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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道路对于国家的重要，犹如血管对于人体的重要一样，是维系国家整体的动脉，通则舒畅，阻则淤滞。秦采取的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措施，而且对于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的闭塞局面，促进岭南的开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岭南的历史进人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
第四章
珍宝灿烂
面对堆满地宫的灿烂珍宝，发掘人员一筹莫展。考古学家白荣金献出奇计，悬空发掘得以实施。墓穴深处，一件件奇珍异宝相继出土，让世人领略久远的岭南文明，同时也为解开墓主之谜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这个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
顾名思义，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这是由前室竖穴西部，向里边横掏出的一个长方形洞穴，。洞穴内又用石头人工砌筑成一个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与洞穴原岩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相属关系。耳室的东端为一短过道，与前室相通。经测量，过道长1。14米、宽0。96米、高1。14米。在过道与前室相连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坠落的铜门环，从这对铜门环的坠落可知，在过道口与前室通连的地方，原来安设着两扇封闭的木板门，由于年久日深，木门已朽腐不存，只有这两个门环残留了下来，以证当初木门的存在。根据门环的钉上所残留的朽木痕迹推知，木板门的厚度约为2。5厘米。与此同时，考古人员根据录像资料显示和站在过道口初步观察的情况注意到，室内的4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道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的错位，最多处达l0多厘米，看上去险情严重。面对此情，考古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个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顶部不存在重大压力问题，而在顶盖石的周围已没有多余的空隙可供石板再产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断定，顶盖石不会自然下塌，险情可予以解除。但过道顶的断石块却断裂严重，随时都会有崩塌的危险，必须采取防范加固措施。于是，考古人员找来木柱和木板，很快将过道顶断裂的石块支护起来。
当一切险情不再存在时，考古人员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清理了。大家惊奇地发现，西耳室不但比东耳室随葬品数量多，而且品类也较多。只见室内堆满了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难以数清的器物，各种器物层层叠叠地堆压在一起，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惊喜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忧愁，因为室内的器物太多太乱，考古人员根本无立足之地，如何进人室中清理？看来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难题。当然，如果室内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载的珍贵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将散落在过道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再逐步向室内推进，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这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方式，势必要影响整个室内拍照时的完整性，同时容易弄乱墓内互相关联的器物，这无疑犯了考古学的大忌。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将发现的文物取出来以供人们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以及与这些器物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科学地揭示古代的历史文化，准确地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和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考古人员在感到棘手的同时，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与思维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这些方法因各自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被一一否定。最后，来自北京的白荣金提出了一个，’悬空发掘”的方案，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在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队员中，白荣金可称得上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宿将。他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至今己参加发掘墓葬和遗址近百处，尤其在著名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中，白荣金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白荣金为人处事却极其谦虚，每遇到棘手难办的间题，他总是在耐心听完其他人的意见后，以一个成熟学者应有的风度、学识和耐心，经过反复琢磨，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提出的“悬空发掘”方案是：首先在前室把几个木屑麻包堆叠成一个高约O。5米的小堆，其上放一把长竹梯，犹如一架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大头在前室，上面坐上数人作重压。小的一端伸进耳室，考古队员可沿着这把竹梯慢慢“爬”进室内作分层清理……白荣金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木屑麻包堆起来了，竹梯架上去了，考古人员陈伟汉、李季等3人顺序坐上了竹梯伸人前室的一端，考古宿将白荣金身穿裤权、背心，小心翼翼地沿着竹梯的外端“爬”进了西耳室。进人室内的白荣金在深人室内约1。5米的南北两面石墙的墙根下随着竹梯的左旋右转，终于找到了一处可先取起遗物的地方。经过照相、绘图后，白荣金慢慢将遗物取出，从而清理出两个落脚点，随后在这两个点上用外面考古人员递进来的砖块叠起了两个短柱，在这两个短柱的上方再架一根厚木杭，将竹梯的一端搭。上去。这样，整个室内便有了一个“万”型的支架。由于西耳室的总长度在4米以上，这1。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达到全部清理的地方，于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增补方案，在这第一个支架搭成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向里延伸。当第二个、第屯个支架全部搭成并接近于西耳室的内墙后，再在这3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最后在“滑轨”上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搭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发掘人员拉进工作灯和电风扇，便可坐着或趴在平台上俯身进行清理作业了。因为平台上只有几块平铺木板，考古人员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随时移动位置。看来，白荣金想出的确实是一个既简易又安全的办法。
既然考古队已决定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这三人理所当然地要负起责来，并率先进人室内开展工作。尽管白荣金设计的“悬空发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鲜和浪漫，而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却无法让人浪漫起来。这时的岭南地区已进人酷暑季节，广州的气温已达到摄氏三十六七度，虽然象岗山古墓深人地下加多米，气温略低于地表，但由于墓穴相对狭小，不能通风，令人感到闷热异常。又由于这座一占墓明显具有高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前就作了严格的规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发现重要迹象，都要不惜代价由专门负责摄影和录像的姜言忠、韩悦分别拍出一套黑白负片（便于将来编写发掘报告时制版）、一套彩色负片、一套彩色反转片（幻灯片）、一套彩色电影片和一套彩色录像片、〕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荣金等儿位考古人员趴在操作台上测量、清理，姜言忠、韩悦等摄影、录像人员也紧随其后，一刻不离地进行着取景、测光、调光、拍摄等工作，使本来潮湿、闷热的墓穴更加气闷难耐。尤其是那功率高达1万多瓦的摄影专用灯光一打开，整个室内温度立即上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若时间稍长，不但考古人员感觉皮肉炙痛，眼花缭乱，痛苦难熬，就连墙壁也“磁磁啦啦”地直冒白气，似乎在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次发掘成功几年之后，负责发掘此室的主力队员李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满怀复杂的感情说：“谁要是觉得考古这个工作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呆上几天，准确地说是掘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发掘境况何其艰难。尽管如此，考占人员还是在这个深邃、阴森的墓穴之中，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严谨而科学的发掘。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整个西耳室地砚原来铺有一层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毁，仅余少量残木。木板之上，层层堆叠着铜器、陶器、漆器、木器、丝织物等多类随葬品，这些器物种类繁多，互相叠压。最初发掘时，经测量得知门道处随葬品堆积高度最高约4O厘米，墓室内随葬器物一般堆积高度为25…32厘米，最低为10厘米左右。