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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负跏�16世纪初期欧洲的两倍。这便意味着欧洲的白银能在中国市场上购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货物，这让他们越来越愿意从中国进口。这种利用不同市场货币差价的做法被当代银行家称作套汇。远东的新来者自然立即抓住了这一机遇，特别是那些意识到中国和日本黄金价格失衡的人，能够轻松地从中谋取利润。贸易商争先恐后地买卖贵金属，澳门的商人们把精心挑选的货物运往日本，只是意在换取白银——据某当事人所说。面对这一发财良机，有些人难掩内心的欢喜。白银对黄金的价格比例如此之高，这让后者的相对价格变得很低，佩德罗？拜萨（Pedro Baeza）写道，如果你在东方用白银购买黄金，然后再带到美洲的西班牙辖区或是西班牙本土，“你就可从中赚到70％到75％的利润”！
白银的大量涌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全面评价。不过，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流入中国，中国的文化、艺术及学术开始蓬勃发展。画家沈周和“明四家”（明朝著名的四位同时代画家）中的其他三位均凭借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资助和金钱回报。陆治等艺术家的才能也广受赏识，因为不断涌现而出的中产阶级都乐于提升他们的趣味和品位。
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性爱小说《金瓶梅》（因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被称作《金色的莲花》）不仅是对文学形式的挑战，更是对性爱这一话题本身的挑战。富裕的社会使宋应星这样的学者能够潜心研究，由他执笔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涉及潜水技术和水利灌溉，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人们对儒学的关注也在增长，例如对大儒王阳明的尊崇就反映了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对于寻求人生真理的普遍渴望。
近来在牛津大学波德林（Bodleian）图书馆发现的塞尔登（Selden）中国地图，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海外贸易和旅行的兴趣，地图还详细描绘了位于东南亚的航道。不过这或许只是个例外，因为和从前一样，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图仍是以闭塞的眼光看待世界，通常都是北至长城、东到大海。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情愿放眼看世界。当然这也跟欧洲在东亚的海上力量有关，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舰队相互对峙，并经常截获中国的海船和货物。中国不愿意参与这些强敌之间的争斗，更不愿意在此过程中遭受损失。因此，面对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内收敛，同时继续与他们保持贸易并从中赢取收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商业逻辑。
流向中国的大多数白银被用于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完善经济货币化、鼓励自由劳工市场的繁荣以及刺激对外贸易等项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白银的偏爱和重视最后竟成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此大量的白银经马尼拉流往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白银价格的下降，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白银的价格，尤其是白银与黄金的价格比例，被迫降到与其他地区和大陆同等水平。向世界开放为印度人带来了一座奇迹，却将给中国造成一场17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五个世纪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今天来的少。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和经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在哥伦布首次探险和达？伽马从印度成功回国之后，世界真的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亚当？斯密在1776年没有写到的是，英格兰如何面对这一世界局势。如果说15世纪90年代的发现及之后的一个世纪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好处都落在了东方帝国身上），那么之后的200年将属于欧洲西北部国家。世界的中心将再次出人意料地发生转移，这一次的机会将属于不列颠——它很快就将荣升为“大”不列颠。
第十三章
西欧之路
世界因15世纪90年代的新发现而发生了变化。欧洲再不是环球事务的边缘地带，而是世界发展的驱动引擎。马德里和里斯本做出的决策能影响到几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如同当年从阿拔斯的巴格达、中国唐朝的洛阳、蒙古首都哈喇和林或中亚撒马尔罕发出的号令一样。如今是条条大路通欧洲。
