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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有绝精彩的描写。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京戏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它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和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鴂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这是我去年九月里说的话。那时我还没有见着孙玉声先生的《退醒庐笔记》，还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韩子云用吴语作小说的情形。孙先生说：
憗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书中有音无字之＇ 勿曾＇ 、＇ 勿要＇ 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这一段记事大有历史价值。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试引本书第二十三回里卫霞仙对姚奶奶说的一段话做一个例：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老实对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倪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该歇＇ 勿要＇ 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哪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
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关于第一层困难，苏州话有了几百年的昆曲说白与吴语弹词做先锋，大部分的土语多少总算是有了文字上的传写。试举《金锁记》的《思饭》一出里的一段说白：
（丑）阿呀，我个儿子，弗要说哉。＇ 口罗＇ 里去借点＇亻奢＇ 得来活活命嘿好＇ 口虐＇ ？
（副）叫我到＇ 口罗＇ 里去借介？
（丑）＇ 口五＇ 介朋友是多个耶。
（副）我张大官人介朋友是实在多勾，才不拉我顶穿哉。
（丑）阿呀，介嘿，直脚要饿杀个哉！阿呀，我个天吓！天吓！
（副）来，阿姆，弗要哭。有商量里哉。到东门外头三娘姨哚去借点＇ 亻奢＇来活搭活搭罢。
然而方言是活的语言，是常常变化的；语言变了，传写的文字也应该跟着变。即如二百年前昆曲说白里的代名词，和现在通用的代名词已不同了。故三十多年前韩子云作《海上花》时，他不能不大胆地作一番重新写定苏州话的大事业。有些音是可以借用现成的字的。有时候，他还有创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里说：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
这是采用现成的俗字。他又说：
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 勿要＇ 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读者请注意：韩子云只造了一个＇ 勿要＇ 字，而孙玉声先生在去年出版的笔记里却说他造了＇ 勿要＇ 、＇ 勿曾＇ 等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可以证明两件事：
（1 ）方言是时时变迁的。二百年前的苏州人说：
弗要说哉。那说弗曾？（《金锁记》）
三十多年前的苏州人说：
故歇＇ 勿要＇ 说二少爷勿曾来。（《海上花》二十三回）
孙玉声看惯了近年新添的“＇ 勿曾＇ ”字，遂以为这也是韩子云的创造了。（《海上奇书》原本可证）
（2 ）这一点还可以证明这三十多年中方言文学的进步。当韩子云造“＇ 勿要＇”字时，他还感觉有说明的必要。近人造“＇勿曾＇ ”字时，便一直造了，连说明都用不着了。这虽是《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功劳，然而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疑心作者以“子云”为字，后又改名“奇”，也许是表示仰慕那喜欢研究方言奇字的扬子云──即《方言》一书的作者汉代人扬雄──罢？）
关于方言文学的第二层困难──读者太少，──我们也可以引证孙先生的笔记：
逮至两书（《海上花》与《繁华梦》）相继出版，韩书……吴语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以与《石头记》并论也。
“松江颠公”似乎不赞成此说。他说《海上奇书》的销路不好，是因为“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但我们想来，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海上花》是一个开路先锋，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人对于小说不热心，对于方言土语的小说尤其不热心。那时道路交通很不便，苏州话通行的区域很有限；上海还在轿子与马车的时代，还在煤油灯的时代，商业远不如今日的繁盛；苏州妓女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江南，北方绝少南妓。所以当时传播吴语文学的工具只有昆曲一项。在那个时候，吴语的小说确然没有风行一时的可能。所以《海上花》出世以后，销路很不见好，翻印的本子绝少。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只见着一种小石印本，后来竟没有见别种本子。以后二十年中，连这种小石印本也找不着了。许多爱读小说的人竟不知有这部书。这种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方言文学创始之难，也就使我们对于那决心以吴语著书的韩子云感觉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苏白却不是《海上花》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它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馀味。《海上花》便不然了。《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馀韵。《小说史略》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风行一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海上花》的文学价值终究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赏。即如孙玉声先生，他虽然不赞成此书的苏州方言，却也不能不承认它是“绝好笔墨”。又如我十五六岁时就听我的哥哥绍之介绍《海上花》的好处。大概《海上花》虽然不曾受多数人的欢迎，却也得着了少数读者的欣赏赞叹。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作品应得的胜利。但《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我从前曾说：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岂但国语的文学是这样的！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三百年来，昆曲与弹词都是吴语文学的预备。但三百年来还没有一个第一流的文人完全用苏白作小说的。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的曹雪芹《红楼梦》的暗示，不顾当时文人的阻谏，不顾造字的困难，不顾他的书的不销行，毅然下决心用苏州土话作了一部精心结构的小说。他的书的文学价值终究引起了少数文人的赏鉴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后人作苏白文学的困难。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龟》一类的吴语小说相继出世。《九尾龟》一类书的大流行，便可以证明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吴语文学的运动此时已到了成熟时期了。
