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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护法各舰抵粤后，“福安”舰长李国堂被调任为鱼雷炮舰“飞鹰”的舰长，留下的遗缺由福建籍军官周思贤接任。当年末，旨在推翻北京政府的护法战争全面爆发，“福安”舰曾于1917年12月14日载运护法陆军，在“海圻”等军舰配合下，成功登陆占领潮汕，首度展示其作战价值。随后的战争中，更是在海面来往奔波，运兵载物，行踪显得格外活跃。
广东政府时代，停泊在黄埔的“福安”舰。
1918年护法舰队司令程璧光因与孙中山不睦而遭神秘遇刺，紧接着又发生了南北议和、孙中山被驱逐出粤等事件，广东的政局从此陷入纷繁混乱中。两年之后，在陈炯明粤军的支持下，孙中山再度回粤。因对自己离粤期间海军倒向军阀的举动深感不满，1922年孙中山密令自己深信的长洲炮台司令陈策和海军参议温树德联络舰队中的非闽籍官兵，发起夺舰驱闽行动，将包括“福安”在内的所有广东海军舰只上的福建籍官兵驱逐殆尽。
夺舰事件刚刚结束未久，广东省很快又发生陈炯明因不愿出兵参加军阀混战，而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进而发生炮轰总统府的严重政治事件。孙中山逃入江中军舰，先后在“宝璧”、“楚豫”、“永丰”等舰避难，率领部分舰只炮轰广州一带，与陈炯明武力对峙。后孙中山因对“永丰”等舰官兵的犒赏许诺未能兑现，再度被逐离广东。
1923年借助滇、桂军阀的力量，孙中山三度回到广东，击溃了曾经帮助他驱逐广东军阀的陈炯明部革命军，成立自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广州革命政府。原广东海军司令温树德因恐海军在孙中山离粤后支持陈炯明的行为会遭致报复，率“海圻”、“海琛”、“肇和”等军舰北叛投奔吴佩孚。原来南下的护法舰队此时只剩下了“福安”、“飞鹰”、“永丰”、“舞凤”等残弱军舰，经孙中山整编为广州革命政府练习舰队，由大元帅府直接管辖。“福安”虽然只是一艘运输舰，武备也并不强大，但在“海圻”等大舰离粤后，吨位鹤立鸡群，由此“福安”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广东海军的主力舰。
美术作品：正在援救“飞鹰”伤兵的“福安”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当时苏联政府有意在中国培植亲苏政权，首先看中吴佩孚北京政府。虽经苏联的吹捧抬举，和许诺以种种援助条件，吴佩孚因坚不愿出让苏联所需的中国利益，苏联政府遂南下改向孙中山政权投下重注，帮助建设军队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1925年7月1日，得到苏联支持的广州政府更名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福安”舰成为率先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海军舰只。北伐战争开始后，闽系中央海军投降国民革命军，原在广东的海军舰只地位瞬间降低，“福安”等舰又被编入了李济深的第八集团军序列。在南粤错综复杂的乱局中，海军军舰的保养维护几乎不被人注意，根据1926年底的统计，当时由于乐丰任舰长的“福安”舰已经到了“只能在内河缓行，其船底及各处均须修理”的境地。（26）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包括“福安”在内的广东地方军舰被统编为海军第四舰队。尚未来得及稍作维护喘息，内战很快再度爆发。先是两广混战，继而又发生孙科、汪精卫至广州另立中央，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抗。直到1932年宁粤合作后，南粤政局才稍稍平息。孰料因为孙科政府残留在广州的原海军总司令部要被广东省长陈济棠裁撤，引起原海军总司令陈策的不满，陈策便调集“福安”等舰以自己的故乡海南岛为据点发动叛乱，与陈济棠武力对抗。陈策海军屡番挑衅得手后不久，1932年6月5日，停泊在海口的陈策叛军“福安”（时任舰长黄雄）、“飞鹰”两艘大舰开始遭陈济棠空军的飞机轰炸。6日“飞鹰”舰被炸伤，因损管措施拙劣而沉没。没有任何防空武备的“福安”由于是运输舰，没有被当作重点轰炸目标，侥幸逃过一劫，在“飞鹰”失事后还曾帮助救起了大批“飞鹰”落水官兵，并将伤员运送至海口医院救治。“飞鹰”失事的当晚，因恐“福安”再遭损失，陈策当局于是命令其趁夜幕绕经海南岛之南，逃往香港暂时躲避。（27）
1932年7月8日，陈策签字宣布向中央投降，交出所部军舰和海南岛。按此约定，停泊在香港深水泊锚地的“福安”，以及在海南岛的“海瑞”等舰应由南京政府海军统编，广东省长陈济棠以“巨舰难得”为由，坚决要求“福安”等留用于广东。几经磋商，所有原第四舰队军舰仍旧保留在广东。
