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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因和C…130空中加油机靠得太近而相撞，导致两架飞机双双坠毁，共有8名美国士兵丧生。
这对美国的形象来说无疑是一大污点。霍梅尼称这是真主干预的结果，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其他人则对此次愚蠢行动的结果瞠目结舌。美国无法通过谈判或者武力解救人质，这足以说明世界已经发生改变。甚至早在解救行动失败之前，卡特总统的一些顾问就已经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来加强自身威慑。“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道，“要让埃及人、沙特人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人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他的意思是现在就“在该地区建立明确的军事地位”。
不过，美国不是唯一想要在这一混乱局面中维护其利益和面子的国家。9月22日，伊拉克突然袭击伊朗，轰炸了伊朗的机场，并且兵分三路从地面入侵伊朗，目标是胡泽斯坦（Khūzestān）省，以及阿巴丹（ābādān）和霍拉姆沙赫尔（Khurramshahr）两市。伊朗人毫不怀疑入侵行动的幕后黑手是谁。霍梅尼怒斥道：“伊拉克的袖子里伸出的是美国人的手。”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Bani…Sadr）声称，这些攻击是美国…伊拉克…以色列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企图推翻伊斯兰政府、恢复国王统治或是将伊朗分裂为5个共和国。他坚信，华盛顿向伊拉克人提供了入侵的线路图。
尽管一些人认为美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并得到很多人的附和，但却没有过硬的证据能够证实外国势力插手了这场战争。相反，数百万页的文件、录音以及2003年从巴格达总统府发现的资料充分表明，萨达姆是单独行动的。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乘虚而入，想要夺回在5年前两伊领土协议中失去的地盘。这些资料显示，在巴格达决定突然入侵伊朗前的几个月，伊拉克的情报部门为此扩大了情报搜集的范围。
驱使萨达姆发动战争的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狂妄自大。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无力击败这个“英美势力代言人”的事实，都让萨达姆坐立不安。同时他还抱怨，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都会招致西方对伊拉克的报复。他提醒伊拉克的高官们：“如果我们攻击以色列，美国人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他指出，西方攻击的“首要目标将是巴格达，而不是大马士革或安曼”。所以，萨达姆的想法是，如果攻击以色列会让伊拉克面临亡国的危险，那么不如在此之前先将伊朗拉作垫背。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高官们不断声称以色列和伊朗存在勾结，伊拉克应当承担起领导所有阿拉伯人的责任。为了收回1975年领土协议中被“霸占”的土地，伊拉克果断地在1980年进攻伊朗。萨达姆向其高官们断言，这一行动将鼓舞所有被赶出家园的人们站起来，要回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无疑是说给巴勒斯坦人听的。萨达姆相信，入侵伊朗将有利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鉴于这一奇怪的逻辑，难怪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会将伊拉克形容为“可能是除卡扎菲之外最不可理喻的阿拉伯政权”。
伊朗的革命也激怒了萨达姆。他认为，伊朗国王的倒台以及霍梅尼的上台“完全是美国的决定”。他声称，目前的动荡是一个更庞大计划的开始，该计划将利用穆斯林阿訇“吓唬波斯湾人民，使得美国人可以插上一脚并随心所欲地左右本地区的局势”。当然，除了想象力，萨达姆还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例如，伊拉克领导人立即意识到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意义，以及这将给伊拉克带来什么影响。苏联会不会有一天在伊拉克如法炮制？它会不会以提供援助为借口在伊拉克扶植傀儡政府？这都是萨达姆所担心的问题。他质问莫斯科：“这就是你们对待未来朋友的方式？”
当苏联试图利用伊朗的反美情绪接近霍梅尼和他身边的人时，萨达姆更加不安了。萨达姆意识到情况不妙，莫斯科有可能为了讨好伊朗而抛弃伊拉克。他在1980年对约旦外交官说道：“应该遏制苏联在本地区的渗透。”由于感觉到和苏联渐走渐远，萨达姆准备背弃曾经在70年代力挺他掌权的苏联人。因此直至攻击发动前一天，萨达姆才通知苏联，而莫斯科对此反应冷淡。另一方面，据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报告，此时伊朗正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无力“进行大规模防御”，这无疑是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