这种局面让有些人深感不快，其中最倒霉的莫过于英格兰人。他们对手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多了数倍；更糟的是，黄金和白银像下雨一样落到西班牙的头上，人们还说这是上帝的意愿。此外，英格兰和罗马教廷的决裂也让人备感绝望。一位16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写道，“上帝将最高权力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里”，西班牙的财富“是上帝的决定，主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各王国的存亡”。
言下之意，新教的统治者因背弃真正的信仰而理应遭到惩罚。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暴力和迫害行动波及整个欧洲。谣言说英格兰即将受到军事打击，特别是玛丽一世（Mary I）去世之后——在她的治下，英格兰可能与罗马教廷重归于好，并服从教皇的权威。玛丽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继位，她必须在两方之间像走钢丝一样行动：一方是相互竞争的宗教游说人士，另一方是对愤懑、失意、迫害忍无可忍的叛乱分子。作为一个处在欧洲边远地区的孤立小国，英格兰很难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1570年，教皇皮乌斯五世（Pius V）在通谕《在至高处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中将伊丽莎白称为“徒有虚名的英格兰女王，罪恶的仆人”，并威胁任何服从她或遵守她法律的人都将被开除教籍，于是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如何抵抗（不是来不来，而是何时到来的）进攻。
英格兰为皇家海军投下重资，希望打造一支坚不可摧的舰队来负责前线防御。最先进的军用船坞——如泰晤士河上负责设计和制造的德普特福德（Deptford）和伍立奇（Woolwich）——已经建成，同时还负责商船的改造。新型商船不仅载货量更大，航行速度更快，续航能力更持久，还能搭载更多的船员和更强力的火炮。
造船大师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是一个建筑师的儿子。他用自己所学的数学和几何原理为伊丽莎白女王设计建造新一代的舰船，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英格兰造船术概览》的文章。这些技术被迅速运用到商业领域，英格兰100吨以上的商船数量在1560年以后的20年间多了三倍。很快，新一代舰船就因其出色的航行速度、良好的操控性以及强大的作战威力而备受关注。
英格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588年夏天，西班牙从尼德兰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准备全面入侵英格兰。结果英格兰人技高一筹，被打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只好铩羽而归。尽管大多数敌舰是毁于触礁和海上风暴而非英格兰之手，但没人怀疑英格兰的海军投资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四年之后，英格兰截获了葡萄牙的“圣母号”（Madre de Deus）快船，更证明了它的海上实力。快船满载着胡椒、丁香、豆蔻、乌木、挂毯、丝绸、布匹、珍珠和贵金属，从东印度群岛驶往亚速尔群岛。这些约占英格兰平均年进口量一半的货物，全都被拖至南海岸的达特茅斯港（Dartmouth）。王室和海军不得不就如何分配战利品展开漫长而痛苦的讨论，尤其是在一些小型的贵重物品已经失踪之后。
这类成功在增强英格兰人自信的同时还鼓励了大西洋及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侵犯性行为。英格兰开始和欧洲任何与天主教教廷为敌的国家建立联系。例如在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宣布释放被俘获的西班牙舰船上做苦役的北非穆斯林，并给他们提供衣服、盘缠和其他必需品，然后护送他们安全回家。当1596年英格兰人进攻加的斯港（Cádiz）时，还受到了北非穆斯林的援助——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开头处所提及的。这样的同盟实在是太过神奇，以至于一位当代学者将此描述为一场由英格兰人和摩尔人共同参与的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伊斯兰“圣战”（jihad）。
为了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航道，英格兰开始花大力气与奥斯曼土耳其人搞好关系。当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惊恐地观望着土耳其人即将叩开维也纳的城门时，英格兰人却在动其他心思。1571年，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攻击位于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勒班陀（Lepanto）的奥斯曼海上舰队，英格兰并未参与。当胜利的消息传遍欧洲，诗歌、音乐、艺术及纪念碑纷纷被用以表达获胜的喜悦时，只有英格兰无动于衷。
