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腄ELE考试做准备。
DELE是西班牙语作为外语的水平考试，相当于英语的托福和雅思考试。DELE等级证书持有者的西班牙语语言能力水平得到西班牙教育部、文化部和体育部正式承认，并拥有国际性认可。相比雅思和托福考试，它的优势在于，证书一旦获得，终身有效，因此对于西语学习者是个不小的驱策和诱惑。
我的西语学习开始于2010年十一月份，在香港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因为只有半日的课程安排，余下许多空闲时光无处打发，日子过得总也找不到主心骨。开学一个月后，因缘际会之下，我在学校图书馆的影音资料室里通过网上的教学视频学起了法语。这样不痛不痒地过了一个半月，学完了《法语》第一册的内容。
之后有一天，系里邀请了联合国内罗毕分部的口译负责人过来演讲，同时签署学生实习项目的合作协议。对方是个人高马大的西班牙胡须男，刚刚在澳门做完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会议同传，一张嘴就是“Buenas noches”和一连串听不懂的东西，观众席上英语口译和笔译硕士班的一众学生瞠目结舌：这哥们，开完会频道还没转过来呢吧！
果然，在同传课老师陈虹上台沟通之后，我们的贵客，Juan先生连忙致歉，解释说自己过去的两天一直在从葡萄牙语译入西班牙语，惯性之下忘记应该用英语发言。然后他话锋一转，几分严肃地看着我们，慷慨陈词：“但是这并不是我的错呀，你们这些娃娃怎么会听不懂西班牙语呢！你们知道现在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口译人才在国际市场上多么紧俏吗？”
我这个在选择第三外语学习时立场本就不坚定的孩子，在他的一番鼓动之下，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法语，投入了可与上帝对话的西班牙语的怀抱。
我在一个域名为西语学习的网站找到了西语教学视频，同时也查阅到大量的就业信息。那个时候我们的专业学习还没有划分具体的方向，要等上学期期末考试后，根据两门口译基础课的考试成绩，确定下学期的主攻方向。两门考试都达到B＋的学生，才有资格选择口译方向，向同声翻译的阶梯进军。
因此，我看着西语网站上众多的外派工作机会，心里打起了额外的算盘。如果学期末进不了口译班，也许我可以在学好西语后，找份外派到南美洲的工作，一边挣钱一边体验异域风情，两三年后回来，在成都这样的宜居城市买间单身公寓，从此安居乐业，多美。
不归路自此踏上。自那以后，除去上课的时间我都泡在图书馆里，每天固定挪出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啃让人叫苦不迭的语法。繁复另类的动词变位和匪夷所思的时态组成，一段时间下来，还没能跟上帝对话，我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去见上帝了。
放完寒假回到香港，因为两门口译基础课程都达到了B＋，我顺利进入口译班进行下学期课程的学习。然而因为预期外口译班补交的两万学费和五月份泰国曼谷联合国分部的实习开销，我不忍心再向爸妈张口要钱，不得不身体力行节衣缩食四个大字。早上自己煮了白粥，放些黄豆或火腿增加营养，然后在去学校的路上绕一条街去一家便宜足量的面包店，买几个糖分高的面包喂饱自己。每天出门时，我用塑料袋装上中午和晚上要消耗的水果，通常是两个硕大的番石榴，或者两个苹果和两根香蕉，对着《现代西班牙语》的课本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个小时。
回头想想，那个时候真是有牙劲。为了避免吃完水果更饿，我耍了个小聪明。我从来不在正午最饿的时候吃东西，上午的课上完之后，先到图书馆睡个大觉，醒来大约下午两点时去卫生间用冷水敷敷眼睛，回到座位再开始啃水果。这时的进食能在最恰当的时候补充能量，让人精力充沛。刚开始的时候也会饿得发慌，经常啃着一个番石榴，对着让人叹为观止的动词变位，忍着胃里的闹腾暗自骂娘。可是并不觉得痛苦或是委屈，除了每天晚上九十点回家路上，无数食物的香味扑鼻而来时，旺盛分泌的口水总是背叛心里倔强的坚持。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成功地贯彻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西语书”。学校毗邻维达利亚港，以往闲时我喜欢一个人踩着星光大道吹吹海风，但闭关的那三个月里我一次没再去过。每天机械地往返于教学楼和图书馆，生活简单而踏实，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今天哪个临时的事情可能会分流我三个小时完整的学习时间，我怎样去把它补回来。