由于西耳室曾多次进水，随葬器物彼此之间交错叠压，零乱不堪，又由于墓室内环境潮湿，地面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锈蚀、腐烂严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数器物保存尚好。面对此情，考古人员只好对器物大致分为三层来逐步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层，表面覆有一层浮土，经分析，这些浮土是从室顶顶盖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隐约地透出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门道处，在一堆陶器的仁方散落着3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前室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3个铜鼎人手，于过道处分层向前推进。在这3个大号铜鼎的旁边，又发现了一组9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筒内，只是竹筒早已腐烂，小铜鼎便四散开来，同那3个大号的铜鼎几乎混于一起，难辨层次和秩序了。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体形状与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形体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经测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径31。5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状为：敛口，深圆腹，圆底，长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盖，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衬以卷云地纹，蹄足为13棱柱体。鼎的表面留有丝绢、竹筒残片，看来同那组小铜鼎一样，事先用丝绢包好，然后放在竹筒内人葬的。后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件形体特别的高足鼎是整个墓葬出土的铜鼎、铁鼎、陶鼎中惟一的一件楚式铜鼎，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由楚地辗转流人南越国。同大多数青铜器一样，鼎开始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食器，后来逐渐演化成贵族阶级作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礼器，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区分权力等级的一种标志。从典籍记载来看，大约自商代开始，对于鼎的使用已有了严格的制度，它体现了王室与其他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森严和不可超越性。从考古发掘看，当时中小型墓葬大多用1个或2个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则大大地超出了此数。如已发掘的河南安阳商代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大方鼎2个、扁足方鼎2个、大小不同的圆鼎32个和许多鼎的残片。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当历史进人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严格制度，因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价和地位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宝。为了强调鼎的神圣与威严，这种列鼎制度又被后人假托于圣人，以至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的说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像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以至到了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传国宝，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东周崩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使原存于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说九鼎人于秦，有的说已沉没于彭城附近的泅水之中。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后，他为没有得到镇国之宝—九鼎感到心中不安，于是便借出巡的机会绕道彭城，斋戒祷祠，派出千人进人彭城郊外的徊水中打捞传说中的九鼎，但始终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归。到汉武帝时代，有人在山西汾阳发现了铜鼎，拍马溜须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将此事与太昊、黄帝、禹等先祖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竭力劝说汉武帝“请尊宝鼎”、“见于祖称，藏于帝廷”。汉武帝也误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镇国之宝，不但将鼎迎子帝廷，还将年号也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未赐神鼎的纪念。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黎、铜链、铜铐炉、铜钥、铜匝、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上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惟一的一件重宝。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状为目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10片。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其通体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的记载。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作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建国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王命命传赁”5字，反面有“一栖饮之”4字，正反两面共9字，其中正面的“命”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根据《小行人》“泽国用龙节，皆以余为之”的记载，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与长沙出上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纤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鄂君启金节”4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些陶片等。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那次发现的鄂君启金节，为青铜制成，其形体极像现代文具中的竹制“臂搁”，中间有个竹节，将器面分为两段，呈卜长下短之势。4件金节中，有3件长短宽厚相同，器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3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3件。两种不同的金节，器面上均镂刻8条绘纹直线，以为错金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划娴熟劲秀。相同的3件，铭文每件计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体特殊的一件，铭文计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于蔽郧之游宫……”“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等句‘，此铭文后经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集尹、栽尹”应为官名。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依次类推，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上有铭文“王命命传赁”金节中的“传赁”也应为官名。至于长沙金节铭文中“一梧饮之”的“梧”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后“疑是背负的东西，犹今言梢子”。后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将长沙金节铭文中“一焙饮之”4字连起来分析，认为“焙”是盛东西的器具，一桔饮之意即王命专门负责使命者，所到之处都要给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见金节应是当时的一种特别通行证。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 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关于鄂君 启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 期”，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还是 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 则难以定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 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占墓出土的一件，至于这件虎节 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 赵佗“攻长沙边邑”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 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 品。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 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 土文物加以证明。
造型独特的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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