一部分——和图森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相像。图森小说主人公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困境，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准确的概括和预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图森小说的普遍性。图森不是普鲁斯特式的大师，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仍然是稀缺的。
二、绍兴
中午十二点出发，下午一点到绍兴。诗人濮波在那里接应我们。
图森来之前，中国是他最感兴趣的国家。法国文化部资助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图森的最新作品是《自画像（在国外）》，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记录，不过，从它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六期的节选来看，图森把“国外”当作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就像图森这次到中国，无意中成为了我们的镜子。所以也许不需要和他进行酸溜溜的交流，只要他站在我们面前就可以了。
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我们不动声色地滑过这些地方，像一串长长的影子。这串影子中最突兀的是图森。他脚步迟缓，目光飘忽，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又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他的脚步和目光从来不在同一个事物面前长久地停留。导游不懂英语，杨一用一种混杂着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的拙劣语句向图森解说着。图森礼貌地点着头，一副完全听懂的样子。
鲁迅祖居的屋顶像一顶官帽。会客厅的太师椅透着威严。房间走了一间又一间，好像没有尽头。卧室里的床也是黑色的，床上整齐地叠着红色的被子，好像刚刚有人睡过。到处都是阴森森的。这是一个压抑的地方。图森从这些地方快步走过，脸上没有好奇，也没有恐惧。对中国传统的感受，图森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就出了门。
鲁迅祖居门口有个卖油炸臭豆腐的老人。我们一窝蜂涌过去，臭豆腐顿时脱销。一部分人先吃，吃完了去参观马路对面的三味书屋。另一部分人等在油锅边，边炸边吃。那边去参观的人都回来了，这边还有人在等臭豆腐。图森抹了抹吃得很油的嘴。
从青藤书屋出来，我们继续走在那条狭窄的弄堂里。弄堂两侧有很多发廊，里边的小姐笑容暖昧。Hello，小姐叫道。图森居然从一开始就不加理会。头顶的天空拉满了电线，晾满了女人的衣服，正在往下滴着水，图森一律视而不见。在另一条弄堂入口处的墙上，写着硕大的“浴室”两字，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上面标着“厕所WC”字样。浴室，浴室，我们叫道。这回图森听见了。我们示意他在“浴室”两个大字旁边留个影，他欣然同意，并且摆出一副举着相机拍照的姿势。这幅照片将只有一个名字：浴室·先生·照相机。我们在给图森拍照的时候，路边糕点店的伙计说：“和厕所拍照，哈哈。”我们这才发现那两个大字写在一座厕所的墙上。
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驱车去城市广场喝茶。城市广场的西侧，建有一大片园林，里面散布着几处亭台楼阁，其中有一处（名字已经忘了）临着水，建有演社戏的戏台。可惜戏台上不能摆桌子。我们只能坐在房间里。小姐给我们每人一杯绿茶。还有一些瓜子，图森小心翼翼地捡了一颗，用十个手指费力地剥开，取出那一丁点儿瓜子肉，准确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捡一颗。
仍然不能具体地交流。大家只有喝水的声音。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仍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处传来丝竹的声音，夹着凄惶的唱腔，仔细一听，原来是越剧《黛玉焚稿》。我们喝完茶出来，那曲子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我们依次上车，准备去咸亨酒店吃晚饭。我右手扶在门框上，就在这时，濮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哎哟，我一声惨叫，四个手指被夹住了。还好夹住的是四个手指，要是只夹住一个，那就不可收拾了。
吃罢晚饭，我们便匆匆往回赶。八点钟在“纯真年代”书吧有个以图森为主角的聚会。期间将放映一部图森新近拍摄的电影。之后我们将就当代小说和电影与图森开展一场交流，陈侗为此还联系了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做我们的翻译。面包车在杭甬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厢里一片黑暗。大家都累了，除了司机小王，其他的人都东倒西歪，有人还打起了婉转的呼噜。半梦半醒中，我看见坐在司机身后位置的图森歪着头，眼睛微闭，目光迷离，捉摸不透——这道冷漠如他的小说的目光，此刻会停留在哪里呢？
三、杭州
晚上八点钟，黑城、黄石、陈侗和我先期抵达“纯真年代”书吧——它是书店和酒吧的不可解的混合体，并因此散发出一股酸甜的鸡尾酒味道。关于图森要来的英文海报已在门口贴出。但在书吧内部你丝毫看不出图森要来的迹象。服务生们背着手站立着，神态像往常一样从容。在三楼，两位师傅在认真地调试录像放映设备。将要放映的图森电影名叫《溜冰场》。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书吧，他们当中有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师和电影爱好者，他们三三两两优雅地坐在一起，并且开始交头接耳。服务生把放在背后的手拿到了胸前，并且适时地走来走去。还有新闻记者（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男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用摄像机扫视房间，摄像机把这次小范围的聚会变成了公众活动。还有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她带来了一群法语系的年轻学生，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这次难得的法语会话练习时刻的到来。还有文学青年，他们是最安静的，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来参加一场图森的筵席似的。哦，还有三位长得极像图森的老外，双手托着肚子，站在楼梯口上东张西望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里头的那只小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与图森无关，因为他们点了蜡烛，拍着手唱《Happy Birthday》，一遍又一遍。
