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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思确实不在这里。”这说明君主的态度可以从他的神情探测出来。
晋国末年，权臣智伯率领韩、魏两家讨伐赵襄子。韩、魏听从了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的策动，暗中图谋背叛智伯。张孟谈借机要面见智伯，在营门外遇到智果。智果人见智伯说：“韩、魏两家恐怕有背叛的可能。我在营门外遇到张孟谈，见他态度傲慢，走路时脚抬得老高，见韩、魏二君脸色不正常，一定是要背叛你。”智伯不听智果的告戒。智果出来后，便改智姓为辅氏。张孟谈人见赵襄子，报告说：“我在营门外遇到智果，看到他眼色里有怀疑我的神态。待到见过智伯后却改变了他的族姓，今天夜里若不发动进攻，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吧。”便与韩、魏两家一起杀死守卫堤防的军官，放水冲灌智伯的军队。这说明人的态度可以从眼神中探测出来。
殷浩在晋朝做官，名声很大。当时人们用他出来做官还是辞官隐居来预测东晋的兴亡。这就是说，通过智者的态度就能预测到未来的结局。＇《吕氏春秋》＇说：“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有道德的人就会事先离开朝廷。”＇《玉铃经》上说：“内心高兴，脸色就显得轻松；心中生气，脸色就变得轻慢；心存私欲，脸色就露出轻薄；心怀恐惧，脸色就现出畏葸；心有忧思，脸色就现出静穆。”这就是说，内心的情感可以从脸色上揣测出来。
＇《易经》＇说：“即将背叛的人，他的话中必流露愧疚；内心疑惑不定的人，他的话必然散乱无章；贤德的人话少，浮躁的人话多；诬蔑诽谤好人的人，他的话一定虚浮不实；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话必定不会理直气壮。《周礼·秋官·小司寇》关于断狱有五听的说法，一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其心不正，言语必然烦乱；二是根据脸色判断，心术不正则必因惭愧而脸红；三是根据呼吸来判断，其心不正呼吸必然气喘；四是根据犯人听别人说话的反映来判断，其心不正，听别人说话则精神不集中；五是根据犯人的眼神来判断，其心不正，则眼神散乱。＇
由此可以知道，人的内心情感，一定会从其言谈神色上显示出来。＇从前，晋献公好色，骊姬就凭借其美貌来蒙蔽他；吴王夫差喜欢扩充土地，太宰伯嚭就建议发动战争来蒙蔽他；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把头蒸熟给他享用，以达到蒙蔽他的目的。人臣蒙蔽君主的手段真可谓隐晦诡秘，无奇不有，令人毛发耸然。由此可知，君主的好恶不可流露在外，如果好恶表露在外，那么臣子仆妾就会因其好恶来蒙蔽、挟制君主。所以说君主无意中显露出来的好恶，就会成为臣下诱惑、蒙蔽、挟制君主的钓饵。＇
能够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就可以向君主进行游说了。
【按语】
游说的学问，就是推销自我的学问。本篇用大量篇幅讲游说之难，可见游说需要专门的学问和技巧。历史上成功的游说者无一不是在游说技巧上下过大力气的。齐国孟尝君的门容冯缓，为了试探孟尝君的客人之量，曾三次弹铗作歌，最后才为孟尝君焚毁借据，买回仁义的美名；魏国信陵君的门客侯嬴，故意在市场上和屠狗者朱亥攀谈，以观察信陵君礼贤下士是否出于诚恳，最终为信陵君策划了窃符救赵的壮举。著名辩士苏秦，初出茅庐时，由于不懂这种学问技巧，故游说秦王时，“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
而灰溜溜地回到家里，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而当他经过“头悬梁，锥刺骨”的发愤研讨后，再次游说列国，终于昂然佩六国相印，荣归故里。这样的事例，是史不绝书的。
游说成功的关键是在于准确把握游说对象的心理状态，说话的时机和分寸，这是缺一不可的。否则尽管出于忠心，话本身不错，也还是会有杀身之祸。
当然，这都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事了。今天不会再有游说失败有招至杀身之祸的事了。但游说对方、推销自我仍然须有技巧是无疑的。公司中的雇员不懂这种技巧就可能被雇主解聘；机关中的下属，不懂这种技巧，就可能受到上司的冷遇；公关人员不懂这种技巧就无法打开局面；融资经理不懂这种技巧就无法使贷方慷慨解囊。商场即是战场，在商战中，不懂这种技巧就会被对手挤垮。 所以“兵不厌诈”，运用一定的谋略， 施展一定的手段以“钓情”，即摸清对方的真实态度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反之，不讲策略，不讲技巧，盲人瞎马，仅凭主观随意性去与对方周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且这并不能显出你的忠厚或清高，只能说明你的愚蠢，即人们俗称的“呆鸟”。
诡信二三
在特定的情况下，诡诈即是忠信。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信分大小，因而做事要弃小信而守大信。其次人分敌我，对敌守信就是对己之不忠。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对敌方使用诡诈。
【经文】
＇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为、见机而作而不俟终日者。＇
【译文】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磋跎。＇
【经文】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在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于斯，必不诚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观之，则我之所谓忠，则彼之所谓诈也。然则忠之与诈，将何所取定哉？抑我闻之：夫臣主有大义，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观臣主之义定；欲行信，顾上下之分明。苟分义不愆于躬，虽谲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尔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
