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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原樵尾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会仉人杰居然和他并步齐躯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他知道自己遇上一位棘手的对手。
在德国求学的时候彬原就知道仉人杰是人中之龙，只不过国家的衰败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屈就在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没想到他也在进行这项研究。
彬原急于想知道爷爷的研究进程，是否已经突破他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如果可能，最好能得到爷爷研究的全部原始资料。
但中国方面对421工程防范很严密，戴笠亲自过问这件事，土肥原一时间也难以得手。
爷爷的研究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间，人财物的供给逐渐增加，研究组也补充了新鲜血液。
上峰给爷爷配备了工作助手，叫唐友利，这是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是研究组最年轻的成员。
爷爷爱惜小伙子学问扎实、头脑机灵，对他非常赏识。
唐友利喜欢和人聊自己在苏联留学的事，久而久之，同事们送他个绰号“唐尤里”。尤里是苏联人常用的名字。
随着对日战争明朗化，中国人民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也得到了大量来自美英的物资援助。
421工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资金供应，研究进程迅速加快。
蒋介石准备在日本战败后消灭共产党，这时候他想到了精神武器。
如果能将共产党人全部洗脑，所有人都乖乖听他蒋某人的话，岂不是要省掉很多麻烦。
当然这些心腹事是不能对外人讲的，像我爷爷这样的科学家更不可能知道最高领袖心里怎么想的。
他们只知道尽快完成实验，为拯救民族尽到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实验条件越来越好，研究进程越来越快。
到1944年下半年，爷爷领导的小组已经攻克了精神物化第一阶段所有的技术难题，当然，主要是理论上的，配合了小规模的实验研究。
研究组欢呼雀跃，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就在他们积极准备将理论结果付诸于大规模实验验证的时候，突然，一个夜晚，灾难降临了。
主实验室连同附近的操作值班室和休息室同时燃起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将所有数据资料和研究器材烧得片瓦不留，还烧死了至少两名科学家，失踪数人，可能是连骨头都碳化了。
十年心血，毁于一旦，爷爷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身体迅速垮掉，健康迅速恶化，不久患重病卧床不起，终于1945年夏与世长辞。
由于爷爷是主要负责人，他一死，整个研究组群龙无首，421工程项目陷入停顿。
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内战，一时间国民党各方面条件大大优于共产党，蒋介石对军事消灭共产主义信心满满，也就不再上心421工程，研究终于不了了之。
爷爷去世的时候，爸爸尚未成人，跟着奶奶回到了青田老家。
很快，日本投降。
爸爸考上沈阳一所医学院的预科生资格，离开老家前往东北求学。
等到全国解放时，爸爸刚好参加工作。他也是从事医学研究，不过他研究的不是精神病学，他学的是颅外科。
1958年，爸爸遇到妈妈，他们一见钟情，很快就结了婚。
1959年，我出生了。
爷爷生前有记日记和工作笔记的习惯，而且，这些日记和工作笔记从不在单位做，而是晚上回到家里再写。
幸亏如此，才逃脱了那场火灾。
幸亏如此，我才有机会读到这些历史资料。
爷爷病逝后，奶奶将他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共七个大塑料本全都带回老家。
奶奶去世后，爸爸又将这些资料带到沈阳。
文革前夕，各单位人际关系开始紧张，到处能看到一群群“特务”或“右派”被革命小将们用绳索捆绑着送到批斗大会。
所有“特务”或“右派”的家无不被抄，掘地三尺寻找各种所谓的罪证。
被抄过的家一片狼籍，不像样子，所有值钱或有嫌疑的物品全被扫荡一空。
爸爸知道，就凭他国军后裔的身份，根本禁不起调查，迟早一天也得被人揪成“国民党特务”或“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
妈妈的成分也不好，外公是位富商，论起来也在被打倒之列。
而且，别的不说，仅爷爷那七本塑料皮的笔记就是铁证一件。
这要被翻出来，定什么罪名都不为过。