2011年的四月初，机缘巧合下我结识了一名基督教的女传教士，之后的每周日，我会去佐敦的一个小教堂，听教徒们祷告，中午和他们一起享用丰盛的午餐。教徒里有一些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的年轻人，我和他们交谈，练习自己糟糕的口语。这样既娱乐又学习的时光也成了我一周最快乐的事情。
四月末，研究生课程全部结束。我在继续西语攻坚战的同时，找到了两家语言机构教授普通话课程，生活因而变得更加忙碌和充实。我的学生有中文的狂热爱好者，有迫于工作需要前来充电的上班族，还有为升学做准备的小朋友。学习出发点不同，水平和资质也各有千秋。有一个德国和墨西哥混血的漂亮小男孩，我在用英语教他普通话的同时，偶尔和他用西语交谈，教学相长，趣味横生。
这一年的五月份，口译班的十个同学在陈虹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泰国曼谷参加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并在会务组特别设置的同传房间展开实习同声传译。因为主要与会国集中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没有派上用场，西语和阿语的同传间也因此一直闲置着。我在十五分钟轮次结束的休息期间，常常路过西语同传间，手抚上门上“Spanish”的标志，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有一天，我也要坐在这样的房间里，并且把西语加入自己的语言组合。
2011年七月工作之后，因为空闲时间的急剧缩减，先前以教科书为中心的学习战略无法继续实施，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阅读时事新闻、练习口语和提高听力上。无奈频繁的出差和强度的工作让人逐渐提不起劲头，到十月份去桂林之前，我的疲惫感攀至高峰。我试图像之前那般强迫自己在出差和上班之外捡拾新的东西，却屡屡败给心理上的不情不愿。
桂林之行的飞机上有一半是国外的游客。有一个热闹的法国旅行团，到达目的地提取行李时，男男女女在身侧咿咿呀呀，偶尔蹦出来几个熟悉的词，让出于职业病耳朵机灵的我有瞬间电流加身的感觉。
那个瞬间我豁然开朗，我含辛茹苦地学英语、学西语，不是为了考几个证书，赚房子首付，而是为了将来有机会一个人行走世界时，可以自由地和当地的人们交谈，为了能在未来，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
一个人的生命里能有多少这样，出发时单纯，过程变复杂，最终还能返璞归真的事情？所以我很感激。
塞万提斯图书馆对着马路开了几扇窗户，有横生出来的梧桐枝桠，调皮地钻进房间。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西班牙语谚语集，随意翻开，看到一句温暖的话：“天空不会背弃鸟儿，要飞，就要给自己翅膀。”
不能比翼双飞，一只鸟儿也要飞得精彩。所以，我得加油。
孔雀东南飞
袁更新
日子在平淡中溜走，无声无息。我在八月初入职，到十一月初实习期结束转为正式员工。
就工作内容而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机场这个小人间，有人负责迎来，我则专职送往。唯一明显的不同反映在胸前的名牌上，过去三个月里我的名牌与上百号跟我同期入职的公司员工一样，上面标着三个大字：实习生，而现在换成了另外三个字：袁更新。
我一直觉着，采用“实习生”的统一称呼是航空公司的智慧人性之举。一方面，实习生初来乍到，总比老员工谨小慎微，做了让人愉快的好事，旅客有意向写表扬信时，看一眼名牌，上面是大一统的称呼和闪闪发亮的公司Logo，多数人会留下对公司的光辉印象之后满意离开；如果是经验不足做了坏事，旅客有意向投诉时，名牌上展现的是无实指的三个字，暗示“我是菜鸟”，多数人也会恻隐心发作，默默离开。所以无论对于航空公司还是员工本人，这种制度无疑是一种隐性保护。
转了证，一下子戴上镶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感情上有些不太习惯。好像自己是冰箱里待吃的食物，覆在外面的保鲜膜被突然揭开，嗖嗖冷意毫无阻隔地侵入体肤。以前做实习生时，乘客想投诉，行啊，我姓实，叫习生，您尽管去。现如今再也不能这样视死如归了。
然而有失必有得，如果碰上有旅客表达感谢，我可以一边假意推辞，一边努力地昂首挺胸让自己的名字进入对方视线。我叫袁更新，要表扬，您甭客气。
有一句十分可爱的话，叫想什么来什么。还有一句十分不可爱的话，叫不想什么来什么。我这么说，你应该猜得到，我属于二者一中的哪一者。
十一月三号，我转正的第三天。乌云压城，海风汹涌。