即便在此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仍然谄媚地发出友好信件并将礼物送至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并收到“真诚的问候，无限的敬意，一支芬芳的玫瑰，源于纯洁的信任和友谊”作为回馈。英格兰送出的礼物中有一款由托马斯？达勒姆（Thomas Dallam）设计的乐器，并于1599年运抵君士坦丁堡。不过由于炎热和潮湿，“所有的黏胶都失效了”，音管也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损坏，这让达勒姆吓坏了。英国大使看了一眼，“说这东西连两便士都不值”。好在达勒姆连夜赶工，修复了乐器，并最终让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III）非常开心：达勒姆在为他演奏乐器之时，他甚至撒出了金子，并且要送达勒姆两名女子为妻，“可以从苏丹的妃子里选，也可以由苏丹为他挑选两个最好的处女”。
伊丽莎白女王对待苏丹的策略是以土耳其进攻欧洲后带来的机遇和前景为基础的。罗马教皇一直在力劝基督教各国联合起来以避免更多的损失，并严厉警告称“如果匈牙利被征服，德国就会是下一个；如果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伊利里亚（Illyria）被征服，意大利就会遭到入侵”。英格兰下决心自力更生，和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关系。这看上去是个非常明智的外交策略，同时又能带来贸易合作的前景。
因此，令人非常吃惊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英格兰商人在正规贸易协议中得到的特权，比其他任何国家得到的都更为慷慨。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新教徒和穆斯林交流时的措辞。比如，伊丽莎白女王在写给奥斯曼苏丹的信中就称自己是“蒙全能上帝之辉煌……基督信仰最强大、最坚定的守护者，反对任何基督徒的盲目崇拜，反对任何借基督之名的招摇撞骗”。奥斯曼统治者同样希望拉拢从天主教廷分裂出来的基督徒，他强调双方在阐述各自信仰时的相似之处，特别是视觉形象方面。穆拉德（Murad）苏丹在写给“佛兰德和西班牙的路德会教派成员”的信中说，在“不可信的所谓教皇”的众多错误中，有一条就是偶像崇拜。多亏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追随者们的努力，才“禁止了偶像、肖像及教堂钟声”。尽管困难重重，但英格兰的新教徒们似乎能够打开新局面的大门。
对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认同逐渐扩散到英格兰的主流文化当中。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亲王在追求鲍西亚时就说：“不要因我的肤色而厌憎我。”观众们都知道，亲王英勇作战，曾为苏丹出生入死，绝对能配得上鲍西亚嗣女（象征着伊丽莎白本人），而且足够睿智，早就明白“并非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黄金”的道理。再如莎士比亚《奥赛罗》中高尚却悲惨的主人公，一个威尼斯的“摩尔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穆斯林），与他周围那些伪善欺诈、双重标准的基督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摩尔人不会轻易改变他们的志向”，该剧向观众传达了这一信息，暗示穆斯林在履行承诺和签订协约时坚定可靠，因此他们是值得信赖的盟友。事实上，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文学中，波斯也同样以正常的、积极的、文明的形象出现。
与英格兰正面描述伊斯兰世界相对应的，是人们对西班牙帝国的尖刻态度。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作品便认为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是纯靠运气。这一作品靠着100年前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约翰？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带来的革命，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数量广为流传。印刷革命使得一些多明我会教士德拉斯？卡萨斯等人的论著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快速传播。正如同21世纪初的科技进步，只有快速信息分享技术的出现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德拉斯？卡萨斯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位教士对亲眼目睹的美洲土著遭遇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部充满令人发指的残暴细节的论著传到了英格兰，被译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此书以全本或保留暴行描写部分的删节本的形式在16世纪80年代广为流传，毫无掩饰地将西班牙人描述成大屠杀的凶手，将西班牙描述成一个嗜杀成性的帝国。译者詹姆斯？阿里格罗多（James Aligrodo）在译者序中写道：“12万、15万或20万条可怜的生命”遭到屠杀。