伊朗国王的下台引发了一系列混乱。至1980年底，整个中亚地区都在暗潮涌动。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命运扑朔迷离，取决于它们各自领导人的选择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想要抛开该地区的整体形势而去猜测单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而言，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世纪早些时候，该地区就已经埋下了反美情绪的种子，但完全不至于发展成纯粹的仇恨。然而美国近20年来的策略，使得这片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对美国的态度不断恶化。
很显然， 80年代初的美国陷入了困境。一开始，美国的政策制订者还将伊拉克的进攻看作是一个福音，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为被认为是开启与德黑兰谈判的机会。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地声称，伊拉克的进攻是个积极的信号，将迫使伊朗释放人质”。华盛顿认为，为了应对伊拉克的侵略，霍梅尼非常需要曾经购自美国的武器零件，这将给伊朗人带来谈判压力。伊朗人被告知，如果人质得到释放，华盛顿可能会考虑放行价值数亿美元的相关物资。这一方案已经得到了总统本人的许可，但是德黑兰对此却不予理睬。伊朗人再次棋高一着：他们的路子很广，成功地从其他地方买到了急需的零件，包括像越南这样在战争期间缴获了大量美军装备的国家。
伊朗还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装备，而这是萨达姆？侯赛因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的。鉴于霍梅尼一向的反犹立场，伊朗人和以色列人想和对方做生意的意图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出人意料的。霍梅尼曾在70年代写道：“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第一个敌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是所有反伊斯兰阴谋的源头。”如今，多亏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伊朗和以色列亲密得好似一家人。
这也是80年代初霍梅尼在提到少数派和其他宗教时言辞变得温和的一个原因，他认为犹太教是“一个在普通人中兴起的、可敬的宗教”。但是他将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区别对待，至少在他看来，后者是一场政治（以及剥削性）运动，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这种态度的转变非常明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发行了带有耶稣基督形象和亚美尼亚语《古兰经》箴言的邮票。
以色列和伊朗不仅仅是在武器交易方面进行合作，在军事行动上也承诺彼此配合。关乎双方共同利益的一个打击目标，是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按照一名情报人员的说法，甚至在萨达姆发动攻击之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代表们就已经在巴黎的秘密会谈中讨论了对该设施进行打击的计划。在伊拉克入侵仅仅一周后，4架伊朗F…4幽灵战斗机大胆地突袭了该反应堆的实验室和控制大楼。8个月后的1981年6月，以色列的战斗机飞行员更是在关键时刻摧毁了该反应堆。
伊拉克人的目标是取得一场迅速的完胜。因此即便伊朗空袭了奥西拉克，他们仍对战局充满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开始对伊拉克愈发不利。为了惩戒伊拉克的单方面行动，苏联取消了对它的武器供应并暂停运输相关装备，这让伊拉克的领导人捉襟见肘、倍感沮丧。萨达姆像往常一样召集心腹，坦率地承认战争不像想象中那样顺利，并且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抱怨那些捕风捉影的国际阴谋，将它们视作是伊拉克遭受挫折的原因。不过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确技不如人且装备落后。萨达姆曾经在1981年中时无助地问将军们：“要不试试从黑市上买些武器吧，我们能找到和伊朗人一样的路子吗？”
事实证明，伊朗人的确足智多谋，他们日益强大、野心勃勃。到了1982年夏天，伊朗军队不仅成功迫使伊拉克人撤出了伊朗土地，并且还攻入了伊拉克的领土。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当年6月的一份特别情报中明确指出：“伊拉克基本上已经输掉了和伊朗的战争……即便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很难扭转战局了。”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试图将伊斯兰革命思想传播到别的国家。他们向黎巴嫩激进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如真主党（Hezbollah）——提供了资金和后勤上的支持，同时还在麦加煽动暴乱，并资助巴林的政变。198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说道：“毫无疑问，伊朗人威胁到了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正被一伙疯子掌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失败却给美国人带来了天赐良机。尽管随着一项幕后协议的达成，德黑兰终于释放了被关押了一年多的美国大使馆人质，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有所改善。相反，正如中情局所警告的，苏联一直在向霍梅尼示好。苏联人在阿富汗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他们占领了多座城市并保障了交通线的安全，看起来即将掌控局面。向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包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收效甚微。在华盛顿看来，情况不容乐观，除非政策制订者们能够接受一个决策上的转变：支持伊拉克。