早上三点半，未及被手机闹铃唤醒，宿舍窗玻璃充满节奏感的阵阵战栗声便成功将我从梦中拽进现实。涛子今天和我一起当值，这厮在我头晕脑胀地换衣服撞到门框时恰好从卫生间回来，目睹了人间惨剧的发生，他腾出一只端脸盆的手，探了探我的面门，接着移位到我的肩膀，在那里狠狠地捏了一把：“兄弟，你今天诸事不顺啊！”
我有气无力地白他一眼：“大神，您觉没睡够吧？没睡够回去躺着，别拿我倾泻怨气，哥刚转正，坑不起。”
我说这话绝对不是无端冤枉，而是完全凭着经验和良心。涛子第一次给我掐算，是我上岗第一天，按他的说法，我会势不可挡地横扫值机柜台。而事实上，当天台风大作，到了晚上暴雨倾盆，许多航班困在停机坪迟迟不能起飞，值机柜台塞满了焦急询问的旅客，我在一片怨声载道中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半。事后涛子同学给出的解释是：“我说了横扫，没说是往好了横扫。”一听就是预言粉碎后□□裸的狡辩。
而他之后与我有关的所有掐算里，破灭的最无可辩驳的要数关于我和林栗的那遭。九月初，林栗追求我成功之后，涛子一边咬牙切齿地表示女人只会受皮相蛊惑，一边幸灾乐祸地展开酸葡萄性质的自我宽慰：“呵呵，你小子这回算是栽了，到林姑娘这儿，你游戏花丛的日子就终结了。”我嫌无聊不搭理他，他又拿腔拿调地学着东北人的口音吆喝：“那个啥，喜糖我可以不吃，份子钱你也甭要了，哥一月就这俩钱儿，都给你了咋整呢？”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常装大神，总能中回标。
早上五点半，厦门飞往西安的8217次航班开始办理登机。西安和桂林，向来是国外游客的心头好。一个千年历史，积淀深厚，一个十里画廊，风光旖旎。这趟航班的乘客中，不下三分之一是高眉深目的外国人。
起飞前一个半小时，柜台前等待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放眼望去，每一两个熟悉的同胞面孔中都夹杂着外邦人士。我把登机牌递给面前这位英语口音和我一样不忍卒闻的大胡子印度男，接着从一位面目和善的同胞手中接过证件，轻轻扫一眼，便埋下头揶揄地扯了扯嘴角：小日本啊小日本，哥怎么把你归成同胞了，罪过。
这样想着，就忙着调取航班信息，打印登机牌和把行李过磅，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祝他一路顺风，瞥见后面迫不及待递上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进行下一位货真价实同胞的接待。
赶早班机的旅客为了避免错过航班，一般较为谨慎，不会踩着点来。半个小时之后，除去零零星星的旅客，这次航班的登机牌基本办完了。我抬手揉揉有些发酸的脖颈，松懈了坐姿仰在椅子上，一边翻看网站上的英语新闻。
《金融时报》十月三十日的消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求日本医用产品及数码相机制造商奥林巴斯做出澄清，解释其踪迹超过十亿美元的几宗收购案咨询费用。
我一声冷笑，不安生的小日本，这几年换多少首相了。野田佳彦，名字就挺怪异，译成英文更怪异，叫什么Yoshihiko Noda。
我突然想起，刚刚那个日本旅客，似乎也叫Yo什么Noda，Yo什么来着？
我翻查到伪同胞的信息，姓名栏里显示的是Yosuke Noda，和Yoshihiko相差不多，难怪我会觉得熟悉。我笑一笑，觉得蛮得意，我的英文进步神速嘛，连日本人这么难搞的名字都留心到了。
可是下一秒，我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整个人几乎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短暂的一瞬不幸闪到脖子，酸疼无比。
但此时我已经顾不得这无关紧要的疼痛了。我瞪着那令人纠结的英文名字和对应的客票状态栏，顷刻间脊背发凉，这个让人蛋疼的小日本啊，他的电子票号哪去啦？
在确认系统里没有他的电子票号信息后，我额头上开始冒白毛汗了。没有电子票号，就等于订票时没有付款，如果他登机离开，根据公司规定，他此行的机票，就要我给他全额报销了！
我能不冒白毛汗吗？我一个月工资的剩余还抵不上这张机票的全价啊！
我一般在心里痛骂自己大意，一边迅速做出反应。向领班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让同事替我顶上，然后迅速地穿过人群越过安检直奔二十二号登机口。
此前因为早餐抢油条抢不到挨饿的累累积怨，我对安检的那帮家伙一直情不自禁地横眉冷对，这次冷不丁有事相求，感情上还真是别扭得很。我硬着头皮说明来意，结果人家二话不说就放我过去，致使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一边大步跑着冲向登机口，一边做深刻的自我批评：以后一定早起五分钟，班车上占个好座位，到食堂动作快一点，抢油条时绝对一马当先，横扫窗口，不和安检的同事们产生正面冲突。