妈妈几次提出要将这些惹祸的笔记烧掉，爸爸坚决不同意，说是无价的宝贝，一定要留下来，说不定有朝一日国家会用到它。
妈妈只好将这些笔记密封起来东躲西藏。
果然，1966年年底，小心翼翼的爸妈还是被人点到名字，他们知道，留给自己自由的时间不多了。
第九章 秘密
第九章 秘密
爸爸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二爸爸是内蒙古扎鲁特旗的一位猎户，是屯子里一名出色的猎手，也是个孝子。
1957年夏，二爸爸的母亲因意外掉落山崖，颅骨破裂，情况非常严重。
屯子里的乡亲都劝他算了，尽到人事就行了。这么重的伤情，能活几天是几天，别费心到处看病了。
二爸爸不答应：“我只有一个老娘，不看哪行。”
就这样，他居然用太平车千里迢迢将母亲拉到沈阳，给她看病。
但老太太伤情实在太重，几家医院都劝二爸爸放弃治疗。
有家医院倒是表示可以试试看，但费用不菲，这家医院就是爸爸所在的单位。
这时候二爸爸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根本就住不起院。
二爸爸无奈只好在大街上到处求人，这时候，他意外遇到了爸爸。
爸爸听了他的事非常感动，当下资助他一部分钱，又帮忙安排老太太住上医院。
爸爸也是颅外科医生，当下和同事研究了一整套医疗方案，经过精心治疗，老太太居然慢慢好转。三个月后，老太太基本康复。
三个月来，爸爸多次替二爸爸的母亲垫付医药费，二爸爸千恩万谢，就差跪下来磕头了。
二爸爸临走时，含着热泪握住爸爸的手：“大哥，你是俺家的大恩人。这辈子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的恩情。”
爸爸也很动情。三个月来，他发现二爸爸这人不但是个孝子，而且重情重义，虽然识字不多，却是难得的好人。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二爸爸带着母亲回去了。
后来，二爸爸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带点土特产什么的看望爸爸，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异性兄弟。
爸爸和妈妈商量好，要把我托付给二爸爸，因为形势发展已经很严重。他们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更别说照顾我了。
爸爸连夜给二爸爸写了封信，让他偷偷来趟沈阳。
二爸爸果然来了。
爸妈简要说明情况，请他将我带走抚养。据爸爸分析，他们也许很快就会被捕。
二爸爸十分爽快：“大哥大嫂，你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请你们放心，我决不会让孩子吃苦的。”
爸妈非常感动，将家中值钱的细软连同一大箱书一并让二爸爸带走。
二爸爸开始不愿意要爸妈的钱，爸爸说：“兄弟，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孩子的，我们也许很快就用不着了，你带上，以后好生活。”二爸爸这才不推辞。
妈妈抱着我小声哭了一场，爸爸和二爸爸也在一旁抹眼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爸爸。不久，他和妈妈被人检举揭发，成了铁杆的“国民党特务”，爸爸在一次批斗后跳楼自杀，妈妈则从此下落不明。
这都是二爸爸后来偷偷溜回沈阳打听，回到屯子里告诉我的。
我哭了好久，但毫无办法。整个社会已经扭曲，一个小家庭的毁灭没人会大惊小怪，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很小的时候爸妈就教我读书写字，等离家的时候，虽然才七岁，但已经学了不少字，也能慢慢看懂一些书籍了。
我跟二爸爸来到屯子才发现，这里的孩子还没有上学，许多人直到十岁才被送到很远的学校读书认字。
二爸爸对屯子里的乡亲说我是从孤儿院领养的孤儿。
我那时已懂事，知道自己的身世，虽然很喜欢很信任他，却无法改口叫他爸爸，于是就喊他二爸爸。
二爸爸很实在，并不在意称呼，就这样，我一直喊到现在。
二爸爸终身未婚，他说他不喜欢女人，还是一个人到处打猎最有意思。
现在有了我这个儿子，就更不想结婚了。
由于来的时候爸爸送给二爸爸许多细软，生活并不成问题。
但二爸爸更喜欢猎户的生活，常常带着我到处转悠。
我就这样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变成了森林猎人。
不过我从没有丢下书。
上学的时候，学校老师很惊讶我已经掌握了那么多知识，问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他们在孤儿院学的。
沈阳是大城市，孤儿院的福利也好，教孩子及早识字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朴实的老师和乡亲并没怀疑我的话。
勉强上到初中，就无法继续上课了，文革的乱潮已经波及到最边缘的乡村，学校停课了。
我常常拿出书箱的书仔细地读，爸爸给我带了许多历史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读历史，也许想让我从历史中学到做人的道理。
