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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要求法兰西投降。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军从巴格达向西挺近，直取叙利亚并进入巴勒斯坦。这一举动给居住在东方的拉丁人带来巨大的恐慌——1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圣城的地位已经靠着十字军得到了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以及后来的路易九世已经基本上将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手中。没人相信安条克、阿卡和其他城市会存在任何危机，直到蒙古人的出现。
而且这场危机似乎是来自于一个已经在埃及得势的、野心勃勃的新政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及的新君主与蒙古人同根同枝，也是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正如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最后被他那些从草原上招募的突厥雇佣兵击败一样，同样的命运也于1250年降临到开罗的哈里发身上。埃及的新君主名叫马穆鲁克（Mamlūk），他的祖先原是黑海以北的游牧部落，后来被当作奴隶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港口交易到埃及军队中服役。这支奴隶军中也包括一些蒙古人，以及一些所谓的“新来的人”（wāfidīyah），即在草原常见的内部混战中战败、为寻求避难最终来到开罗服役的人。
中世纪的欧洲一般被人看作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骑士时代和罗马教皇掌权的时代，但如果和远东的巨大战役相比，则所有的这些都基本上只能算是串场表演。蒙古人差点就征服了全世界，他们统治的地域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也已是门户大开，但令人吃惊的是，蒙古统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欧洲已经算不上最大的猎物。阻挡蒙古人控制尼罗河、控制埃及肥沃农耕土地以及四通八达贸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样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这已不仅仅是一场地区霸主之战，而是一场基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上的胜利。中世纪的战役将在中亚和东亚的两个游牧民族之间打响。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蒙古人的进攻深感恐慌。他们先是放弃了十字军的掌上明珠安条克，同时阿卡的守军也在权衡之下与蒙古人达成了妥协。他们近乎绝望地向英格兰和法兰西乞求军事援助。但是最终拯救西方人的，居然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此时正在向北挺进，去对付那些横扫巴勒斯坦的蒙古军队。
过去六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们却要面临首次大败。1260年9月，蒙古人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贾鲁（？AynJālūt）遭遇惨败。尽管忽都斯苏丹（Sultan Qu？uz）在内部权力争夺中被暗杀，但马穆鲁克人的进攻步伐几乎未受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蒙古人帮了他们很大的忙：蒙古为粉碎当地人的抵抗势力，已经将城镇连为一片。正如中亚的整合为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进攻提供方便一样，此时的蒙古人也不经意地将叙利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拱手送给了对手。马穆鲁克人最后进城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圣地上的基督徒，连同欧洲的基督徒在内，都在惊恐地观察着这一切，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他们的结局又会是什么。但没过多久，人们对蒙古人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督教欧洲渐渐开始理解，尽管这些游牧骑兵从黑海北部长驱直入横扫匈牙利平原，尽管他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但蒙古人可能真的如最初他们谣传的那样，是欧洲人的救世主。
在126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和圣地派遣了多个使团，试图与蒙古人结成联盟，一同抵抗马穆鲁克人。身居亚洲的蒙古首领旭烈兀以及他的儿子阿八哈（Abaqa）也在派遣的外交使臣前往西方，他愿意谈判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西方人的海上力量攻击埃及，以及埃及人新近征服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但是合作远非那么简单，因为蒙古人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迹象。
