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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雷靠在引擎盖边，紧紧抓着自己的胳膊，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你走吧！带上那该死的钱，还有箱子！”
“你不该企图敲诈我的，帕斯卡。”
“你说对了，赶紧带上所有的东西走吧。”
“你说中了一件事情。”英国男子话音刚落，他那把沉重的双刃短刀顷刻间就从前臂的袖口出鞘，滑落到掌心，锯齿状的刀刃寒光一闪，帕斯卡·德伯雷立刻倒在血泊中。他面色惨白，封喉的尖刀几乎插进了脊柱。
德伯雷的车钥匙还插在点火器上，英国男子拔下钥匙，用它打开了后备箱。只见后备箱里还放了口箱子，打开箱盖，里面放着一模一样的装置。估计这个法国佬今晚还有一笔交易。英国男子或许拯救了某个可怜的商店。他盖上箱盖，轻轻合上了后备箱。
仓库里遍地血泊，英国男子穿过尸堆，走到引擎盖前。他打开引擎盖上的手提箱，把时间设定为三分钟。然后盖上盖子，把箱子放在了两具尸体之间。
英国男子从容不迫地穿过货仓，打开了门。接着，他折返回来，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当他转动钥匙时，引擎呼哧呼哧地响了几声，随即熄火。可恶——这是帕斯卡的怨灵在作祟吗？英国男子又试了一次，这次引擎很快就启动了。
他把车倒出车位，开进车道，飙车穿过铁丝网大院的门。炸弹爆炸时，后视镜反射过来的强光几乎晃瞎了他的眼。他开着车，沿着河岸往巴黎驶去，由于眼睛受到了太大的刺激，视野中出现了许多紫色的小斑点。
十分钟后，他把德伯雷的车停在地铁站附近的拖车带，下了车，取出后备箱里的手提箱，将车钥匙扔进垃圾箱，然后走下台阶，进入地铁站，上了一辆车。
他想起科西嘉的老占卜师曾经让他当心一个神秘的男子。他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帕斯卡·德伯雷。
他在卢森堡站下了车，徒步行走在第五区湿漉漉的大街上，准备回圣雅克路的旅馆。上楼回房间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回来的路上也没有看到警察设立的关卡。德伯雷所说的突击检查肯定是个谎话。
17
巴黎
加百列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会会维尔纳·米勒了。于是第二天早晨，他给画廊打了个电话。
“米勒，早上好。”
“你会说德语吗？”
“会。”
加百列转而说起了德语。
“我这周末在你画廊窗前看到一幅画，我对那幅画很感兴趣。”
“哪幅画？”
“让…乔治·希恩画的插花图。”
“原来是那幅啊，漂亮吧？”
“当然，我在想今天能不能看看那幅画。”
“抱歉，今天时间有点安排不过来，我比较忙。”
“噢，真的吗？”
加百列连续三天都在监听画廊的电话记录，他敢肯定米勒腾得出这个时间。
“我去找下备忘录，看看行程安排吧，您能稍等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
“噢，我找到备忘录啦。刚好今天下午有个客户的预约取消了。”
“真是太巧了。”
“您大概多久能到？”
“其实我住在附近，只要十到十五分钟就能走到店里。”
“那太好啦。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乌布利希。”
“恭候您的光临，乌布利希先生。”
加百列挂了电话。他很快收拾好了行李，将伯莱塔手枪夹在裤腰带里，然后又检查了一遍房间，确保没什么痕迹留下来之后，便走到窗前，看了看斜对面的画廊。有个男的在画廊门口按门铃。这名男子中等个头，头发呈深色，右手拿着一只手提箱。或许米勒说的那个预约并没有被取消。加百列很快拿出了相机，用尽所有的胶卷拍下了这个不速之客，然后拿出胶卷，放进口袋，将相机放回了包里。
退房时，前台经理见基弗先生这么快就要离店，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他问基弗先生是否对酒店的各项服务感到满意。加百列回答说，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出了旅店，细雨轻轻打在脸上。租来的雷诺座驾停靠在旅馆外的街角处，挡风玻璃的雨刮上夹着两张罚单。加百列将罚单抽出，放进口袋，然后把行李包扔进了后备箱。
他看了看表，刚才和米勒通电话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他应该晚去几分钟，好给那个德国佬留出时间来接待那位不速之客。他绕着街道走了两圈，确认自己没被跟踪后，便径直走向画廊，按响了门铃。米勒给他开了门。
“早上好，乌布利希先生。看你这么久没来，我都有点担心了呢。”
“其实我找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点迷路。”
“你不是本地人？”
“我是来度假的，我住在杜塞尔多夫。”
