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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巴克看来，分界线的一边是粮食生产区，而另外一边则是粮食消耗区。德国要做的是占领前者，并且忽略后者。“获利”区必须拿到手，并将其资源和产出转移至德国；“亏损”区则必须被抛弃，而且无须关心它能否以及如何存活，失去这块地方就意味着得到。
在代号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入侵苏联计划发动前几周的一次会议上，这一提议得到了明确。5月2日，计划制订者们讨论了攻击的先后顺序以及预期的效果：在先头部队的推进过程中，德军将搜刮一切能够搜刮到的以养活自己；尽快占领目标地区，并及早投入生产。一旦突破苏联防线，德军就将从俄罗斯获得给养。
此次会议还提到了入侵行动对生活在“亏损”区居民的影响。他们注定会被整体抛弃。一份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文件备忘录简单地写道：“数百万人无疑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我们必须如此榨取土地的话。”德国人要养活自己，就必须以这些人的死亡为代价。这数百万人是德国赢取胜利和生存道路上的附带损害及必要牺牲。
会议继续讨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的其他后勤事务。德军必须确保运输通道能够将农耕平原上的物资运回德国。会议还仔细研究了今后负责监督收获以及耕种事宜的农业主管们的服装：带有银灰色条纹的平民装。正如一位一流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场典型的糅合了日常琐事与冷血暴行的会议。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德国采取了具体的措施统计可能的死亡人数，以确定“亏损”区内究竟会死几百万人。5月23日，一份长达23页的报告出炉了，其内容不过是在已有结论上略加修正。苏联的“亏损”区将被分离出去，它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将被集中起来运往德国。正如之前在柏林会议上所讨论的，其后果将由当地居民承受。连同之前的结论，这一报告对预计死亡人数进行了公开的评估。该报告称：“这一地区将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要么死亡，要么迁往西伯利亚。任何试图使这些人不被饿死的做法……都会损害欧洲的物资供应。他们的存在将使德国无法坚持到战争结束。”入侵苏联不仅仅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它在本质上关系到德国的生死存亡。
尽管参加5月2日会议的人员名单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在整个会议的过程和总结中都有巴克的身影。希特勒很看重他，对他的重视超过很多地位比他高的人。巴克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在任务布置会上首先征询了巴克的意见。于是，他在1941年夏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增加了一篇新修订的前言。他写道，俄罗斯未能合理利用它的资源，如果德国取得了这些资源，一定能够发挥其更大的效用。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在入侵前三周1941年6月1日写下的短评。他写道，对于俄罗斯人即将经历的事情，我们无须给予任何同情。“俄罗斯人已经忍受了数百年的贫穷、饥饿和简朴……不要以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来作为俄罗斯人的标准，也不要试图改变俄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接着写道，俄罗斯人的胃“是有弹性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同情那些即将饿死的人。巴克的思路清晰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准备打击苏联的集结势头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巴克以高超的手腕统治着他的部门。有了他，每件事都有可能完成，而且也的确都完成了。”
未来事态的严峻性并未被忽略。戈培尔在其日记中预测，1941年冬天将会出现异常严重的粮食短缺。但这不会是我们的麻烦，他补充说，显而易见，受到伤害的将是俄罗斯人，而非德国。如果德国人能像英国人一样仔细收听苏联的广播，这则开战前三天的新闻可能会让戈培尔改变看法：“在俄罗斯中部，大地像是被铺上了绿色的地毯；在东南部，人们正在收割小麦。”收获的季节刚刚开始，而且很可能是个大丰收。
随着进攻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的普通士兵和高级军官们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在国防军内一路高升的巴伐利亚职业军人弗朗茨？哈尔德看来，希特勒总是那么的坦率而坚定。他在1941年告诉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必须“以最野蛮的形式”痛击俄罗斯，做到“斩草除根”。“部队司令必须知道，局势正处于紧急关头。”希特勒说，“对苏联的仁慈就是对我们的残忍。”