坐稳了南天王宝座的陈济棠，从平息陈策叛变开始，倾全力扩充广东的海空军力量。海军方面，除东北海军叛逃而至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使得广东海军实力迅速膨胀外，陈济棠还先后购买和建造了“海周”、“福游”以及MTB鱼雷艇等舰艇，当时舰龄已近四十年的“福安”舰在广东的重要性日益降低。
关于此后“福安”的命运，国内外著作以往多采择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的一则说法，即该舰于1938年在广东遭日军飞机轰炸沉没。（28）然而经过仔细查对史料，这段出处不详的叙述并不属实，“福安”舰的归宿其实与她的姊妹舰“通济”舰惊人相似。
1932年削平陈策叛乱后，“福安”等舰归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名下管理。后来随着新舰的增多，尤其是1936年广东当局以10万港币从香港的英国渣甸轮船公司购得一艘4000吨级的货船，改制为“永福”号运输舰后，舰况已经极差的“福安”便因失去用途，而被裁列为废舰。（29）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为了防止日军舰艇由珠江三角洲的虎门、横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等海湾口侵入，上溯内地，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开始布置海口防御。鉴于所辖军舰“数量固少，战斗力亦复微弱，不能全靠之以防阻敌舰侵入”，而库所存的水雷“均系旧品，能使用者不及百一”，于是决定采取沉船封江的方式堵塞海口。8月间，包括“福安”在内的12艘老旧废舰分别在虎门、大刀沙、横门、崖门堵塞线等地自沉殉国。一个月后，广东海军的“肇和”、“海周”舰便在由这些曾经的战友用生命构筑的防线旁，展开了抗战时代中国海军与日寇进行的首次舰艇海战。（30）
后 记
根据民国海军档案记载，比“福安”晚一个月殉国的“通济”舰，在自沉时全舰所有武备都没有被拆除，显得十分蹊跷。其原因可能是接获自沉命令时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来得及进行拆卸处理。“通济”沉没后，舰上官兵因此未被组成炮队，而是分解到其他各舰作战，多有在抗战中英勇殉国者。
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江阴阻塞线沉船在“大跃进”运动中被大部彻底打捞拆解。1962年2月上海打捞工程局工程队开始着手打捞“通济”舰，因舰内积淤过多无法直接起吊，在经历了漫长的清淤工作后，于5月起捞出水，拆解炼钢，但未见到有任何关于捞获、保存舰上标志性物品的记录。（31）
又过了四十多年，“通济”舰的故乡福州马尾兴起船政文化建设热潮，也就在这时，马尾区和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经过费心寻访，竟在山东青岛市一位私人藏家的藏品中发现了“通济”舰的标志物人力舵轮。又经过两年多的反复商洽，这件中国近代海军摇篮舰的遗物终于进入船政文化博物馆展览，重新又回到了世人的目光中。目睹郑重陈列在展厅内的“老通济”遗骨，一些曾在这艘军舰上渡过海上生命中最初岁月的老海军们唏嘘不已。
【注释】
（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436页。
（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
（6）本数据综合参考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案中“通济”舰的资料，以及《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的记载。遇有数据记载不一处，采用醇王府档案。
（7）本数据综合参考了右列材料：《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571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210号，“‘海容’、‘海圻’、‘通济’舰表”。
（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10）《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1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1）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12）《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