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 臣获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韩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讦之，令尹曰：“必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其子而罪之。由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闻仲尼赏之，鲁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啬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议曰：语称“恶讦以为直”者，《易》曰“君予以遏恶扬善。”若使颜率忠正，则公仲之恶露。故颜率作伪，公仲之福。＇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所守的诺言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诺言。”（译者按，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作者这里误记，原文见《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应当只看是不是符合道义，不一定非要讲求信守诺言。＇赵子说：玄妙啊，玄妙啊！这天下的事情。如果该罢废的不罢废，那么该兴盛的也就不能兴盛了。如果你忠于这个人，就一定对那个人不忠诚。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那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然而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职分和大义不亏于身，即使使用橘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说明这个道理呢？
叶公曾对孔子说：“我的乡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说：“我的乡里的坦白直率和你的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直率。”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应允了。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告的却仍然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告的话。楚王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
“你已经应许了我，却又背叛了你的许诺，这是什么原因？不是我不讲信用，是你背弃了诺言，只好立即请你上断头台。”解扬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君王制定并发布正确的命令就是义，臣子承担并贯彻执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下的信用必须以负载君主之义为前提，以此行事才于国家有利。
故臣子的一切谋划，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卿大夫的本分。国君发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臣下也不能执行两种互相矛盾的命令。你用财物来收买我，证明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从我的君主那里接受命令出使宋国，只有一死报国，决不会使君命毁在我的手里，岂能用财富收买得呢？我所以假意应允你，是为了完成我们国君的命令，牺牲自己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份。我们君主能有诚信之臣，我作为臣下能够完成任务，是死得其所，此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王便放他回归晋国。
＇韩非子说：“楚国有个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发，宰相说：‘一定要杀了他！’认为他是对国君忠诚而对父亲不忠诚，因而把儿子抓起来治了罪。由此看来，一方面是国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打几次逃几次。孔子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向国君举荐他，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来，一方面是父亲的孝子，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的逃兵。所以宰相杀了告发父亲的人，楚国的坏人却未减少，听到孔子的称赞而鲁国的人容易投降。从这可以看出，上层与下层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异。因而国君既要推许百姓的利己行为，又企图求得国家的福泽，是必然不能实现的。＇
颜率想谒见公仲，公仲不愿见他，颜率便对公仲的近待说：“公仲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才不见我。公仲好色，我却说他礼贤下士；公仲啬吝小气，我却说他仗义疏财；公伸品行不好，我却说他主持正义。从今以后，我将只好说真话了。”公仲的近侍把颜率这番话告诉公仲，公仲立刻站起来，接见了颜率。＇《论语》上讲过：“讨厌那些以揭发别人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易经》上说：“有道德的人，要禁止奸恶，举扬善良。”
假使颜率忠实正直，那么公仲的丑恶品德就会暴露于外。所以颜率的诡诈和不诚实恰恰是公仲的福分。＇
【经文】
