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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陵途中，新野王悄悄对齐王说：“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
新野王这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劝齐王夺走成都王的兵权，所谓“今宜留之与辅政”的意思，就是把成都王留在洛阳，不让他回邺城。而邺城是成都王的根基所在，成都王麾下的军队都来自兖、冀两州，失去对邺城的控制，就意味着失去兵权，失去兵权就意味着失去参与政治角逐的资本，沦为齐王的附庸。
新野王袒露了齐王麾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们当然希望齐王能够踢开成都王，独擅朝政，他们也好附骥尾，跟着鸡犬升天。
但新野王这是在冒险，齐王要是听从了这个馊主意，结果只有逼着成都王开战，喋血京城。
无独有偶，在离齐王等人不远的另一辆车上，常山王也在怂恿成都王对齐王下手。常山王说：“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
常山王的身份与新野王不同，新野王是武帝的堂弟，是宗室疏族，所以身为长辈，却对齐王保持着谦逊的姿态。常山王的口气则比新野王来得坚决，来得理直气壮，他直接抬出父亲的名号，要求成都王向齐王收回旁落的大权。
当时，常山王司马乂二十五岁，成都王司马颖二十四岁。常山王的母亲是武帝的审美人，成都王的母亲是武帝的程才人，兄弟俩打小没什么交情，成年之后又分居两地，十多年才见一次面，更谈不上什么情谊。帝王之家包罗万有，唯独亲情是奢侈品，尤其是兄弟之情，更是奢侈品之中的奢侈品。常山王以兄长身份要求弟弟维护家族利益，看似无可厚非，实则冠冕的言语掩盖不住勃勃私心。
常山王司马乂是“八王”之中势力最为弱小的一位，与成都王相比，司马乂可谓命运多舛。当年成都王还在皇宫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皇子生涯，司马乂已经披上戎装，成为守护京畿重地的步兵校尉，永平元年他跟随同母兄长司马玮参与了诛杀杨骏、讨伐汝南王的两次政变，原以为这是谋取大权的良机，没想到竟是一个陷阱。最终司马玮堂堂皇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掉首级，以耻辱的方式终结了生命。当时驺虞幡一出，司马乂就明白大势已去，他扔掉手中的弓箭，眼看着兄长被擒被杀，无计可施唯有恸哭。
随后，司马乂也被追究罪责，他被免去一切官职，封地从十个郡骤减到几个县，地点也从长江中游的长沙迁到北方靠近鲜卑，境内有匈奴杂居的冀州常山。他被逐出洛阳，在内史程恢的监督之下软禁在常山，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洛阳中枢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吸引了全天下的眼光，没有人在意到那个囚居于千里之外郁愤满怀的落魄王爷。司马乂看到侄子司马遹、嫂子贾南风、兄长司马允先后人头落地，也看到了叔祖司马伦自取灭亡，他更看到了弟弟成都王司马颖风生水起。
当年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颖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如今竟然已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司马乂反观自己，无权无势无兵，这十年来他错过的东西太多了，他要弥补回来。所以司马乂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响应勤王，紧跟成都王的脚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洛阳。
惠帝封赏功臣，司马乂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司马乂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只能得到这么多。但是这不能使他满足，因此他使劲去撺掇成都王向齐王夺权。所谓的“先帝之业”，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天下应当由我们兄弟掌握，而在当时，武帝二十多个儿子死得仅存下了五个：惠帝司马衷、常山王司马乂、成都王成马颖、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
惠帝与吴王都是劣等不堪的人物，豫章王一直闭门读书，韬光养晦。常山王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想借助成都王的手，替自己从齐王怀里夺权。如今是齐王执政，成都王相辅；如果赶走了齐王，就成为成都王执政，常山王相辅。
成都王据说“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话十分可疑，《晋书》下文里说成都王临死，问狱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书，何以有此一问？怀疑又是后人妄污），他的决策常常会受帐下谋士的左右，幸好，当时成都王最信任的谋士是范阳人卢志，他是一个公忠体国顾全大局的人。
常山王在怂恿成都王的时候，或许是他天生嗓门大，更有可能的是他居心不良，存心制造矛盾，这原本应该十分机密的交谈竟然让在场许多人都听到了。大乱之后人心所向当然是企望和平害怕战争的，所以“闻其言者莫不忧惧”。
而卢志担心成都王犯糊涂，忙不迭赶来劝谏。