等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二十二号登机口，距离开始登机还剩二十五分钟。登机口熙熙攘攘，我迅速地扫视了一遍座位区，然后一排一排仔细筛查。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子，一个妈妈正坐在椅子上弯腰给孩子系着鞋带，而她左边，一个男士正慢条斯理地把手提电脑往挎包里塞。我定睛一看，顿时激动得汗水涟涟，是我那亲爱的小日本Yosuke Noda先生啊！
我抑制不住兴奋地走到他跟前，顿住脚，稳住声线：“先生，打扰一下。”
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我，思索一瞬，然后用日本人特有的英语声调回答：“是你，有事儿吗？”
我向他致以歉意的微笑：“对不起先生，因为我的疏忽，没留意到您的航班信息里没有电子票号。也就是说，您的机票还没有付款，您需要先行购票才能登机。”
当然了，以我的口语水平，这样整齐漂亮的表达仅限于自己脑中规划。实际上，我花了两分钟的时间用肢解过的句子连说带比划，终于让他明白了我的来意。
事实证明，日本人的礼貌和严谨是无非厚非的。他向我再三道歉，解释说自己临时订票，秘书可能办事不周，并且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去售票处重新购票。
顾不上他的抑扬顿挫和自己的辞不达意所产生的交流障碍，我一边不住点头表示理解他的真诚歉意，一边打手势示意他抓紧跟上我。
我在前面领路，和Noda先生一路狂奔，赶在登机开始前买好了机票并重新办理了登机牌。沿途左闪右避异常狼狈，却在最后油然而生转危为安的骄傲感。虽然此前担惊受怕，此时却有畅快情绪满溢胸怀。
这是今天我与恶运的第一次交锋，以我险些酿成大错和最终峰回路转收尾。随后而来的二次对阵，惊险程度不比这个，却让人大为光火。
下午三点，迎来了另一趟航班的办票高峰，8535，四点半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一个从上海过来的旅行团挤在柜台前叽叽喳喳，带队的是个年轻姑娘，高眉细眼，唇线凌厉，传说中上海人的精明摸样。她把一行三十多人的身份证在我面前“哗啦”摊开，语气傲慢地甩出三个字：“办登机”。
三十多人，几乎每个人都托运了十几公斤的行李，还有几件超出二十公斤，仅仅是翻箱子贴行李票，全部弄下来，我的两只手都有些酸麻。
有□□个人，在我正忙着挨个调出信息打印登机牌时，急不可耐地挤上来围着柜台嚷嚷：“哎哎，我们要靠近窗口的位子，别的不坐。”
我有些诧异地抬头。干这份工作三个多月，指明要求过道、窗口甚至中间座位的乘客不在少数，但明确声称“别的不坐”的人还是头一回遇着。我觉得有些好笑，一边好脾气地回应：“对不起，请你们按顺序等待一下，我叫到名字的时候会各自给你们安排。”
先是两三个人不答应，接着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炸开了锅：“那怎么行呢！轮到我了没有了怎么办！”“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能这么办事情，乘客想要什么你们得满足啊。”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觉得头大，而此时，本该站出来安抚众人情绪的女领队却叉着手站在一旁，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表情打量着我，像等着一台好戏上演。
遇到难缠的对象，不能手起刀落，只能暗叹倒霉。我沉了口气，面不改色地继续为人民服务：“那好，你们有谁需要窗口位子的，请举手示意，然后站在旁边排个队，我尽量给你们安排。”
话一落音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举起手来的不只先前的□□个，而有足足十几个人。我皱着眉头瞅了眼电脑屏幕上的位置分配，余下的靠窗座位已经不足十个了。
这个时候再让他们自主协商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了，后面队伍里的乘客已经有些蠢蠢欲动，无奈之下，我转向领队，语气柔和地试图寻求帮助：“没有这么多靠窗位子了，能不能麻烦你的队员商量一下，把这些座位留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看戏的人此时被给予了参演机会，她眉毛一挑，我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只觉得此人浑身的戏剧元素都要撒欢了。
果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