齐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苏秦说齐，齐归燕十城。苏秦还，燕人或毁之曰：“苏秦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燕王意疏之，舍而不用。苏秦恐被罪，入见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尺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礼之于庭。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尝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为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顺而无毁则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耳。＇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苏秦曰：“有此臣，亦不事主矣。孝不离其亲宿昔于外，王又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于首阳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柱之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却齐之强兵哉？＇韩子曰：“夫许由、续牙、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数人者，皆见利不喜，临难不恐，虽严刑无以威之。
此谓不令之人，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代，将安用之？”＇且夫信行者，非进取之道也。且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于营丘，足下不窥于边城之外。＇昔郑子产献入陈之捷于晋，晋人问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大焉？”晋人不能诘也。＇ 且臣之有老母于东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行进取之道。臣之趋，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也。”燕王曰：“大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妻私者忧之。其妻曰：‘公匆忧也，吾已为药酒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
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义，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者，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
后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复厚遇之。
由是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谲诡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译文】
齐国攻伐燕国，夺取了燕国十座城邑。燕王派苏秦出使齐国游说齐王，齐国把十座城邑又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国内有人在燕王面前毁谤苏秦说：“苏秦是一个翻云复雨的卖国贼，反复无常的奸臣，恐怕将来他会作乱。”燕王内心也有意疏远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苏秦恐怕被加罪，人见燕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王城郊外的鄙野之人，并无半点功劳，可是大王在宗庙之内隆重地授予官职，在朝庭内给予崇高的礼遇。如今我为大王退去齐国的军队，收回十城的国土，建立了大功，本应更加受到信任才对。可是我如今归来，大王却不加官于我，其原因，必然有人用不守信用的罪名在大王面前中伤我。然而，我的不守信用，正是大王的福分啊！＇燕王也曾对苏代说：
“我非常不喜欢欺骗人的话。”苏代回答说：“东周的风俗是看不起媒人的，因为他们两头说好话。到了男方家中就说：‘姑娘长得非常美！’到了女方家中，又说：‘男方家中十分富有。’然而，东周的风俗又不能亲自娶妻，而且，姑娘没有媒人说媒，即使老了也嫁不出去。如果不用媒人，到处去自夸如何美貌，那就会让人耻笑，更嫁不出了。只有顺应这种风俗，不说坏话，只说好话，既能把姑娘嫁出去，又不致招人耻笑，也只有媒人能做到。而且，如果不憧通权达变，事情一定办不成，不懂顺应形势，一定办不好。能让人坐享其成的，只有欺骗人的人啊！＇（苏秦接着说）假使我守信用，就象古代尾生那样，廉洁就象伯夷那样，孝敬父母就象曾参那样，以三个人那样的高洁品行来侍奉大王，你认为可以吗？”燕王说：“那当然好啦！”苏秦说：
“有这样品行的臣子，就不会来侍奉你了。孝敬父母就象曾参一样，抱定不离父母身边才是孝子的道理，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你又怎能让他不远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及其地位并不稳固的国王呢？廉洁自好就象伯夷那样，为了高义之名，连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都不愿做，连周武王的臣子都不愿当，甘心饿死在首阳山之下，你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建功立业来博取功名富贵呢？守信用就象尾生那样，与女子约会在桥梁下面的柱子旁边，女子未能按时赴约，大水来了，也不离开，最后抱着柱子淹死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肯极力吹嘘燕国、秦国的声威以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韩非说：“许由、续牙、卞和、隋候、务光这几个人，都是看到厚利不喜欢，遇到危难不畏惧的人。如果见到厚利也不喜欢，那么赏赐再重也不会对他起作用；如果遇到危难不畏惧，即使用严刑峻法来胁迫他，也不会达到目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无法使用的人。连古时的圣明之君都不能使他们臣服，当今之世，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再者说，讲信义，是用来完善自己的品行，而不是为别人效力的，是为自我保存而不是为建功立业的。然而夏、商、周三代圣王相继而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相继称霸，都不是为自我保存，你认为自我保存是对的吗？那么齐王远在营丘（今山东临淄，当时是齐国都城）就足以使你不敢窥砚边境之外的地方。＇过去郑国的子产向晋国报告入侵陈国胜利的消息。晋国的国君问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