卢志说：“当初齐王的军队号称百万，却与张泓僵持不能下，是殿下你径直渡过黄河，拨乱反正，这等大功勋无人能及。如今齐王邀殿下共辅朝政，这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听闻一山不容二虎，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争端。邺城传来消息，说程太妃偶染小病，不如趁机回邺城，推崇齐王。殿下有此等谦让的壮举，日后肯定能令四海归心，这是最好的计谋。”
成都王想了一下，经常山王这么一闹，二王肯定无法共存了，要么刀兵相见要么退避三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要开打的话，齐王的军队比自己多，胜算不大，况且自己确实也没有很大的权力欲望。
成都王于是决定回邺城。
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断行事。谒陵归来，惠帝在宫中东堂大殿召见成都王，成都王对皇帝哥哥推辞功劳，谢绝一功封赏与官职，说拨乱反正“此大司马冏之勋，臣无豫焉”。然后极力赞誉齐王的功德。
当时洛阳城内虽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成都王平时都居住在军营里。他的军队驻扎在太学院，成都王不愿再在洛阳逗留，觐见完毕径直出宫，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道声别，不回军营，从东阳门出洛阳城，直接上道奔赴邺城。
途中，成都王给齐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
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马府，齐王大吃一惊，当时他其实也在天人交战，彷徨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在阴谋诡计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见真诚，都会惊愕得难以置信。齐王冷静下来，立即跨马出城去送别成都王。
齐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东北的七里涧，齐王极力挽留，成都王则绝口不提时事，只陈说忧心母亲的健康，要回邺城供养高堂。两人依依不舍，最后洒泪而别。
这一幕是“八王之乱”中唯一令人感到温馨的场景，即令作者这样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也绝不怀疑此时成都王的谦让有假，不怀疑齐王的歉疚有诈。据说当时正好有百姓在场，这个场景使世人依稀产生了幻想，也许，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
可是很快这个幻想就破灭了，人们将看到成都王的军队再次杀出邺城，攻向洛阳，齐王则身首异处，曝尸于城门之外。那个时候回首此时之情景，让人只能空叹世事之无常人心之难测。
成都王虽走，但齐王感激于心。他派遣驸马王粹追到邺城，再次宣诏任命成都王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给成都王加九锡。
成都王接受了官职任命，推辞加九锡，态度很坚决。但齐王态度更坚决，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锡，同时再次邀请成都王到洛阳，共同辅政。这次邀请就带有表演性质了，齐王应该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邺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
果然，成都王还是不受九锡，并且再次推辞要留在邺城供养母亲，谢绝了皇帝的恩宠，也谢绝了齐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说辞一半是借口，一半也是实情，程太妃爱恋邺城不愿意随儿子去洛阳，而成都王是个大孝子。齐王见成都王始终坚持，于是作罢。
成都王舍弃了权势，却获得了清誉。史书上说“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成都王趁热打铁，给自己麾下邀功请赏，追随他的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石超等人都被封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请朝廷开官仓，赈济因战火侵扰而陷入困顿的阳翟百姓；成都王还以成都国国王的名义，收敛在黄桥一役中阵亡的将士，刊石立碑，嘉奖死者功绩，同时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敌人，赵王那方的阵亡将士也被他一并掩埋。
相比于齐王苦心积虑地谋夺执政地位，结果却是自己往火坑里跳。成都王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麾下的拥护，还收买了全天下的人心，显得明智、有效而又实惠。
成都王一走，河间王孤掌难鸣，只好怀着对齐王的不满退回关中；常山王势单力薄，也只好表示臣服。危机解除了，洛阳完全落入了齐王的手中，齐王抖擞精神，开始应付朝政。
齐王首先做的也是笼络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齐王一直在洛阳，他冷眼旁观了“八王之乱”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当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为了顺应民心，也是为了取得常山王与成都王的好感，齐王给楚王与淮南王平反：
楚王司马玮被追赠为骠骑将军，楚王的儿子司马范被封为襄阳王，官任散骑常侍。司马范很有气节，十年之后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范与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虏，王衍对石勒奴颜婢膝，甚至向石勒劝进称帝，其余人等也纷纷向石勒乞求饶命，唯有司马范神情俨然，呵斥同僚：“今日之事，何复纷纭！”最后从容赴死。