还有不少科学、文学方面的书籍，林林总总。
我把书箱藏在土炕一个很隐秘的角落，平时拿出一本就重新盖好，免得别人发现。
我一边跟着二爸爸到处游猎，一边读书。
二爸爸识字不多，也不喜欢读书，却喜欢看着我读书，一边看一边笑。
“虎子，等你长大了，有机会还是回到城市去，找个体面的工作，你小子脑子的东西比我多，回到城市更有出息，这里不适合你。”二爸爸喜欢这样说，好像我回到城市，他才算完成了一项交代。
我来到屯子后，改名李虎，其实我原来的名字叫仉华强。
“不，二爸爸，我要留下来，陪你一辈子。”
二爸爸一脸的笑，十分幸福和满足，黝黑的大脸被火苗子照射出快乐的光。
不知道有多少夜晚，就是这样，在野外点一堆篝火，二爸爸在一旁“吧嗒吧嗒”抽烟，我则坐在火堆旁读书。
直到来屯子第六个年头，我十三岁那年，几乎把书箱上层的书籍全都囫囵吞枣读了一个遍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书箱原来是夹层的。
小心翼翼打开夹层，发现夹层下面整整齐齐摆着七本塑料皮的笔记本，还有折叠得四四方方的一封信。
我激动地打开信，原来是爸爸的遗言
“华强，我的孩子：
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封信，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们父子很可能已经永别了。把你送走是我能想到最安全又最无奈的事，我和你妈已经别无选择，这不是我们能做主的，什么都不要抱怨，这是命运。
这七个塑料本是你爷爷当年留下来的工作笔记，他是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医官，但他是个好人，你不必有什么心理障碍。这些笔记记载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你也许能看懂一些，也许根本看不懂，这都不重要，听着，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要求你：
第一：这七本笔记无比重要，一定不能弄丢或弄坏，千万要妥善保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包括你的养父。
第二：你能看懂多少就看多少，千万不要外传或到处询问，这是一份绝密资料，没人会告诉你答案的。
第三：将来，如果还有将来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笔记献给国家，但一定要等到社会真正太平以后，现在绝对不可以。什么叫太平，我想你长大了可以理解。
第四：不论你在养父那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定要吃苦耐劳，刻苦学习，谦虚谨慎，老实做人，这一箱子书就是我送给你最后的礼物，一定不要放松学习，不管别人怎么说。
其他没什么了，信阅后烧掉，希望你听话。
？ 爸爸 仉振国
1966年12月1日”
泪水夺眶而出，爸爸的心思如此慎密而深远，对我的寄托如此重大而期望，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第十章 宿营
第十章 宿营
一开始我有些恼恨爸妈一定要我离开他们跟随二爸爸来到这偏僻而落后的屯子，现在才慢慢明白这一切的背后原来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和无奈。
从此，我经常偷偷翻看这些笔记本，但什么也看不懂。
当然，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看懂这些东西，那些深奥的医学名词和晦涩的表达让我如坠云里雾里。
不过，我还是从爷爷一些叙述性的表达中模模糊糊读懂一些东西。
我一遍遍翻看这些笔记，直到慢慢长大，终于慢慢读懂一些，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天哪，这绝对是痴人说梦，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在心里一遍遍抗拒着自己的眼睛。
但事实又不容我不相信，笔记记载的时间跨度非常长，前后接近十三年，字迹也有很大不同，里面还有很多插图。虽然纸质有些发黄，仍然十分清晰。
当我越来越清晰整个故事原委的时候，震惊也就越来越大，但我什么也不敢说，除非我疯了。
我把笔记用油纸包好，装进坛子中，埋入深深的地下。
之所以用这么冗长的笔墨来重述整个故事，是因为我想表达当我听到张连长下意识说出“零号基地”时的震惊。
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无意中接近了爷爷笔记中的那个巨大秘密。
像我这种身份的孩子本来这辈子也是毫无希望能接触到实情的。
如果张连长口中的“零号基地”果真是爷爷笔记里日本关东军在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的“零号基地”，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敢说，目前全中国知道零号基地秘密的不会超过十个人。