“我明白啦。”米勒夸张地拍了拍手掌，“也就是说，你想近距离观赏一下希恩的作品。这也难怪，那幅画实在是太绝妙了，它绝对是收藏品的上佳之选。我先去把它从窗前取下来，您稍等一会儿。”
趁米勒忙着取画的时候，加百列赶紧在屋里扫视了一番。眼前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画廊，里面陈列着再普通不过的画作。屋子尽头摆放着米勒的办公桌，这是一张手绘古董桌，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只手提箱。
米勒把画从窗前的陈列框里取了下来。这幅画尺寸很小，大概十八英寸长，十二英寸宽。米勒摆弄起画框来驾轻就熟。他把画摆在屋子正中央一张盖着毛毡的基座上，然后又在上面打了点灯光。
加百列一边假装看画，一边不时瞥一眼窗外。突然，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种感觉让他似曾相识，那种感觉一闪而过，便无迹可寻。加百列把注意力转移到画布上，他嘀咕了几句关于笔法和构图的溢美之词。“看来你挺内行的嘛，乌布利希先生。”米勒说。
“内行到足以让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不起的画上。”加百列说。两人相视一笑。加百列将注意力从画布上转移开，向街对面的咖啡馆瞥了一眼。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出现了。他扫视着遮阳棚下的桌子，终于找到了那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他看到一个男的折好了报纸，正站起身来，匆匆离去。那个男的行色匆匆，感觉像是重要的会议迟到了一样。加百列想起自己见过这个男的。
他就是刚才离开画廊的那个人……
加百列转过身去，瞄了一眼手提箱，又看了看窗外，但那名男子已经转过街角，消失不见了。
“怎么了，乌布利希先生？”
加百列一把抓住了米勒的胳膊：“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快！”
艺术品交易商扭了扭胳膊，以惊人的力道挣脱了加百列的手。
“放手，你这个疯子！”
加百列又抓住了米勒的胳膊，但米勒再一次挣脱了。
“你给我出去，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加百列本可以轻易制服米勒，但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转过身去，快步走到门口。等他到了门口，米勒已经解除了安全锁。加百列走上街道，开始往旅馆的方向走。
就在这时，炸弹爆炸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从画廊里传来，加百列瞬间跪倒在地，当爆炸声在周围美丽繁华的街道中回响时，他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身后传来热带暴雨倾泻下来的声音，但从天而降的不是雨，而是成千上万块被震碎的橱窗中掉下来的玻璃碴。加百列伸手护住自己的脸，不出几秒，他的手指上就沾满了自己的血。
玻璃雨终于停了，爆炸声的回响渐渐远去。加百列克制住自己回过头去看看现场的冲动。他以前见过街头炸弹爆炸后的情景，因此身后的惨象可想而知——街头的车辆燃起了熊熊大火；周边的建筑受到波及，一片焦黑，咖啡馆里一片狼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苟延残喘的幸存者们一时接受不了现实，呆呆地愣在那里。加百列把沾满血的双手放下来，插进上衣口袋里。他一刻不停地往前走，低着头，在一片可怕的死寂中忍受着令人痛苦的耳鸣。
18
巴黎
近年来，巴黎不幸地成为了恐怖爆炸袭击案的多发地带，法国警方和安全部门的成员在处理善后事宜的问题上已经变得非常高效。爆炸案发后不到两分钟，第一批警员就已经到达了现场。五分钟内，周围的街道已经被完全封锁。由于车子正好停在封锁区内，加百列不得不走路逃跑。当他到达城市南郊延绵不绝的铁路站场时，天色已近黄昏。
加百列藏身在一个废弃工厂的装货区里，他把落在汽车后备箱里的东西都回想了一遍。后备箱里有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一些换洗衣物、一台相机、一台录音机，还有一个用于和监控小组联络的无线电。如果不能尽快把车子弄出来，警方就会将其扣押，打开后备箱，搜查里面的物品。他们播放录音机就会发现维尔纳·米勒的画廊和电话已遭窃听。他们冲洗相机中的胶卷，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画廊外景的照片。他们计算一下拍摄的角度就会发现这些照片是在洛朗斯酒店的一间客房里拍摄的。他们问问酒店的员工就会知道，入住那间客房的可疑房客是个举止粗鲁的德国作家。
加百列感觉到右手的伤口已经开始疼痛难忍，与此同时，一阵沉重的倦意袭来。自从炸弹爆炸后，他就一直在赶路，中途转了六班地铁，出了地铁站后，又在人满为患的大街上走了很长的路。他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电话亭里通过紧急专线联络了乌兹·纳沃特。
