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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则置若罔闻，从不提及，迟之许久才突然翻起老账来。大家不妨想想，还有什么，是皇上始终隐忍，未曾说出的呢？
不久之后皇上又说：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
最后，终于把讷亲处死。
数十年后，嘉庆皇帝东巡返途，几位休致大臣迎驾夷齐庙，皇帝对前任军机章京吴熊光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蹕过之，其风景诚无匹。”吴熊光对曰：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
《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其“坟堆”、“粪船”两语，即引述故相讷亲奏疏所言。如此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岂不可疑？
可见讷亲说不定早就得罪了皇上，甚至可谓其已蹈“取死之道”。面对金川的战事，讷亲和后来的傅恒不一样，他并非是主动要求“上前线”的。其间还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就不好猜测了。
关于吴熊光，还要多说几句。乾隆皇帝后来在《知过论》中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事隔多年，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即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就不无可疑。由于种种原因，近年以来，“南巡”与“西师”一起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也难免其“国家主义历史学”之讥。
至于讷亲的“悲剧”都是些什么，他到底何时、因为什么开罪了皇上，我并没有给予归纳总结——这大约也符合传统史书的写法——大家尽可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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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世史家萧一山曰：康熙南巡，为治黄河，而乾隆南服无事，徒以数千百万之库帑，反复于海宁石塘之兴筑，于益何有？乾隆时，黄河漫口于苏豫凡二十次，未闻弘历曾亲至其地，相度形势。乃幸苏杭，观海潮，铺陈辉张，循旧踵新，是知其意不在此而在彼也。《清代通史》卷中，第72页。
（2）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74～76页；据说，庚子时两宫西逃，至太原，住跸府署一切供应，均系乾隆巡幸五台旧物，慈禧太后谓为宫中所未有。
（3） 《郎潜纪闻初笔》卷10《程文恭公奏止巡幸湖州》。
（4）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梁章钜：《浪迹丛谈》卷3《吴槐江督部》；《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白新良：《乾隆皇帝传》；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曾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
（5）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6）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7）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8）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学派》，载《史林》，2007年第1期。
（9） 钱穆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又提出中国学术可以分为两大纲：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这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新民书局，第69页、第71页；参见苗华国：《陆耀经世思想研究》（硕士论文，2007，未刊文稿）。
（10） 高王凌：《最后的耶稣士》，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11） 关于皇上的考据工夫，可以参见《御制说经文》之“国风正譌”（庚寅）；“读史记儒林传”（己亥）；“读邶风匏有苦叶第二章”（庚辰）；“泾清渭浊纪实”（庚戌）；“复古说”（壬子）；“像设说”；“圭帽说”；“摚缢怠保弧镑缃墙馑怠保ǘ『ィ弧岸晾窦俏耐跏雷悠保ㄎ煨纾弧叭衔甯怠保ㄎ煨纾弧叭霞恰保壮剑鹊取Ｕ庵皇瞧渲械囊恍〔糠郑匀唬谡庖环矫妫乔宕实壑凶钔怀龅囊桓隽恕�
（12） 如纪昀曾在会试时指出：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埃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因此，我认为按照严格的定义，也不应该把戴震、钱大昕……等人都收进乾嘉学派里来，在学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与其“合”，不如“分”；与其把这些“好人好事”都名之为“考据派”，不如称之为“理学家”、“思想家”，或许更为合适。
（13） 彭明、程歗：《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2页。
（14） 《皇朝经世文编》影印说明，中华书局1992年版。
（15） 陆耀编书的年代，是从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这段时间，“积十余年之功”，冯浩：《切问斋文钞·序》，道光五年刊本。
（16） 其中计有学术（3卷51篇）、风俗（5卷99篇）、教家（2卷36篇）、服官（1卷18篇）、选举（3卷38篇）、财赋（4卷48篇）、荒政（2卷30篇）、保甲（1卷26篇）、兵制（1卷13篇）、刑法（1卷19篇）、时宪（1卷17篇）、河防（6卷11篇）。
（17）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18） 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19）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2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21） 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以上参见苗华国：《陆耀经世思想研究》（硕士论文，2007，未刊）。
（22） 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第277～278页。
（2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25）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剳》，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2页。
（26） 据说，在十八世纪，“考据学”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不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他们有特定的技能、取向和职业范围，而不同于已有的官僚、绅士及学术外行。他们除参加政府修书之外，还可在数量骤增的形形色色的书院担任教职，担任家庭教师，或以学人身份入幕，担任官府幕宾。这使他们能够“专笺注传经为儒者”，走上一条“以经学为中坚”的“纯学术”道路，而与“经世学者”大相径庭，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27）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附 录
为中国文化传统辩诬
为给中国传统文化“辩诬”，近两三年，我个人发起了思想史上的一个大的战役，其所要达致的目标，第一个，即是中国“人口众多”究竟是好是坏，第二个，即所谓“地主残酷剥削”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即所谓“专制主义”问题。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现在汇集在一起，以飨读者。
一、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曾有好长时间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和人口数量问题，但直到晚近，才达到眼下的这一境界，并把它归入我的“三大战役”。这也差不多使我成了“孤家寡人”，反对声一片。但事关重大，也顾不得许多，更不是为做“特殊独一人”了。
此篇发表于《读书》2010年第5期（文字有出入）；在这之前，《读书》杂志还为此组织了小型的讨论会。