残暴的故事在欧洲新教徒间迅速传播，让人们看清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对待那些他们在心目中低他们一等的人的。人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西班牙人是天生的迫害者，无论对谁，他们都会十分残忍；如果有人胆敢接近他们的本土，他们也将施以同样的手段。这一结论在低地国家中引起恐慌。这一地区从16世纪末起就一直与西班牙争战不休，因为后者一直在寻求向支持宗教改革的地区施加权威。极力倡导英格兰人定居美洲的著名编年史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西班牙人如何“傲慢残暴地统治着西印度群岛”，将“和我们一样会哭泣”、向往着自由的无辜平民变成了奴隶。换句话说，残忍、暴力和迫害是西班牙帝国特有的行为。英格兰人是绝不可能做出如此令人可耻的举动的。
然而这些都只是理论。事实上，对待蓄奴和暴力的态度比这些高谈阔论更能说明问题。在16世纪60年代，英格兰水手们不断参与西非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甚至动用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的投资从事跨大西洋奴隶运输，并从中大发横财。霍金斯总结道，“黑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那里的黑人数量可能会很快超过几内亚（Guinea）海岸”，他和他的赞助者都更加愿意从事这项贸易。可见，英格兰的高层人士绝不会拒绝和新大陆的西班牙“暴君”合作，反而相处融洽。
久而久之，英格兰强烈地意识到，在16世纪初巨大变革所带来的机遇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宗教争端和时机不当，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了全球强国西班牙的宿敌，他们很难从美洲财富的涌入或经威尼斯的红海和陆地贸易中获益。虽然对西班牙人的抨击卓见成效，但这仍然无法掩盖英格兰人四处觅食还要为残羹剩饭感激不已的事实。理查德？哈克卢特写道，多亏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长期失业，英格兰“到处都是年轻力壮的勇士”。他问道，为什么不把年轻人组织到一起，创建一支能使“帝国称霸世界”的海上力量呢？这一称霸海洋的言论在当时看来颇具野心，但做做美梦似乎也没什么错。
英格兰人在南欧繁荣之时并未作壁上观。他们也曾向四面八方派遣探险队，试图开辟新的商业通道，建设新的贸易、运输和交流网络。但是所有方向的探索都未带来令人振奋的成果。16世纪70年代由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指挥的探险行动旨在探索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通道，最终无果而归。更令人尴尬的是，他们从今天加拿大地区带回的大批“黄金”（被视作能与南北美洲其他对手相媲美的重大发现）结果却被证明是假的。这闪光的金属原来是白铁矿（marcasite），俗称“愚人金”。
灾难还不止这些。通过巴伦支海（Barents）抵达中国的企图最后以悲剧告终。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的舰队在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为冬季的浮冰所困。所有人都冻死了，他们的尸体在第二年才被人发现。据威尼斯驻伦敦大使说，他们被冻成了“各种姿势的冰雕”，有些人“是写字的坐姿，手里握着笔，嘴里叼着勺子；还有人正在打开衣柜”。
此外，为获取亚洲商品而与俄罗斯建立贸易联系的努力同样深受阻碍。首先是英格兰人抵达的时机不佳，正值伊凡四世（Ivan IV）最悲惨的时候；其次是由于16世纪的俄罗斯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本就有限，尽管贸易规模即将大幅扩展，但经由里海的商道仍非常危险，即使是重镖护卫的商队都有可能遭遇强盗袭击。
16世纪60年代，不少商人趁着各种机遇被派往波斯，这是英格兰人试图与那里建立商业联系的最后一搏。商人们通常携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特使们向波斯国王请求商业特权，“真诚希望能与陛下帝国的商人建立商贸关系”。英格兰急于获取贸易许可，以至于商人们都被严格规定禁止谈论宗教：如果有任何人问及国家未来的国教，最好的办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虔诚的穆斯林东道主问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互优点，这让新教徒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竞争如此激烈，任何有关宗教的表述都至关重要，一旦出错就可能被对手轻松击败。
至17世纪初，英格兰已经不怎么热衷于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为了募集私有资金，新的贸易实体开始出现，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区、领域及岛屿商业探险公司”。在该公司周围还诞生了一系列关注不同地域的独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那些风险多、投资大的地区或国家取得垄断地位。用未来的成功来激励商人，成为建立英格兰贸易体系的新途径，同时还能将政治触角伸向远方。
尽管有响亮的名称、皇家的支持以及高远的目标，但在最开始还是步履维艰。英格兰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缘，而西班牙的中心地位却越来越牢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