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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
张保太，系云南景东府贡生，康熙年间在大理鸡足山开堂倡习无为教，自称系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高老祖开派，为四十九代收圆祖师。雍正八年以“左道惑众”被捕拟绞，十三年九月逢恩赦，交与地保安插。乾隆四年江南江阴县破获夏天佑西来教，词连张保太，被押往省城看守，六年监毙。张保太掌教时期，尚无意颠覆清廷。迨保太既死，四川刘奇、云南张晓（保太继子）、贵州魏王氏（即魏斋婆）等接续其教，该教则渐滋反清意图，并以不同名目传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直隶、山东等省，以西南地方最为流行。乾隆朝首次大规模镇压“邪教”遂由此发动。
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自然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皇上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事情开始，地方官祗知照“左道惑人律”严究党羽，只是经过皇上点拨，才发现张保太之党竟有谋为不轨之事，非止诱人入教，骗财淫乱而已。
随后，查知江苏燃灯教、龙华会俱系传自云南张保太，直隶保定唐登芳亦系该省掌教教首。四川所谓“三船”教（法船、瘟船、铁船），名虽有三，其实则一，皆奉张保太大乘教之“邪术”。今法船教首刘奇先获审拟，瘟船教首雪峰已获旋毙，而铁船首恶朱牛八，亦移咨滇省会缉。最后，遍布各地的教派皆被一网打尽。
不应忘记，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而可依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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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0页。
（2） “支持”这种划分的可能还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参见《乾隆大帝》，第624页；又，J．Polachek认为，1751年对清朝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3） 据说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32次，参见赵志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2008，未刊文稿）。
（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5）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6）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
（7） 许指严：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详见《南巡秘记》，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59页；唐德刚：《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参见《梅兰芳传稿》，《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19页。
（9） 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 张勉治（M．G．Chang）《马背上的朝廷》，引自卫周安（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11） 据说在皇帝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即事》一试中写道：“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60～363页、第368页。
（12） 参见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751—1784〉》。
（13） 《南巡秘记》：其稽古右文，有明以来，七百年间无此盛轨，第226页。
（1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七章。
（15）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戌谕。
（16） 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金川纪略》）。从讷亲所经路线及督抚迎送规模来看，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一番实地考察。所以《南巡记》亦云，“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谏阻仁宗南巡的吴熊光亦曾说：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据说，“坟堆”、“粪船”两语，即引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清史稿·吴熊光传》），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即不无可疑。
（17） 乾隆十三年九月辛酉谕。
（18） 以上参见《南巡盛典》。
（19） 明春恭值圣驾南巡，一切预备事宜钦奉恩旨，例应报销者俱令动用公帑。臣等督同总办司道逐一筹议：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系例应报部者，著动支藩库钱粮；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并铺垫、陈设等类不应报销者，著动支运库（两淮盐运银库）商捐银两，均经分别饬办在案。……
（20） 《高宗实录》：此次巡幸，沿途颇有倒毙疲乏驼马，余多疮瘸羸瘠。回銮之时曾将山东标营驿站马匹通融，共抽拨马四千五十五匹换补。
（21） 其礼仪有如：一，圣祖仁皇帝圣德如天，銮舆所届，特于会稽禹陵、江宁明太祖陵亲行奠献，允足以树无前之芳规，昭万世之法守；一，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南巡渡河，遣官祀河神，……今次皇上南巡由宿迁登舟过淮扬抵江浙，河渎、淮渎、江渎之神并应秩祀；一，御道经行三十里内先贤勋臣、名臣忠烈祠墓理应致祭。
（22）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3）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寅谕。
（24） 参见王宏钧主编：《乾隆南巡图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5） 两淮盐商，迎接圣驾，争妍斗艳，极尽铺张奢华之盛，详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又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载，扬州行宫共建宫殿五千一百五十四间，亭台一百九十六处，行宫内原本没有梅花，但因得知皇帝喜欢赏梅，当地人抢栽了上万株梅花；当日之奢华，又可于皇太后生日贺典见其一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皇太后六十大寿在即，奉皇太后游幸万寿山。自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经坛、戏台等点景俱由内务府备办，自西直门外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十余里间，则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分段布置，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其中“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一路“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当皇帝奉皇太后经过时，“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时赵翼在京师，曾亲往目睹，叹为“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景点之豪奢糜费，连皇太后亦不能心安，“甫入宫即命撤去”（参见《簷曝杂记》，卷1，《庆典》；《（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3）。
（26） 上谕：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
（27） 参见王宏钧：《乾隆南巡图研究》。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50。
（29） 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