1941年5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得更加充分。官方已经制定好了《军队在俄罗斯的行为准则》，并且正分发给那些即将参与进攻的人。这些准则列出了“煽动者”“游击队员”和犹太人可能制造出的威胁。德国士兵要明白，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同时，准则还规定了如何控制被占领区：那些有破坏德国利益嫌疑的人应该被当场审判，一旦确认有罪就要立即处决，无论他们是士兵还是平民。
在最后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包括所谓的“政委命令”（missar Order），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出了生动的警告：敌人的做法很可能会违反国际法和违背人性，这些政委（missar，对苏联政治精英的简称）的战斗方式只能用“野蛮和亚细亚式”来形容，因此对他们不能心存任何仁慈。
第二十章
屠杀之路
在入侵苏联前的集结过程中，德军将士得到的指令是一致而残酷的：尽一切努力夺取南部的麦田。战士们被告知，他们应该想象，苏联人所吃的食物是从德国儿童的嘴里夺走的。高级军官告诉他们的士兵，德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胜利。艾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er）上将在巴巴罗萨战役打响前一刻给装甲集团军发布的作战命令中说，俄罗斯人必须被粉碎，被史无前例地粉碎。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贯彻钢铁一般的意志，无情地将敌人彻底消灭。军队中充斥着对斯拉夫人的鄙视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厌恶。正如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发酵剂，很容易使普通人变成大屠杀的从犯”。
希特勒一边在加紧实施恐怖政策，一边在幻想未来：克里米亚应该成为德国的里维埃拉（Riviera）；如果能将这个位于黑海的半岛通过高速公路与祖国连接在一起，让每个德国人都能开着大众汽车到此游玩，这该有多美妙啊！他异想天开地希望自己能够年轻几岁，这样就可以看着这些一步步成为现实。一想到将错过数十年后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便感到失落。希姆莱（Himmler）同样构想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珍珠般的定居点”上住满了殖民者，周围被乡村环绕，以此为家的德国农民正在肥沃的黑土地上收割庄稼。
在希特勒及其最亲密的同事看来，扩张德国资源基地的计划有两个模板可供参考：在广阔的东方新疆土上盖上德国的烙印，参照的是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的做法；用一小部分德国移民管理俄罗斯，就好比少数英国人统治着印度。欧洲文明将战胜次等文明。纳粹领导层不断地提及印度的英国人，视其为少数人实现大规模治理的范本。
不过，希特勒还经常提到另外一种类似的可作参照的模式：美国。希特勒告诉新任命的东部占领区行政长官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德国需要参照欧洲移民对待北美土著的做法，必须驱逐甚至消灭当地居民。他宣称，伏尔加河将成为德国的密西西比河，成为文明世界与无序世界的边境线。他说道，19世纪定居在美国大平原的那些人必将迁回到东方。他信心十足地预言，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美国人都将在充满机会的新大陆上找到前程、得到回报。乌克兰以及向东延伸的俄罗斯南部土地，将有助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希特勒宣布：这是美国梦的终结，“为人们提供无限机遇的将不再是美洲，而是欧洲”。
他的兴奋不仅仅来自于黑海和里海北岸一带展现出来的前景，其他所有地方的迹象都让德国人激动不已。德军采取的是钳形攻势，一支从北方向世界中心地带进发，另外一支从南部进入北非和中东。1941年，北非沙漠中一连串闪电般的胜利将隆美尔（Rommel）和非洲军团带到了埃及，并准备进攻关键的苏伊士运河，就像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同时，法国的陷落使得德国空军能够使用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叙利亚和黎凡特修建的空军基地，从而进一步扩张了德国的地盘。
世界的命运悬于一线。一切的关键都似乎取决于进攻苏联的时间表，以及斯大林是否会意外地被人取代。发动进攻的时机必须是在农作物播种之后、收获之前，这样有利于进入俄罗斯的德国军队。1940年与莫斯科签订的协议已经为德国人带来了一百万吨的苏联谷物、几乎同样数量的石油以及大量的铁矿石和锰矿石。等到1941年5月另外一批货物运输完毕，动手的日子就不远了。
1941年初夏，对在东部集结的德国军队感到担忧的国防部长铁木辛哥（Timoshenko）元帅和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i Zhukov）将军向斯大林建议先发制人，出兵进攻华沙、波兰北部和普鲁士。斯大林不假思索地否定了这一计划，并且非常生气地问道：“你疯了吗？你想要激怒德国人吗？”接着又转向铁木辛哥：“大家都看看……铁木辛哥身体健壮，而且有个大脑袋，但是显然脑仁很小。”然后他威胁道，“如果你激怒了边境上的德国人，不经允许擅自行动，你的脑袋就掉了。”说完，他转身甩门而出。