（13）《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14）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1页。《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9…721页。
（15）《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5页。
（16）《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17）《革命的海军》，第252、253、256期。
（18）《海军抗战事迹》，（民国）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181…182页。
（1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9页。
（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483页。
（2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22）《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23）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铨》，（台湾）联经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24）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25）《程璧光殉国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48页。
（26）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27）“陈济棠两炸‘飞鹰’舰”，《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
（28）姚开阳：“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60。250。180。26/chin/1606。html2010年5月10日访问。
（29）广东海军购买“永福”的情况见：“陈济棠统治时期的广东海军”，《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政协广州市委员会，1965年版，第79页。
（3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1813页。
（31）《上海救捞志》，。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0962/node70967/node70995/userobjectlai74961。html，2010年4月10日记录。
罗星夕阳——福建船政“建威”级鱼雷炮舰
再聘洋员
裕禄，姓喜塔腊（清太祖努尔哈赤母亲的家姓），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监生出身，捐刑部笔帖式（清代各部负责翻译满汉奏章文书的官员），后历任刑部郎中、热河兵备道、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务。1894年在盛京将军任上亲历了甲午战事，战败获咎，后改任福州将军，是当时地方督抚级别大员中一位身世显赫、经历丰富的重要满族官员。（1）1896年7月28日，裕禄在驻地福州接到一道不同寻常的上谕，清廷命令他负责办理并没有任何经验的造船事务，兼任总理船政事务大臣。
这一任命的缘由，需要追溯自数月前闽浙总督边宝泉的长篇奏陈。边宝泉于1895年接替谭钟麟出任闽浙总督，同时兼管船政，上任伊始对船政事业显得格外用心。边宝泉先是努力留用船政学堂的教习法国人迈达，以图维持船政造舰技术的继续精进，另一方面对棘手的经费问题，边宝泉采取官督商办的主意，想要将船政的造船业务彻底推向市场以图解决船政的困境，在南洋等地招徕殷商承包经办，但是“华商既无力承揽，洋商又未便招致”。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1895年末的京城里也在就船政的问题进行讨论，12月23日户部上奏，为改变日益萎靡的造船局面，提议应该按照船政创办时的旧制，重新“特派大臣总理”。（2）
对船政事务充满热情，被外人评价为沈葆桢第二的裕禄，因为在任时间短暂，除创议建造了“建威”级鱼雷炮舰外，没有能够尽展其复兴船政的抱负。1900庚子事变期间，任职直隶总督的裕禄率军抵御八国联军，兵败后自杀殉国。