到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疆域已经非常辽阔——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于是，分裂在所难免。帝国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分支，这些分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一支仍是以中国为中心；中亚则由察合台统治，一位波斯作者曾将之描述为“屠夫和暴君”，一个万人痛骂的“残忍的吸血鬼”，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在西部，占领了俄罗斯至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了“金帐汗国”（Golden Horde）；而大伊朗地区的统治者则被称为“伊利汗”（īlkhānid），源自īl…Khān一词，就是蒙古帝国分支的意思。
马穆鲁克人玩起了巧妙的政治手段，最后成功地和“金帐汗国”的首领别儿哥联手——之前别儿哥和伊利汗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这种联手无疑将促使基督教欧洲和伊利汗之间达成合作协议。最具实质效果的协议之一出现在13世纪80年代末，伊利汗派遣来自中国的回纥人主教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率领使团造访西欧的主要首脑们，就军事联盟的有关条款进行商议。选择拉班？扫马出使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此人温文尔雅、聪颖智慧，而且还是个基督徒。蒙古人虽然以野蛮著称，但他们在鉴别外国人才方面还是非常在行的。
没有人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在听说联合行动计划后更加兴奋了。爱德华是一个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分子，曾在1271年亲自造访过圣地，对他的所见所闻深感失望。他总结说，这真是糟透了，基督徒似乎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窝里斗，而不是去进攻穆斯林。但真正使他感到震惊的是威尼斯人：他们不仅和“异教徒”做生意，而且还给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帮他们制造围城机器，这些机器最后都被用来攻击基督教城镇和港口。
于是，国王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来自东方的主教，并清楚表明，他的主要目标是看到耶路撒冷重新崛起。“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祈求。”英格兰君主在邀请他的贵客加入他和随从举办的圣餐之前，对主教这样说。他对主教尊崇有加，在举办庆贺未来胜利的宴会后还向主教赠送了丰厚的礼物和钱财。合作协议最终敲定，目的是帮助基督教王国一次性收复圣地。这是基督教世界期盼已久的胜利，罗马的部队甚至为即将打败穆斯林欢呼庆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人心目中的蒙古人从救世主变成恶魔，又从恶魔变回为救世主。人们相信，即将到来的并非世界末日，而是新的开始。
宏伟的计划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正如十字军多次东征并未实现诺言一样，由于联盟跨越几千英里，并且牵涉到全球宗教的利益，所有美好的承诺最终都不了了之。而对爱德华一世来说，本国面临的危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英格兰国王没有和蒙古人结成反伊斯兰埃及同盟，而是被迫向苏格兰发动进攻，去平息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领导的叛乱。其他欧洲君主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圣地基督徒的命运最终走到了尽头：在十字军骑士首次夺取耶路撒冷的两个世纪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最后的立足地。1291年，西顿（Sidon）、提尔、贝鲁特（Beirut）和阿卡纷纷落入马穆鲁克人手中。结果证明，良好意愿和作战热情并没有什么用，并不能挽救和坚守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域。
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心存幻想。1299年冬季，蒙古人终于实现了他们一代人寻求的梦想：彻底打败马穆鲁克。他们取得的胜利辉煌而巨大，以至于欧洲的传言说，东方基督教徒和蒙古族同盟一同攻克了耶路撒冷。传言还说，伊利汗首领转信了基督教，成为了圣城的新的保卫者。某些报道甚至发布了更好的消息：蒙古人并不满足于将马穆鲁克逐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且还冲破防线拿下了埃及。这些消息太好，让人难以置信。蒙古人的确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那些激奋人心的故事不过是误解、传言和美好愿望。基督教圣城其实已永不复存。
中世纪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十字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教皇层次的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罗马教皇本人不仅是宗教权威人士，而且是一个具有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人物；精英阶层的职责转向了服役、奉献和虔诚；基督教作为欧洲大陆共同基础的思想已经生根。从理论上讲，夺取并占据耶路撒冷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但从事实上讲，很难、很贵、很危险。所以在欧洲人的意识中存留了两个世纪之后，圣地已开始逐渐消失。正如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在19世纪所写，重建耶路撒冷绝对可以选一个更容易和更方便的地方——比如在“英格兰青青快乐的土地之上”。