斯大林并不是不相信希特勒将要发动进攻，而是认为他现在还不敢。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要亲自监督与纳粹政府的贸易，是因为他在苏联红军迅速重建和现代化的同时一直密切关注着德国的动向。他坚信自己手握所有的牌，因此并不理会柏林、罗马甚至东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报告，以及莫斯科大使们对进攻迫在眉睫的警示。斯大林对潜伏在德国空军司令部的苏联间谍在进攻前五天发来的报告的反应，最能说明他的严厉态度：“你可以告诉你的‘内线’……去他妈的。”他写道，“这不是内幕消息，这是某个人在传递假情报。”
斯大林周围的人并不都像他一样无动于衷。德军在6月初的动向让一些人认为红军应该进驻防区。“我们与德国有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难以置信地回答道，“德国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难以抽身，而且我确信希特勒不敢通过进攻苏联来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没有这么傻，他不会意识不到苏联和波兰或法国不一样，甚至也不同于英国。”
到了6月21日，局势明显在进一步恶化。瑞典驻莫斯科大使威廉？阿萨尔森（Vilhelm Assarsson）认为，现在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将近距离目睹影响深远的“第三帝国（Third Reich）与苏联帝国”之间大规模的对峙，要么德国人将对“乌克兰和巴库的油井”提出更多要求。他谨慎地判断，如果是后者，他或许也将见证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敲诈”。
几个小时后，事情的发展显示这并不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游戏。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45分，斯大林被朱可夫的电话叫醒。他告诉斯大林，所有防区的前线都已被突破，苏联正在遭受攻击。一开始，斯大林还拒不相信发生的事情，认为这是希特勒的诡计，目的在于以武力达成某种协议，也许是和贸易有关。慢慢地他才明白这是生死之战。他太过震惊，以至于晕倒在地，不得不让莫洛托夫（Molotov）替他发表公开声明。莫洛托夫通过无线电波严肃地宣布：“一次文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背叛，已经发生。”但是毫无疑问，“敌人将被粉碎，胜利将属于我们”。然而没有人提到，事实上苏联一直在与魔鬼共舞，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尽管前线部队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准备充分、装备精良，但德军的进攻仍然显得残酷无情。没过几天，明斯克就失守了，40万苏联士兵陷入了围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孤立无援，那里的守军很快就耗尽了给养，但是他们没有绝望：1941年7月20日，一位士兵在墙上刻下“我就要死了，但我不会投降。再见了，祖国”。
到了此刻，斯大林终于开始明白眼下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了。7月3日，他发表广播演说，表示德国的侵略“对苏联人民来说生死攸关”。他告诉听众，侵略者打算恢复“沙皇独裁”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并强调侵略者的意图是为“德国皇室和贵族”掳劫奴隶。这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如果将“皇室和贵族”理解为纳粹官员和德国工业家的话。不久之后，德军就开始频繁地强迫被俘苏联士兵和当地居民进行劳动：超过1300万人被征用于修建公路、开垦土地，或在纳粹政府和德国私营的工厂里工作——这些工厂今天还在。奴隶制重返欧洲。
1941年夏天之后，德国战车似乎已经停不下来了。9月，基辅被攻陷，50多万苏联士兵被俘。几个星期后，三支部队像长矛一样插入苏联腹地，直抵加里宁（Kalinin）、图拉（Tula）和伯罗的诺（Borodino）——1812年，拿破仑曾经在这里夸耀他的战果。德军继续突破苏联的防线。到了十月份，莫斯科岌岌可危。苏联制定了一个将领导人疏散到古比雪夫（Kuibyshev，旧称萨马拉Samara）的计划，该地位于莫斯科以东600英里伏尔加河的一个拐弯处。列宁的遗体也从红场移出并被放进仓库。斯大林正在为放弃这座城市作准备，但是在最后一分钟，这位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一些记录显示，当时他的专列即将启动，警卫员们也已进入站台准备出发。
