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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赵 蕤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 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
前 言
唐宋以降，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乌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动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
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
大体第一
识大体，弃细务，这是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要记住：为官。以不能为能。
【经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官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己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日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经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译文】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伎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应当知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所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按语】
本篇讲的是君道，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大原则。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太子一般团体、社区的国家而已。作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有时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一般团体、社区的管理中。
比如识大体、知大体而弃细务，这一法则就很重要。在楚汉战争中，刘汉一方制定国策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就是解决军需的有萧何；而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负责南征北战。他们各尽所能，却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而项楚一方却相反，谋略他信不过范增，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 刘邦；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总有一种与蒋士争功的嫌疑。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还要亲自送饭、喂汤。但遇到封赏功臣的时候，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所以，人称他为“妇人之仁”，最终不得不惨死于乌江边上。
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原则表现得更明白。当然，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正误、高下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的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或自主或协同作战。
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和战役的战略战术布署。老蒋动辄飞临前线亲自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最后不得不逃到南海孤岛台湾。
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对员工千挑万选，可谓兵强马壮。可是，一段亢奋过后，却是一片萧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其总编不识大体。据说他总是干着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措手。结果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于是大家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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