十字军最终还是失败了：想要在基督教王国最重要城市建立殖民的企图并未获得成功。不过，也不能说意大利城邦受到称赞的基督教骑士都是失败。虔诚的骑士杀向疆场，海洋城邦及时调整，深入到亚洲腹地。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目标。相反，在失去圣地之后，他们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决定继续前行。
第十章
死亡之路
早在黎凡特的城市和港口陷落之前，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采取行动，寻找新的贸易通道和据点，努力确保生意不亏本。13世纪，圣地战事频仍，途经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颇受影响。两大贸易巨头已经开始在克里米亚的黑海北岸、亚速海口、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建立新的殖民地，其中西里西亚的阿亚斯（Ayas）成为从东方进口货物和奢侈品的新通道。
赚钱的机会非常多。黑海南岸和北岸的粮食差价所创造的利润就足以让各城邦竞争，因为他们的商船有能力运输大量的货物，包括活人。热那亚和威尼斯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将买来的奴隶转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人。这实际上违反了教皇禁止与穆斯林商人交易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法律规定。
昔日的敌手也不可忘记。热那亚人曾在1282年将比萨舰队全部摧毁，并拒绝交换俘虏，以此展现出击垮对手的决心。战败后的比萨从此一蹶不振。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鲁斯蒂谦（Rustichello），他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年，后来与一位同样在海战中（这次热那亚是在亚得里亚海战胜了威尼斯人）被抓获的战俘关在了一起。鲁斯蒂谦和他成了朋友，并执笔为狱友写下有关他生活和旅行的回忆——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热那亚在争夺中世纪霸权时的疯狂和残忍，也看到了《马可？波罗游记》。
威尼斯和热那亚这对宿敌无时无刻不在商业竞争上展开惨烈对决：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发生过暴力冲突，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出现过紧张对峙，在亚得里亚海爆发过流血战役。到了1299年，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调和停战协议时，两方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充分表明，他们是多么想和亚洲建立联系。
不过，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比如在1301年，人们认为国会大厅的空间太小，不足以容纳随着城市的富强而不断增多的国会成员，于是一致同意扩建威尼斯国会大厅。在热那亚，有一首写于13世纪末的诗歌对这座城市不吝赞美之辞：“到处都是宫殿”，楼台高塔鳞次栉比；城市的财富完全依靠来自东方的货物，包括貂皮、松鼠皮和其他与草原部落贸易所得的毛皮，还有胡椒、生姜、麝香、香料、锦缎、丝绒、金锦、珍珠和宝石。诗人还写道，热那亚如此富强，靠的是它用强大舰队构筑起的贸易网络。热那亚人遍布世界，他们在所到之处都会创建一个新的热那亚。这位无名诗人祝福道，愿上帝保佑这座城市的繁荣。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看到了顾客的需求，以及那些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贸易商的需求。埃及和圣地的贸易环境动荡不安、时有风险，于是黑海迅速升级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区。但若说到商业税收，意大利城邦崛起的背后还与复杂的财政体系和蒙古人的支持有关。大量资料显示，进出黑海港口的关税税率始终维持在货物总值的3％到5％，这和进出亚历山大港的货物税率（据说是10％、20％甚至30％）相比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所有的商人都明白，利润就是一切，所以黑海成了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通道。
灵活的定价和刻意的低关税政策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商业智慧，但它很容易被残暴野蛮的印象所掩盖。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尽管后来的波斯历史学家坚称蒙古人当时已脱离了朝政，已将日常事务交给他人处理，但近来的研究表明，蒙古人从来都是事必躬亲，掌控着帝国所有的细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不在于他们的烧杀抢夺，而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语中吸纳了许多来自蒙古的外来词，都和贸易交流相关，像利润（barysh）、金钱（dengi）和财政（kazna），都源于他们和东方新主人的交往。俄罗斯邮驿体系的建立也是一样，都是基于蒙古人的驿站网络，从而有效快捷地将信息从帝国的一处传递到另一处。
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个长久稳定的帝国必须建立在无数正确的决策上。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把新的民族也纳入到整体当中。部落结构被刻意打散，他们将为各自新的军队集团出力，并效忠于蒙古统治者。各部落的差异，比如怎样装扮头饰，都得到了强制性的统一。那些投降或被征服的部落，都被分散到蒙古帝国控制的不同地区，以弱化他们在语言、血缘方面的认同感，加快与蒙古人的同化进程。旧的部族名字被新的称呼所取代，以此强调新身份的转换。这些做法之所以受到认可，全都靠着帝国统一的封赏体系，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到战利品和贡品。帝国施行严格的任人唯贤制度，凡有能力者皆可得到重赏，凡失败者都会被迅速抛弃。