正如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伊拉克继续后撤，该国将很快崩溃，而这将是“美国的战略性灾难”。这除了会引发波斯湾和整个中东地区的骚乱外，还会让德黑兰抢占到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于是，一项新的政策终于应运而生：美国决定在伊拉克身上投下重注，这是华盛顿最有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局势的地方。只有支持萨达姆，美国人才能继续留在这里，才能遏制伊朗和苏联的前进脚步。
支持的形式有好几种。美国先是将伊拉克从恐怖主义支持者名单中除名，然后开始帮助伊拉克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了农业财政贷款，并允许萨达姆购买非军事装备以及“军民两用”技术，例如能够将装备运往前线的重型卡车。欧洲的西方国家政府也受到鼓励，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而美国外交官们则拼命地劝说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帮忙分担伊拉克的军费开支。美国人还会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巴格达，通常是通过约旦的侯赛因国王这个可以信任的中间人。为了应对因两伊战争而导致的波斯湾运输问题，美国还鼓励、促进通往沙特和约旦的石油管线建设。此外，里根政府还帮助伊拉克扩大石油出口，以便增加后者的财政收入。这一措施的目的是“矫正伊朗与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失衡”，换句话说，即拉平双方的竞争力。
另外，从1983年底开始，美国制订出了一项“坚定行动”（Operation Staunch），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削减对伊朗的武器和零部件销售，以遏制伊朗在战场上的优势。美国外交官们接到指令，请求所在国家“考虑停止与伊朗之间现有的任何渠道的军事装备交易”，直到双方同意停火。外交官们还强调，战争将“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必须“削弱伊朗打持久战的能力”。
这些措施都旨在赢得伊拉克人和萨达姆的信任。即便美国采取了所有这些行动，他们仍然对美国及其动机抱有戒心。因此，里根总统在1983年底将他的特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派往巴格达，目的是与萨达姆？侯赛因“开启对话并建立私人友谊”。拉姆斯菲尔德在工作报告中写道，他试图让伊拉克的领导人相信，美国“将把任何伊拉克的挫折视作西方的战略失败”。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此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且，在同样担心霍梅尼向中东地区输出什叶派伊斯兰教义的沙特看来，这次会谈是“了不起的进展”。
为了提升与伊拉克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准备放弃追究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责——尽管曾有一份报告指出，萨达姆“几乎天天”都在使用化学武器。尽力阻止伊拉克的这种行为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在私下劝阻，以“避免在公开场合使伊拉克感到难堪”。还有人指出，如果公开指责伊拉克使用《日内瓦议定书》中明文禁止的化学武器，就会被伊朗舆论所利用，而且无助于局势的缓和。于是美国只好尽量杜绝那些可以被用来制造芥子毒气的化学品进入伊拉克，并努力游说其他国家向伊拉克施压，让它不要再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特别是在伊朗于1983年10月将此事提交到联合国之后。
不过，即便伊拉克人在1985年针对伊朗的“巴德尔进攻”（Badr offensive）中明显了使用毒气，他们仍然没有受到公开的指责。美国只是发表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表明自己强烈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毕竟，正如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所指明的，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的制造商“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的企业，可能还包括一家美国在海外的子公司”，这一事实令人十分尴尬。因此不少人怀疑，在萨达姆获得甚至使用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一定存在同谋。
到了后来，美国人连那些无关痛痒的、公开或私下恳求伊拉克高层不要使用化学武器的声音也懒得发了。80年代中期，当联合国的报告认定伊拉克对其本国公民使用了化学武器时，美国选择了沉默。面对萨达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采取的残暴而持续的镇压，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仅仅是在美国的军事报告中提了一句，伊拉克针对平民大规模地使用了“化学药剂”。对于美国来说，伊拉克要比国际法重要得多，更别说那些受害平民了。