我们在这时候很郑重地把《海上花》重新校印出版。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十五、六、三十在北京
刘序
刘复
花也怜侬所作《海上花列传》，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当其清样打成时，恰巧我经过上海，馆中就把校阅清样这一件事嘱咐了我。我既有机会将此书细阅一过，自然阅完以后，乐得把所得到的一些见解写了下来。
适之向我说：这是吴语文学中第一部好书。《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将这书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结尾总评一句，说全书用平淡无奇的文笔写成。这在《小说史略》严峻的批评中，已可算得推崇备至的了。
胡、周两先生的说话是如此，自然我所能说的，也不过替它们加些注解便了。但是仔细一想，话却可以分作几段说。
第一段：说此书的著作者和他著作此书的起因。
花也怜侬究竟是什么样人，这问题我们一时竟是无从回答。据适之说：《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怜侬的朋友。适之想去看他一次，仔细打听打听。若然他这一次的访问能有美满的结果，那我就得恭喜他，他又可以大过其考据瘾了！
我们虽然没有能知道花也怜侬是什么样人，却从清华书房翻印的《海上花·序》中所说，和《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可以知道他著这部书，除开场所说“具菩提心，运广长舌，……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之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和赵朴斋为难。这件事，或者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在《海上奇书》第一期中所载《海上花列传·例言》中说：
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这几句话说得何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瞒过：小说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挂上个实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说得子虚乌有。这种办法，几乎已是个不成文的公式。所以作者的严重声明，反可以算得个不打自招的供状。
再看书中所纪赵朴斋、洪氏、赵二宝三人，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恶德没有？朴斋的谋事不成，堕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涂，全无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宝的热慕虚荣失身为妓，也是很普通的。以朴斋与吴松桥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洪氏与郭孝婆、周兰之类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便与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二宝与沈小红、黄翠凤之类相比，又究竟是谁更坏？然而松桥、周兰等辈的下场，都还不过如此；赵氏一家，却弄到凄凉万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书结束时，作者居心要糟蹋赵氏的痕迹，就愈加鲜明了。赵二宝要想嫁与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一种极平常的妄想。你说她能做到，固然可以；说她做不到，也就尽够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狯，说她预先置办嫁妆，平白地拖上数千金的债，到后来是一场无结果。这也就够之又够了；然而作者还不称心，还要拉出个赖三公子来大打房间；打了还不算，还要叫她做上一场哭不得笑不得的恶梦，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结。从这上面看，若说作者与赵氏并无过不去之处，请问他为什么把别人都轻轻地放过去了，却偏在这一家上大用气力，不肯宽让一分呢？
这种的事，我们诚然不得不认为是著作界中的一种耻辱。但是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处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作的动机”又是一件事。我们应当将这三件事分别而论，不可混为一谈。譬如我们在欧洲所看见的古监狱或古刑场，若要推溯它当年建筑时的用意或建筑以后所演过的一切惨剧，那就简直可以说，这类的东西都是要不得。非但是监狱与刑场，便是皇宫、教堂之类，也大都是独夫民贼劳民以逞的真凭实据。但是品评建筑的人，决不能把眼光对着这一方面看去：他们只应当就建筑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术上所占的地位与所具的特长，决不能于美不美之外，再管到别的什么。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极无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坏，即使有孔老夫子的亲笔署名，也逃不了批评家的喟然而叹！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在中国人却不免糊糊涂涂，彼此纠缠。所以陶渊明的人格，是无可指摘的；而一班想吃冷猪肉的老先生，却偏要摇头叹气，说什么“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这就是因作品以牵累作者了。《金瓶梅》一书，在“冷猪肉先生”眼中，当然是万恶之首，因为它们看这书时，所看的只是些“如此如此”，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但因相传此书作者，是预备写成之后，书角上浸了毒药去报仇的，于是“冷猪肉先生”又不得不谅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宥。这就是就作者以论作品了。这种批评的态度，真是错到了十二分以上。我们若不先将这层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笔便差，全盘都错。我们应当认明：著了书想敲赵朴斋的竹杠，是一笔账；文笔的好坏，方是《海上花》名下的一笔账：这就泾渭分明，两无牵累的了。
第二段：说此书的好处。
一书的好坏，本不是容易评定的。往往同是一书，或同是一书中的某一节，一个人看了以为极好，换一个人看了就以为极坏，而这两种评论所具有的价值，却不妨完全相等。所以我现在所要说的此书的好处，也不过把我个人的意思，大致写出些来便了。
我们看这部书，看不到几页就可以看出它笔法的新奇。在一般的小说中，遇到了事情繁复时，往往把一事叙了一段，暂且搁下，另说一事；到这另一事说得有些眉目，然后重行搁下，归还到原先的一事。在本书中却不是如此。他所用的方法，可以归作这样的一个程式：
有甲乙二人正在家中谈话，谈得一半，忽然来了一个丙把话头打断。等到丙出了门，却把甲乙二人抛开了，说丙在路上碰到了丁；两人话不投机，便相打起来。那边赶来了一个红头阿三，将他们一把拉进巡捕房：从此又把丙丁二人抛开了，却说红头阿三出了巡捕房，碰到了红头阿四，如何如何，……自此类推。必须经过许多的波折，然后想方法归还到最初的甲乙二人所谈的事；再经过许多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