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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的。抗战胜利后，盛家被抄，逆产清册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着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
何应钦夫妇无子女。他在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数外人自然无从知道，但抗战胜利后，南京某报纸曾发表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将何列为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虽难说是实情，但至少不离大谱。
刘峙多年搜刮所得，虽无具体数目，但他在汉口买下两个大里弄，在南京也买了一条胡同。合计近千间房子，其家当大体可估。
胡宗南曾说：“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
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他在当了两任师长、一任军长后，银行存款有80万元。当时法币还处在稳定时期，有属下建议他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存在国家银行流通，不准提取。他常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
康有为晚年，过着“钟鸣鼎食”的日子。康公馆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民国初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娶姚怡诚为侧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蒋家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当差，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发不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靠来客赏赐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诚抽头，平均分给三人用。蒋当时的朋友中，以张静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生活费，都仰仗张静江供给。据说由蒋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达十余万之多。
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 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郑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周答：“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神位”，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缘缘堂”。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后来李定居美国，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客厅。
民国初年，上海滩靠卖文能买得起汽车的，唯毕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坛富翁当数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门之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徐则是大学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车的人。
北平时期，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体为360元，所谓庚款教授多达450元。陈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还四处兼职，每月能挣上千块。
民国初年，张元济家的浴室里已装有煤气热水炉，点燃后20分钟即热。此外室内还装了一个类似水汀（暖气）的煤气炉，便于冬天洗浴。张元济规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34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这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而张元济当时已退休，商务印书馆两年前因战火遭巨创，张家家境远不如前。父母为满足女儿的心愿，只能东拼西凑。张母连操心带忙累，事后一病不起，不久即离世。
袁世凯的某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车去上学，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课间休息时，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
《罗曼罗兰传》的译者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当教授，另在孔德学校兼课，月入300元上下。鲍家住两个小院，共八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家里有客厅、书房、盥洗室、浴缸、厨子、女佣以及自己的包月车。书房里四壁书架陈列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上世纪30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滩附近，独居。屋里一目了然，一张木板床，被褥等不仅旧，而且脏和破。没有书柜，书都堆在一个破旧的架子上。屋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的，几近朽烂，另一个是铁皮的，底和盖竟然不是一回事。
杨丙辰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时，每月领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桌前，一边在一张纸上写数字，一边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答：怕报假账露了马脚，必须先算清楚。又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再答：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怕家里太太知道了不高兴，要找理由瞒哄过去。
《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定胜糕”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1917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丁文江生前声名显赫，曾为拟议中的驻苏大使和铁道部长。丁暴病去世后，留下来的钱，仅为2000英镑的保险费。这笔钱由竹垚生负责管理，以供应其遗孀的生活。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1000元并每月100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