同样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提高了巴基斯坦的战略意义，因此无人理会该国的核计划。纵观全球，人权问题远不及美国的利益重要。美国并没有从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训：美国人本身并不赞同恶行，但是由于他们支持的都是一些独裁者、一些虐待本国人民或一心要挑衅邻国的人，因此美国会不可避免地背负骂名，并为此付出代价。
援助阿富汗叛军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因反抗苏联的侵略而被西方媒体称为“圣战战士”（Mujahidin）。实际上，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民族主义者、前军官、宗教狂热分子、部落首领、机会主义者和雇佣兵。他们之间偶尔还会互相争夺兵员、资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从80年代初开始提供的数千架半自动步枪和RPG…7火箭筒，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巴基斯坦运来的。
尽管组织松散，但这些抵抗势力对苏军进行了持续的骚扰，有效打击了后者的士气。在主要城市及萨朗（Salang）公路沿线，恐怖袭击已经司空见惯；从乌兹别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一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队和装备的主要线路上也是如此。前线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愈发频繁的敌对行动令人担忧，而且很难确认凶手是谁，叛军往往混在当地居民中间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军不断取得令人惊讶的战果。例如在1983年，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发动了一次突袭，成功缴获了两台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弹炮等武器。他把它们藏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现在，这些武器被用来攻击暴露在公路上的车队，从而向当地居民证明，强大的苏联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诸如此类的胜利使得苏军士气低落，后者对此发起了凶猛的还击。在目睹了同志和战友的伤亡后，复仇和嗜血的欲望再难以遏制。报复行动是残忍的：儿童被杀害，妇女被强奸，每个人都被怀疑是圣战战士。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支持叛乱的阿富汗人越来越多。一些苏联指挥官冷静地意识到，红军的铁锤无法砸开行踪诡秘、各自为战的敌人的外壳。
叛军的力量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开始不仅仅满足于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1985年早些时候，人们已经在谈论如何打败苏联并将他们彻底赶出阿富汗。里根总统在三月份签署了第166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称“（美国）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清除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大幅增加对叛军的武器供应。这一决议引发了关于武器供应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导弹的漫长争论——这种导弹比当时的其他导弹精准得多，能够在3英里外击落飞机。
像贾拉鲁丁？哈卡尼这样的人，是该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击苏联的成果和宗教热情使得美国众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好莱坞大片《查理？威尔逊的战争》的原型）相信，他是“正义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之后，哈卡尼开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盘；1985年之后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让他战无不胜，从而巩固了他的强硬路线。但这并不表示他对美国抱有任何忠心，事实上，他在后来让美国人非常头疼：九一一之后，他被列为阿富汗第三号通缉犯。
美国大约支持了50名这样的指挥官，每月根据战果和形势支付2万到10万美元不等的行动经费。出于对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以及对那些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特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援圣战战士。那些志愿来阿富汗参与战斗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出身名门、能言善辩、风度迷人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大笔来自沙特资助者的资金。毫无疑问，这些资金会反过来让他们成为圣战组织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这一事实。
……
大量的援助使得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抵抗组织不断壮大。苏联发现自己屡屡受挫，不断地遭遇武器、人员和财产上的损失。1986年8月，喀布尔城外的武器库发生爆炸，损毁了大约4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