船政最初的几任总理大臣中，如沈葆桢、丁日昌等，都属于没有上任之前就已经是声名洋溢的人物，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拥有的官场人脉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朝堂上的政策，处在福建当地的官场里，也因自身独特的政治背景而与总督、巡抚、布政使等不分伯仲，努力为船政争取地方的优惠条件。虽然在任上尽管也面临用人、经费、技术等诸方面的难题，但大都能迎刃而解。而此后的几任大臣，任职前的身份都较低阶，在福建本省尚且处在地方大员的羽翼下，更不用说在更高层的朝廷上为船政呼吁，因而导致船政在各种官场势力的夹缝中，建设每况愈下，举步维艰，乃至官场上以船政大臣一职为畏途。自从创造了“平远”舰的大臣裴荫森去职后，船政大臣职位就始终空设，只是以闽浙总督兼管船政事务而已。
此时户部奏请派一位知名大臣重新肩负船政大臣职务，可谓是切中要害的一项建议。奏上之后，清廷即命令当时正兼管船政事务的闽浙总督边宝泉就此发表意见。1896年5月11日边宝泉上奏，完全支持户部的意见，“总督事繁，不能兼顾，委员总办，权势较轻，非有专管大员驻工督率，破除情面，不足以振全局而扩前功。应请如户部原奏，简派廉干精核之大员来闽接办”（3）。
除此外，边宝泉还就船政现状，提出四条改革意见，其中尤以第一条“造船宜讲求实际”最为重要，奏称福建以往建造的“伏波”等级炮舰“以之运粮、载勇、巡洋、缉盗，颇为得力，惟马力既微，行驶较缓，不能与商船争一日之长。船政本为海防而设，若所造之船无事但借以转输，有事难以冲击，徒糜巨款，无裨实用”，建议应该停造这类老式军舰，“应添置机器，募精于工作之洋员，督率在事员匠认真讲求，改造新式巨舰，务使坚固迅捷，成一船即得一船之用”（4）。
奏上后，又经总理衙门讨论，延至7月28日，便有了福州将军裕禄收到的那封上谕。任命裕禄兼任船政大臣同时，因正值甲午新败，海防扩充急需新舰，清廷还以边宝泉的奏议为基础，同意船政的发展方向朝建造新式巨舰方面努力。
“船政一事为海防根本，经前大学士左宗棠等经营缔造，实事求是，卓著成效。后因经费支绌，日渐废弛。现在泰西各国制造日新，铁甲愈坚，快船愈速，非大加整顿不足以建威销萌……其添置机器、招募精于工作之洋人，督造新式巨舰，即着照边宝泉所请行。”（5）
1896年8月16日，裕禄从船政总办道员杨正仪手中接过总理大臣关防，正式在马尾驻扎视事，船政在相隔几十年后，终于又有了一位“著名大员”来担当总理大臣。大臣出身背景的不同，直接显示出其争取官场资源力度的不一。裕禄上任伊始，立刻调度、借助起了总理衙门的力量，风风火火开始进行建造新式巨舰的努力。
先是总理衙门将曾监造过“定远”级铁甲舰的工程师徐建寅调至船政，担任提调。继而沿着边宝泉“募精于工作之洋员”的思路，总理衙门在裕禄的交涉下，考虑到福建船政深受法国造船技术的影响，于是和法国驻华公使就雇佣法籍工程师一事进行讨论。经历了中法战争后十余年平淡的外交关系，对中方想要在军舰建造领域再引入法国力量的请求，法国方面认为是中法关系转好的讯号，反应异常积极“其国家极愿选荐名手相助”。
9月10日，法国海军军官卜玳被派专门赶到马尾拜见裕禄，商讨有关雇佣法籍顾问的事宜，最后敲定聘请由五人组成的法国顾问团。根据裕禄的要求，作为顾问团团长的洋员正监督需要是法国海军系统内的工程人员，整个顾问团合同期限五年，要求顾问们到工后负责立刻“先造新式轮船两只”。船政厂区因为当初左宗棠择地的不慎，江岸水深太浅，难以建造大型舰船，受这一限制，新军舰约定排水量为当时船政造船的极限标准，即在2200吨之内。同时要求法籍洋员“于罗星塔察看地势、吃水浅深”，另择新的生产厂址，以筹备建造大型铁甲舰。
1897年年初，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照会中国驻法公使庆常，通知为中国船政挑选的顾问团人员已经组成，所选的洋员正监督是一位家住在法国上索恩省的名叫杜业尔（Charles Doyere）的工程师，当时的身份是法国高等造船学校帮办、二等监工。（6）著有《舰船工程基础》（Notions élé mentaires de mé canique du navire）、《钢铁构架》（Charpentage，constructions en fer et en acier）、《造船实务》（Cours pratique de construction navale）等专业著作的杜业尔，相比当初左宗棠雇佣的日意格来，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造船专家。
1897年2月14日，杜业尔带领勘矿炼钢监工达韦德、海军制造监工毕尔第、绘图官李嘉乐、书记官伯乐等顾问团成员，在马赛乘船出发，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一个多月后，3月24日一行人等抵达马尾拜见船政大臣，经过连日商谈，裕禄对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产生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该洋员等均属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