影片叫《溜冰场》，法语对话，英文字幕。看这样的电影就像看图森本人，看不透。但是我能感受影片中的滑稽气氛。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溜冰场上。溜冰场，这也许是人生尴尬处境的象征，你得小心翼翼地僵硬地在上面走路，这既让人担心又引人发笑。尴尬和困境，这也是图森小说的一贯主题。《溜冰场》是图森导演的三部影片中唯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为拍这部电影他特地写了电影剧本。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好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动，请问图森先生，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着边际，似是而非，让图森支吾了半天。也许他的回答也有点闪烁其词，法语系学生挠着头皮，让图森再重复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如此。整个儿就像一次蹩脚的记者招待会。
我坐的这张桌子紧挨着电视机，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图森的脸，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脸。从他礼节性的回答来看，他似乎把所有的提问者都当作了采访他的记者。他的回答充满了外交辞令式的模棱两可，充满了逃避和躲闪。我问他来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经过这二十多天的了解，现在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印象。他的回答是，中国是他最向往的国度，现在他仍然处于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使我满意。后来，他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不是和我交流，而是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回答的时候，十个手指用力地揉捏一颗瓜子，直到采访结束，才“颇为艺术地”把那颗瓜子剥开。
晚上十一点，黑城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出纯真年代。冬天的风迎面袭来，我裹紧衣服，仍然觉得寒冷。路灯朝静寂的大街尽头延伸。我忽然想起图森小说《浴室》结尾的话：“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是啊，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就像小说《照相机》里所说的，它“没有想象中的创伤、刺激”，它是“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生活在别处，我们渴望另一种生活，渴望能抛开眼前令人不愉快的一切，渴望像让…菲利普·图森那样去写作，去游历，去拍电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去生活。可是，我们害怕过这种生活之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种种可能的风险。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浮躁而懒惰。长久以来，我们以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工作，吃饭，睡觉，每一步路都走得安分守己。让…菲利普·图森的到来给我们生活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是，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具有良好的可鄙的自我愈合功能。当图森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又恢复如初。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2001年11月30日
【一个女人的哀歌】
他终于同意我把他和她的事情写出来。
“我们聊聊看吧。”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刚刚入梅，省城的大街上飘荡着梅雨的气息。我们约好星期六下午两点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见面。
在这之前，有好几次，我想把他和她的故事写出来。我和他说，但他总是保持沉默，等我转换话题。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残忍。他的伤口还刚刚结痂，可是我固执地想揭开它，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咖啡馆是新开的，没什么生意，很安静。暖色调的台布，柔和的干花，新式自鸣钟。窗外暗灰色的天空。我们并排坐着。还是那样一副平淡的表情。还是那样一副淡然的姿势。他拿出数码相机，给我看女儿吴悠（小名跳跳）的照片，这天上午在小和山拍的。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一生无忧。再过几天就是6月19日，那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他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黄畅文受难的开始。
“我们非常相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说，“我们在生活中配合很默契。我在前面吸尘，她在后面拖地板，抹桌子。她烧饭，我洗碗。她洗衣服，我晒衣服……事先谁都没有说过什么，但却商量过一样。”那些事，恍如昨日，可是他说得轻描谈写，仿佛那已经很遥远了，而且和他一点都不相干。
那时候，他们住在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吃过晚饭，他们一起出去散步，顺便买些水果回来。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去爬山。她喜欢炒股，股票涨了，她开心，他也跟着开心。如果觉得她开心过头，他会给她泼点冷水。股票跌了，他就不停地安慰她。她生病住院以后，股票不再有人打理，跌得很惨。
1998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和她在湖滨六公园的雷霆宫初次见面。她穿着白衣服从他面前飘过，是那么漂亮、飘逸。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她的手机里响起。月亮很圆，湖面氤氲，茶馆的露台上只有他们两人。喝完茶，他蹬着自行车，把她从六公园送回大关小区的家，再回到灵隐路父母的住处，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这样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那辆见证了他俩悲伤而伟大的爱情的自行车，如今停放在他们在城西的公寓车库里。不会有人再去骑它了。
生活向他们呈现着最瑰丽的一面。1999年5月，他们买下了城西一套带阁楼的顶楼房子。同年8月，他们在西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办婚宴，也没拍录像。他们和朋友一起去了泰国。只有他们一对参加了自费项目蜜月岛的旅游，回来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整个行程中最好玩的地方。为了方便上下班和装修房子，他们买了一辆面包车。房子装修得简洁而舒适，也很现代：大块面的色彩，开放式的厨房间，带斜天窗的阁楼，安装了遮阳蓬的阳台上铺着光滑的鹅卵石，上面摆放着各种植物。她是拾掇植物的好手，我深刻地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里，她教我：“给花浇水要浇透，等干透了再浇，两个透。”2000年，她参加房地产评估师资格考试，顺利过关。2001年下半年，她怀孕了。他们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