虽然蒙古人极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认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随其好。成吉思汗本人虽“对伊斯兰教另眼相看，但他对基督教和佛教也很尊重”，一位波斯作者如是说。至于他的后代和继任者信仰哪种宗教，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有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有人选择了基督教，还有人“追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
当时蜂拥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们也对这种宽容政策深有体会。卢布鲁克在他去往蒙古朝廷的旅途中遇见过亚洲各地区的基督教教士，让他备感吃惊的是，每年春天当牲畜于哈喇和林附近聚集时，他们都一同向一匹白马祈祷，采用的还是异教习俗，而非基督教仪式。虽然一时之间基督教无法在蒙古取得成功，但时间久了，小溪也能逐渐汇成江河。随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东方教区的数量也再次开始增多，包括在草原腹地，如波斯北部大不里士（Tabriz）等地区，都能找到修道院。大不里士已成为日益兴盛的方济各会教士的聚居地。之所以会有这样快速的发展，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自始至终的宽松态度。
事情的发展还不止于此。到了13世纪末，罗马教皇派遣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访问大汗，带着一封亲笔信“邀他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尽管孟高维诺此行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他也劝说了很多人信教，支付赎金帮助被俘的儿童获得自由，并在学校教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他们亲自手书圣诗集。有时连大汗本人都曾亲自前往聆听教堂的吟唱，并被美妙的圣歌和神秘的圣餐所感动。为了表彰孟高维诺的成就，14世纪30年代初，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派他前往亚洲任职——不是一般的主教，而是一个更高的职位，任务是在整个蒙古帝国建立基督教教区：北京大主教。十字军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失败。
蒙古人宽松的宗教政策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智慧。伊利汗好像一直比较擅长对宗教人士说一些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比如说，大汗旭烈兀就告诉亚美尼亚教士，他在儿童时代就曾受洗。西方教会听说之后深信不疑，他的故事在欧洲广为传颂，人们把旭烈兀描述成基督教的圣人。不过也有人听说过其他的故事，譬如说佛教徒就相信旭烈兀正在努力修成正果。蒙古有很多高层精英曾先信仰基督教，然后又改信伊斯兰教，或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都是任意变换。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并不敏感。
赢得人心和宗教支持是帝国顺利扩张的关键。这在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人时就是如此，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对此大加赞赏，他最反对目光短浅的掠夺和盲目的破坏。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们该怎样打造一个伟大的帝国：军事强权之后必须是宽容和善政。
对于重要的、有潜力的盟友，蒙古人还会精明地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比如在俄罗斯，蒙古人宣布免除教堂的税收和军队服役义务，这让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可以作为野蛮征服后再施恩泽的一个好例子。另外，将责任下放同样也是消除敌意和缓解冲突的有效手段。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一位当地统治者被挑选负责收税征贡，以至于他能从中抽取丰厚的油水。这位统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人称“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钱袋子”的意思。他的头衔可不是白来的，他通过在当地征收税贡来为蒙古人敛财，并从中为自己捞上一票。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像伊凡这样受信任的人的手上，其结果便是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王朝，并靠着征服邻邦对手逐渐兴盛。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长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蒙古人的行政体系导致了俄罗斯转型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独裁政权。
军事统治、精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在我们以前对蒙古人的看法中是不曾有过的。虽然其统治手段可圈可点，但是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天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