加百列抬起头，看见两辆车缓缓行驶在铁丝网后面的狭窄便道上。车灯熄灭了，车子在五十五码以外的地方停了下来。加百列从装货架上跳下来，刚一着地，手上的伤口就传来阵阵刺痛。他忍住疼痛，朝那两辆车走去。前面那辆车的后门猛地打开了，纳沃特坐在后座上，满腹牢骚地嘟囔了一句：“快上来。”显然，他看了太多关于黑手党的美国电影。
纳沃特带了个医生过来，这个医生是阿里·沙姆龙手下的志愿者之一，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用车子中央的扶手搭了个手术台，往上面铺了层消毒布，然后打开车灯。医生剪开加百列的衣袖，准备查看伤口。一看伤势，他马上微微地皱了皱眉，言下之意或许是——伤势也不算太坏嘛，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要不要来点镇痛剂？”他问。加百列摇了摇头。医生又皱了皱眉，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如你所愿。
医生先用消毒溶剂给他冲洗了一下，然后开始处理伤口。加百列作为艺术品修复师，对伤口的“修复”也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医生手里的动作。纳沃特无聊地点了一支烟，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医生缝好伤口后，小心翼翼地包扎了加百列的手，然后点点头，示意他伤口已经处理好。加百列随即把右手放到消毒毛巾上。医生帮他处理左手上的伤口时，像一个典型的法国人那样感慨地叹了口气，好像加百列为法式煎鱼佐奶油汁这道菜配错了红酒一样。“那只手是不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纳沃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医生并不在乎纳沃特的态度，他只是不紧不慢地按着自己的步调行事。这一次，他没有征求加百列的意见，而是直接准备了一个注射器，往加百列的手里打了一针麻醉剂。等他慢条斯理地处理完伤口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抬起头说道：“我已经尽力了，毕竟这里条件有限。”说着，他充满敌意地看了纳沃特一眼——我做这件事情根本是在义务劳动，小子。我会在沙姆龙面前告状的。“你左手要动个手术才好。里面的肌肉、肌腱——”医生沉吟了片刻，摇了摇头，“情况不太乐观。你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僵硬。左手的活动能力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你先出去，”纳沃特说，“去后面那辆车等着。”纳沃特把司机也打发走了。等他们俩独处时，纳沃特看了看加百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死了多少人？”加百列像是没听见似的，直接问道。
“目前为止死了三个，还有四个人重伤。”
“其他监视员有消息吗？”
“他们已经离开巴黎了。沙姆龙正在安排所有人回家。事情可能会变得有些棘手。”
“那辆车怎么样了？”
“我们派了个人在那儿盯着。目前为止警方还没动那辆车。”
“但他们迟早会下手的。”
“那辆车里有什么？”
加百列告诉了他以后，纳沃特闭上眼睛晃了晃身子，好像听到了死讯似的。
“那米勒的公寓里有什么呢？”
“他电话里装了块‘玻璃’。”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可能潜进去把东西清理掉？”
纳沃特摇了摇头：“警方已经派人守在那儿了。要是他们找到你的车，发现米勒正在被人监视，他们一定会把他的公寓翻个底朝天的。到时候窃听器被找到是迟早的事。”
“你有没有朋友在警局可以帮帮忙？”
“有是有，但不会帮这样的忙。”
“放那个窃听器在那里就相当于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是谁了。”
“我知道，加百列，但把那东西放进去的又不是我。”
加百列把胶卷从口袋里拿出来，给了纳沃特：“我把放炸弹的那个人拍下来了。你今晚把这些胶卷送到扫罗王大道去。让研究科的那帮书呆子在数据库里查查这个人，或许他们能查到他的名字。”
纳沃特用他那只“巨爪”收好了胶卷。
“你联系一下沙姆龙，让他赶紧派一队安全人员去安娜·罗尔夫的别墅。”
加百列打开车门，一只脚踏出车外：“哪辆车是我的？”
“沙姆龙想要你回去。”
“我要是在特拉维夫的家里坐着，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放炸弹的人？”
“你要是在法国蹲监狱也没法找到他呀。”
“哪辆车是我的，乌兹？”
“行了行了！这辆车归你了。你自己行动，出了什么事情我可不管。”
“这个人情我以后会还的。”
“你好自为之，加百列。我还得在这里收拾你的烂摊子。”
“你把胶卷送到特拉维夫就行了，效忠犬。”