淮南王司马允被追赠为司徒，按王的礼节改葬，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与父亲一起死于洛阳街头，于是齐王将自己的儿子司马超过继给淮南王，延续淮南王香火。司马超后来也在永嘉五年与司马范一同被俘，一同遇害。
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么对于常山王的处罚就变得没有道理，齐王于是恢复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马乂重新成为长沙郡王，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东安王司马繇也恢复了王位，从带方（今朝鲜境内）那个苦寒之地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
东安王司马繇回来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亲兄弟东武公司马澹就倒霉了，司马澹此前依附贾氏、然后又依附赵王，现在终于被清算。不过清算的方式比较特别，由司马澹的母亲诸葛太妃出面告他不孝，然后以不孝的罪名将其与妻子一起流放辽东。
齐王接着重新分配政权。赵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崛起之时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杂物；覆灭之时又像退潮，卷走杂物留下一片空空荡荡，除了皇帝是现成的，文武官员都得重新选任。
齐王请出了被赵王废黜，又在勤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书令、王衍出任中书令，王衍的族叔王彦被封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机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收回失地尚书台，还首次占领了中书省。随着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门大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势，琅琊王氏俨然成为西晋第一高门。
前面几任执政者杨骏、汝南王、赵王，都通过大肆封赏，来换取朝臣的拥护，齐王不需要做这么低级的事情。齐王不像杨骏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机缘巧合或者使诈取得执政地位，他刚立下不世功勋，威信犹存，这是原因之一；齐王让惠帝朝前期的一系列名臣出任要职，如乐广、刘暾、高光等人，他们已经无法再装清高，为了撇清与赵王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忠臣，他们只有积极的配合齐王，这是原因之二；齐王有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朝廷真正的权力中枢实际是齐王的大司马府，实权都操控在齐王以及他的军政府手中，朝堂只是一个摆设，所以无需取媚于朝臣，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国事艰难
执政之初，齐王还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个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平原王司马干就对齐王寄以厚望。齐王刚入洛阳时，宗室、朝臣纷纷准备牛酒犒劳齐王，司马干也在其中。不过老王爷行事异于常人，他没备牛酒，怀里揣着一串铜钱，对齐王说：“赵王谋逆反叛，你能兴此义举，你是有功劳的，这一百枚铜钱是给你的褒赏。但是呢，大势难居，你可要谨慎行事。”
过了几天，老王爷再次拄着拐杖找到齐王，对他说：“你可别学那个白女儿！”——“白女儿”应该是“柏女儿”的误写，司马干与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张氏，张氏年老色衰后失宠，司马懿说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气得张氏寻死觅活。那时受宠的是柏夫人，赵王司马伦就是柏夫人的儿子。司马干母子忌恨赵王母子，因此称赵王为“柏女之儿”以示疏离与轻蔑——司马干专程跑来，目的就是告诫齐王低调收敛，别学赵王玩火自焚。可是后来齐王还是令人失望的身败名裂，死了，司马干哭得最伤心，他说：“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对于齐王最后的失败，《晋书》老调重弹，归结为个人道德不好，说他“骄恣无礼”，说他“临祸忘忧，逞心纵欲”，仿佛齐王只要提高道德修养，温良恭俭让，一切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当然是痴人臆语，晋朝的政治早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元康年间硝烟未起，贾、张、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过是勉力维持，减缓颓势而已，更何况如今天下鼙鼓频传、人心离散？司马懿再生只怕也是有心无力，齐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
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
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
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
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