在一篇书评中，作者旷新年劈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凭借人口（而不是资金、技术、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1）——我想，在历史上，何尝不是这样呢？——可惜中国的人口，早已成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羔羊”，更成为“抹黑”中国历史的几大“罪状”之一。
今天，有了易富贤的“新人口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经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也可以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秦汉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但在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尽管今天人们对人口问题会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看法。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2）
这就是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是“人口众多”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正面贡献。
所以我说：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3）
而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以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是中国历史里特别重要的一段。如果我们不再“隔裂历史”，就会发现，这几百年是“连着”的，从十八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4）终于显现出了一定的成果（尽管仍存在许多许多问题，如果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真是“吃祖宗饭”的“不肖子孙”了）。
在2007年年底，“金融风暴”到来之前，有哪一位不说中国经济已经“崛起”？尽管它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也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来，但那些“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问题，不管它“纠正”与否，都与一件事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有谁能够否认呢？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
这难道不是众多人口的伟大贡献，否则哪里来那么众多的劳动力（农民工）？没有那些劳动力，这些又怎么可能产生？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
今天太有必要把这些事儿说说清楚了。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在中国的粮食供给上，现在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用茅于轼先生的话来说）。这就足以打破任何传统的人口理论了。
作者继续写道，易富贤在他的著作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计划生育，则是“民族自杀政策”。
他尖锐的批评“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认为它是“反人性”“反伦理”的。易言之，其要害则是“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几百年前就存在了。如李中清和王丰曾经提出：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他们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5）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为此，同属加州学派的李伯重在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6）可惜的是，他的研究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很值得深入调查，既然它曾在那样一个广泛的地区实行。（7）
还有一点是人们认识不够的，即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乐见于，而不是限制人口的增长（这难道是一种罪过），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中国比较接近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家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汪士铎（8））。据说到十九世纪，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才兴起于的西方。（9）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也曾把能否养育更多的人口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10）对此，我们怎能都倒过来看呢？
当然今天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理性调节。但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是“避孕”呢，还是“堕胎”——我称之为“砍杀人口”——如果今天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严重下降，——如官方公布，自1999年人口调查以来，到2007年年底，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二千万，八年时间仅增加了三千万，（11）——那我们确应像作者所说，该彻底反思国家的这个人口政策了（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与否）。
对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传统人口论的核心，是“仇恨”，起先恨的只是一个“阶级”（地主、资本家），现在则是（全）“人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一个“心术”上的问题，难道不该反思？
长期以来，就有一个历史学的“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不止把“汉族”都抹黑了，更要抹黑所有“少数民族”），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
但是，还有一点我是与原书作者不同的，就是我并不相信那套人口统计数字。我并不认为现在中国人口只有十三亿多，——也不喜欢那种以为几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推算方法（倒不是对将来中国只剩下五亿、一亿的具体数字有何看法），——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有十五、六亿以上，（12）尽管很少人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但是，“假如”（万一）中国现在人口已达到十五亿，——一方面维持了农产品的高产出，一方面造就了经济的全面繁荣，——各位，我们的人口史观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大爆炸”？你还会对中国的“人口众多”抱有这样那样的“歧见”吗？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上条陈”，——老友高山几年前就曾找我，谈谈人口政策放宽的可能后果；他可能以为我了解历史上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虽然我的看法跟其他学者很不一样，（13）——我关心的只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人口观：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们不该从头想一想吗？
二、对地主残酷剥削的质疑
自1996年，我开始研究地主和地租，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经若干寒暑，终于写成《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也是前人没能给我们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其艰辛可想而知，其关键则是要找到一个入手点，对我来说，就是“地租实收率”。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止一个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