在葡萄牙银海岸，安娜·罗尔夫放下小提琴，关掉了节拍器。她的琴房里光线昏暗，透过敞开的窗口，微风夹杂着阴冷潮湿的大西洋水汽直扑进来。座椅前悬着个专业麦克风，麦克风安装在铬黄色的支架上，支架连接着一台德国产的磁带卡座。这天，她已经录了很多段自己练习的曲子。目前正一边倒带，一边把瓜尔内里小提琴放回琴盒，将活页乐谱展平。
和以前一样，她不爱听自己拉小提琴，但她今天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她想听听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了，哪些乐章演奏得差强人意，哪些地方还需要勤加练习。她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但她那挑剔的耳朵还是能听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两三个乐段已经明显暴露出长期不练水平退化的痕迹。今晚她会着重练习那几个乐段。目前她只想静下来休息一下。
她进了卧室，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件浅黄色的毛衣披在肩上，然后下了楼。不一会儿，她轻轻走出别墅大门，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向山下的村庄走去。走到半路，她看到一辆菲亚特小型旅行车穿过丛林上了山。车上坐着四个男的，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葡萄牙人。安娜站到一边给他们让路，但车子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下了车。
“罗尔夫小姐？”
“你们是谁？”
“你是安娜·罗尔夫小姐对吧？”
她点了点头。
“我们是加百列的朋友。”
在马赛，英国男子把车开到圣维克多修道院门口停了下来。他下了车，沿着昏暗的街道向轮渡码头走去。当他的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渐渐驶离港口时，他从甲板回到自己的私人舱室，躺在狭窄的铺位上收听马赛的新闻台。巴黎米勒画廊的爆炸案成了头条新闻。帕斯卡·德伯雷的炸弹造成了无辜的伤亡，这让他陡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恐怖分子，而不是职业杀手。明天他就会去找老占卜师，而老占卜师会用仪式和祈祷帮他驱除恶灵，赦免罪行，这是她一贯的做法。
他关掉收音机，虽然身心俱疲，但他想要一个女人。每次杀完人他都会有这样的冲动。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伊丽莎白的面容——伊丽莎白·康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可爱姑娘，家住北爱尔兰西贝尔法斯特的巴利莫非住宅区。她具备优秀职业人士的本能，一旦他们可以安全私会，她就会在卧室的窗口悬挂一条紫罗兰色的围巾。到时候英国男子就会从窗口爬进她的闺房，钻进她的闺床。两人会在一起用令人煎熬的龟速闷声不响地做爱，以免惊动她家里的人。英国男子会用手掌捂住她的嘴，压制住她的叫床声。有一次她疼得咬破了他的大拇指，床单上沾了几滴血。每次做完爱后，他会一头躺倒在床上，在黑灯瞎火的房间里听她讲她多么想离开贝尔法斯特——远离那永无止境的爆炸案，再也不要看到英国士兵、爱尔兰共和军武装分子和新教准军事部队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每当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她就会轻轻诵念《玫瑰经》，忏悔自己没能经受住异性肉体的诱惑。英国男子从不允许自己在伊丽莎白·康林的床上睡着。
一天晚上，当他从窗口爬进她的闺房时，等待他的却不是伊丽莎白，而是她的父亲和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杀手。看来他们已经设法查明了他的身份。英国男子随即被押送到一座偏远的农舍等待严刑拷打。与大多数身陷囹圄的人不同，英国男子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设法活着走出了那座农舍，四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死在了里面。
不出几个小时，英国男子就安全离开了那个省份。相比之下，伊丽莎白·康林就没那么幸运了。第二天早上，她的尸体出现在贝尔法斯特的城市公墓里，头发已被剃光，喉咙上挨了一刀，作为私通英国特工的惩罚。从那以后，英国男子再也无法相信女人了。安东·奥尔萨蒂非常理解这样的感受。他每周都会带个姑娘到英国男子的别墅，这些姑娘都是法国人，没有一个科西嘉人，她们就像一条流水线，专为服务英国男子特定的需求而来。把她们送进去之后，奥尔萨蒂就会跟老农夫一起在山坡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