11月，高加索山脚下的最后防线——顿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失陷了。到了月底，第三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已经距莫斯科不到20英里。12月1日，德国的摩托侦察部队离苏联首都仅有5英里。希特勒欣喜若狂：攻陷北方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从而击败苏联的计划，是确保南部“获利”地区长期安全的核心，而目前该计划似乎进行得顺风顺水。进攻开始后的两个月里，苏联人的防线一直在后撤，这让希特勒备感振奋。他在1941年8月说道：“乌克兰和伏尔加河盆地终有一天将成为欧洲的粮仓，我们的收获将远超过土地产出。”他还说，“即便有一天瑞典不再卖给我们铁矿也没关系，我们将从俄罗斯获得。”
同时，施工和技术队伍也随着德军一路东进。1941年9月，新成立的R特遣队（Sonderkommando R，即俄罗斯特派司令部Special mand Russia）从柏林出发前往乌克兰，以协助在新占领区修建基础设施。该特遣队包括野炊部队、移动指挥部、维修车间和警用电报部构成，由上百辆运输车组成，它的任务是使“欧洲征服及帝国建设历史上最激进的殖民运动”成为可能，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道。
当特遣队抵达黑海边上的敖德萨时，由差等生、逃兵和失意者组成的形形色色的主管人员为他们的司令官们强占最好的住处，并忙着修建一些基础设施，以表明德军长期占领的打算：图书馆、唱片店、演讲大厅以及放映宣传德国必胜电影的电影院。
入侵行动似乎取得了完美的成果。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所有计划中为德国提供资源的地区都被占领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没有被攻陷，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地方看起来也对德国人很有利：尽管英国军队扑灭了伊拉克的起义（为了仓促集结向东进发，英军甚至征用了海法大街上的公交车），但是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片位于里海南部、蕴藏着丰富石油资源的土地很快就会成为德国人的新朋友。
在侵略苏联时，希特勒还向阿拉伯人发去了正式祝福，愿他们早日取得独立，并致信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表示支持，称赞阿拉伯文明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并且与德国有着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德国与穆斯林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有一位学者献媚地将沙特阿拉伯称赞为“瓦哈比（Wahhabi）式的第三帝国”。
现在轮到英国人着急了。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General Wavell）指出，伊拉克差一点就成了噩梦，眼下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捍卫伊朗，很难说德国的势力是否会扩张到那里。他在1941年夏天写信给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一定要用印度的防御力量将德国人挡在伊朗之外，如果失败，那里很快就会重蹈伊拉克的覆辙。”
将注意力集中在伊朗是正确的，自开战以来，德国在那里的宣传攻势就未曾停歇过。一名美国记者报道称，1941年夏，德黑兰街头的报亭上摆满了《信号》（Signal）杂志，该杂志是戈培尔的喉舌之一；同时电影院里还放映着《西线的胜利》（Sieg im Westen）等庆祝德国在法国和西欧取得胜利的影片。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在伊朗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据一些报道称，人们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的赛帕（Sepah）广场上，以庆祝德意志国防军攻下了一座又一座的苏联城市。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里德？布拉德爵士（Sir Reader Bullard）在入侵行动几天后向伦敦报告说，麻烦的是“伊朗人对德国打击他们的宿敌俄罗斯普遍感到兴奋”。
著名的波斯学者安？拉姆顿（Ann Lambton）在被问及对局势的看法时表示，伊朗的军队和街头巷尾都充斥着亲德的情绪，“尤其是年轻的军官们，他们都希望德国获胜”。英国军官几乎持同样观点：当地民众对德国的热情和对英国的失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只有极少的人支持英国，因此可以预见，如果德国人进入波斯，他们将受到极大欢迎”。德国驻德黑兰大使欧文？艾特尔（Erwin Ettel）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向柏林报告说，如果英国人在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将面临“顽强的军事抵抗”，并将促使伊朗国王正式向德国提出援助请求。
当英国人意识到如果德军东进，自己将毫无还手之力时，他们对伊朗投入德国人怀抱的可能性更加担忧了。不久前还是印度英军总司令、现被任命为中东英军总司令的奥金莱克（Auchinleck）上将被简要告知，希特勒的军队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