以张连长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知道这件事。
不要说他，就是那些开国将军们也不可能知道零号基地的存在。
那么这些人究竟在寻找什么东西。
难道日军的零号基地真的就建在附近？
想到这里，我感觉浑身的热血都开始沸腾。
我尽量压抑着情绪，不让这些人看出异样。
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放心我参与这次行动。
假如我能顺利参与行动，也许真有希望亲眼看看爷爷笔记中日军的零号基地究竟什么样子。
张连长看我不言语，就问我：“喂，小伙子，想什么呢？”
我一下子从回忆和沉思中被惊醒，笑了笑，表示没什么。
我说，我在想究竟走哪条路比较好。
张连长和赵科长对望一下，点点头。然后，他们招呼其他人下车，简单吃点东西再赶路，于是三辆车的人都陆续下来，拿出酒精炉和干粮，生火做饭。
席苗这时候最忙，队伍里就她一个女人，做饭弄什么的忙得团团转。我不知道队伍带着位姑娘什么意思？这不是很不方便吗？
很快，饭就弄好了，不外乎将压缩饼干一类的干粮泡软和，再打开一点罐头，就着吃。口感不是很好。我吃鲜肉吃惯了，对这种罐头食品一时上不来口味。
不过，我挑了两条鱼喂黑背，又给它喝了点水。
吃过饭，张连长将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小会，他说：“同志们，我和赵科长刚才商量过，又征求一下虎子的意见，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原始森林，不知道大家现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如果有，现在就提出来，等进了大森林，想起来也晚了。”
大家一听就七嘴八舌，表情都很激动，好像他们早就期盼着进入大森林。
大森林有什么好玩的，一个不小心就能要命，这些人都是外面的，好奇心比较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困难。
大家叽叽喳喳说了一些，都是些无关紧要的。
赵科长将脸扭向我：“虎子，你还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大家的眼光一下子全落在我身上。
我清清鼻腔，冲大家笑了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车子估计往里走不了太远，原始森林里基本上没路，都是厚厚的落叶和松针，人踩在上面能没到腿肚子，车很难通过，再说，里面的树林实在太茂密，也很难找到一直能开车的缝隙，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开车，因为这里还不是真正的原始森林，这里只是森林的边缘地缘，真要去森林深处，大家要做好步行的准备。”
张连长点点头：“好，大家把这次任务的艰巨性考虑充分，我们一步步来，走到哪里算哪里，实在不行就步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大家说，有没有信心？”
“有。”三位小战士齐声应答，吓了我一跳，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席苗在旁偷偷地笑，好像是笑我没见过世面。
自始至终那位教授模样的人都没说话，一句话也没说。
张连长和赵科长对他却极为尊敬，称呼他“教授”，没想到真是位教授。
生火做饭杂活什么的全不用他干，他就是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等吃。
其他人也不去打扰他，一个人在那里坐着，吸烟，发呆，想东西。
我们在讨论前进路线的时候他好像也没听，继续在沉思。
吃过饭，继续上路。
果然，车子又往里行了两三个小时，路越来越难走了，车速越来越慢，有几次，先导的车子陷进很深的泥泞里，费了很大劲才开出来。还有几次，因为林子太过茂密，车子差点撞在树上，看来吉普车的使命快到头了。
等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茫茫丛林。四周一下子变得寂静下来，各个方向看上去都差不多，这正是原始森林最可怕的地方。即使是一片并不十分大的林子，不明就里的人也会被活活困死在里面，因为会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原地打转。
森林里的夜晚会提前到来，因光线很快就让行动变得很艰难，加上路况不好，张连长和赵科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地扎营休息。
我们支起帐篷，生火做饭。席苗是女同志，自己一个人住一顶帐篷，教授也是一个人住一顶帐篷。剩下的六个人包括我分成三班，轮流守夜。
我和向导车司机小黄被分到第二班守夜，第一班是张连长和一个叫从峰的小战士，从峰兼任教授座车的司机。最后一班是赵科长和他的司机孙大壮。
因为半夜要值班，我和小黄吃过晚饭早早就钻进帐篷睡觉去了。
黑背就蹲在我头顶的地方，一声也不吭。几年下来，我俩形成了默契，只要晚上我睡觉，这只猴子就为我放哨。
猴子是一种比狗还机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