（30） 亹，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者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者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者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首次南巡，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参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第五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
（31） 南巡时，上曾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齐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岝峉，溪深流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皇上适奉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
（3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辑。
（33） 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4） 乾隆十六年三月癸卯，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等奏：粘竿拜唐阿德克新，在杭州强入民家，酗酒滋事；四月癸未又谕：朕凡巡行所至，一切桥道营盘，俱令动用官项。上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办理不善，竟据士民情愿捐输准充公用，此类事亦不可免。据说，修御路即已经拆了不少民房，御路两旁凡比较破旧的民房也要拆毁。按照规定，所在州县对每间被拆瓦房发放一两银子的补助（草房半两），云云。
（35） 参见《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以致上谕，“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谕。
（36） 《清经世文编》卷20，《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其实皇上对黄廷桂亦非没有看法，如乾隆十二年四月谕：“汝总以不善交结，不肯逢迎自居，此即汝巧处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丁丑谕：“黄廷桂之为人，论不免谓其深刻。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
（37） 以上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5卷。
（38） 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第772页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9）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壬子谕。
（4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己巳谕。
（41）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42） 此案首犯马朝柱远扬天外，经年未获。由于不能查明“西洋寨”之确切所在，而马又一再向信徒声称“西洋国”有明室后裔，是他的小主人，还有吴三桂后代及民间传说神奇人物李开花等，不日即将在西洋起事，带兵杀入中国，兴复明朝云云。因此皇上疑虑重重，在以后持续多年的对马朝柱的搜捕中，甚至“一切欧洲人”，即“西洋人”，“都被看成了这个叛逆的同伙”，而受到逮捕和迫害（＇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3）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111～118页。
（44）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庚戌谕。
（45）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谕。
（46）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谕，《高宗实录》卷487。
（47） 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谕。
（48） 乾隆十六年十月戊午谕。
（49） 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谕。
（5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51）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谕。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后，乾隆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大学士公傅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尚无定期，并未置备，唯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1）其后，有关准噶尔内乱的消息越来越多，及至出兵平准，所谓“西巡”取消。此后皇上再没去潼关以西，这点就与皇祖康熙不能相比了。
平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巡幸，但皇上还是拦不住的。乾隆十九年，正是决策平准和调拨兵马的一年，继乾隆八年首次东巡谒陵后，皇上决定第二次谒陵。
清人“敬天法祖”，今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于此难于理解，更有甚者乃将其概目为“封建迷信”，在昔日即是“大不敬”了。入关之后，清人即在京师长安左门外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带到北京。每年元旦，皇上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为维持传统礼俗，朝廷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及《满洲四礼集》。（2）每年在特定时间，都要隆重举行仪式祭祖。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祭祖活动。
乾隆十九年五月，皇上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自准噶尔来归的杜尔伯特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准噶尔之后，清人畏之如虎，轻易不敢言战。及至得知几年来准噶尔内乱确信，皇上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定明年两路出兵平准。
七月，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亲登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这还是皇上第一次来到白山黑水之间。九月，入盛京驻跸。
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并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
东巡的另一目的是接见使团，睦邻朝鲜。
十月，奉皇太后还京，第二次东巡历时一百五十三天。其后，皇上又于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一共四次东巡谒祖陵，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史家评论，东巡谒陵表现出皇上对先祖的崇敬之心，而绝少游山玩水的主观动机。（3）
但满洲风俗每况愈下，却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据说，平准决策之时，满洲王大臣内唯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就要大规模用兵了，这怎么能行？返京越日，皇上即召见诸王满洲大臣等，谕：
朕此次恭谒祖陵，临幸故土，遍历山河形势，恭阅《实录》，仰见祖宗创业维艰。而众王贝勒大臣官员等辅佐亦为不易……尔等皆功勋后裔，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朕于此不无深憾焉。
特别申明，本朝乾纲独断，决不可随便“从众”：
总之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4）
庚申，谕：新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诺伦系满洲世仆，今用汉字奏摺，似此则满洲旧制，竟至废弃。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着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摺俱缮写清字具奏。
己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