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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秦始皇刻制的那枚“传国玺”一样，汉朝皇帝的玉玺也早已失传，后人仅从清代吴式芬辑录的（封泥考略》中见到一枚“皇帝行玺”的封泥，既然有封泥，就应有原物存在过。至于此原物的形制，从本世纪6O年代在陕西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之玺”中可以得到启示。
1968年9月的一天下午，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小学生孔忠良故学回家，在路上行走时，偶然在狼家沟的水渠边发现了一个白色发光的东西，走近一看，有半截还埋在土里。孔忠良怀着好奇的心清把它挖了出来，待剔去上面覆盖的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方形的玉石，上面雕了个小动物，下面刻着四个字，好像是个大图章。回到家后，正好他父亲孔祥发要去西安办事，孔忠良就请父亲把这个大图章带到城里去刻字。孔样发问明了玉石的来由，仔细端详上面的古字，觉得儿子捡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印章，而是一件文物。第二天，他到了西安，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要求鉴定。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判断是汉代皇后之玺，鉴于这枚玉玺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孔祥发就把它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这枚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玉玺作四方形，高2厘米、宽2。8厘米、重33克。通体洁白晶莹，璃虎钮，四个侧面阴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四字，其形制和印文与文献所载完全相同。玉玺出土地点距埋葬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仅1）米，长陵旁为吕后陵。按照汉代制度，帝、后陵园内有便殿和寝殿，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根据专家们现场分析推断，这枚玉玺很可能就是吕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后，这枚印玺便成为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西汉末年，赤眉军攻人长安，掘毁汉诸帝陵，吕后陵也被焚毁。玉玺所在的狼家沟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许长陵便殿被毁时，玉玺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山腰的水沟里，时隔2仪刀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皇后之玺”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一件汉代皇后之印。按《汉旧仪·下》“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的记载推断，皇后之玺的印钮也应作璃虎形。玺钮之所以为虎形，是因为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传国玺”，崩落玉玺上所雕璃虎一角，说明“传国玺”的造型应与汉代皇帝、皇后之玺相同。在陕西咸阳发现的这枚“皇后玺”，为世人了解“传国玺”的形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现在看一看象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只见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字划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而沟底像鳞片一样，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由此可推断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经测量，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探针测定，此印的含金量为98％强。
按文献记载，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那2；8厘米的宽度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
象岗古墓的这枚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颇为奇怪，这就是按照史料记载，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的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他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叫做“溢”（音shy）。如汉朝的“景帝”，是他JL子刘彻（武帝）继位时给追溢的。由此可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如此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
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白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工螃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j‘分稀少，仅有十二枚，口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已发现的汉代金印请见下表〔按发现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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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 │年代│印面边长 │钮│出土地，l｝； │发现时间 │
│ │ │单位：厘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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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委奴国王 │东汉│2 。35 │蛇│日本国福冈县志贺岛 │1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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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宁王太后玺│东汉│3，3 │龟│陕西阳平关 │｛一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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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 │西汉│2甲4 │蛇│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 │19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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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东将军章 │东汉│2。4 │龟│山东峰县陶庄 │195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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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 │东汉│1 │兽│广西贺县铺门 │｝｝ 9？f｝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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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侯印 │东汉│2。5 │龟│山东即墨县王村公社 │197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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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侯印 │东汉│2，35 │龟│河南省泌阳县 │197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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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玺 │东汉│2 。3 │龟│江苏扬州甘泉山二号墓│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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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将军印 │东汉│2。4 │龟│四川重庆聚贤岩 │19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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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洛侯印 │汉 │ │龟│山东沂南（？） │19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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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 │西汉│3，1 │龙│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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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子 │西汉│2 。55x2 。35 │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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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夫人玺 │西汉│2，1 │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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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扬州甘泉山2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印龟钮。197年长沙马工堆软侯利仓墓出土的“软侯之印”、“长沙承相”印，都是婆金铜印，龟钮。两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时草率刻凿，婆金是纯金的仿制品，可见列侯也是金印龟钮。17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钮。日本自1 ｝｝年在福冈的志贺岛上村民甚兵卫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志贺岛声名大噪，出土处已建立“金印发光碑”和“金印公园”。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出土资料，近2加年来，日方对金印真伪一直争论不休。中国这几枚金印的发现，其造型、款式和“汉委奴国王”印相类似，有力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7年）汉朝廷颁赐给樱奴国王的。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文帝印作龙钮，既不同于诸侯王、列侯的龟钮，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钮。咸阳出土的汉“皇后之玺”玉印和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边长都是2。 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即一寸见方）。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 3厘米，通钮高2厘米，重112。8克，与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宁王太后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魄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国的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印缓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汉制。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于汉朝皇帝印，印文与汉朝皇帝印大体相同，但质料和钮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潜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
第七章
南越称王
中原大乱，岭南震动，南海尉死前密嘱赵佗兴兵绝道，割据立国。赵佗依计而行，绝道筑城。越人部族趁机叛乱，赵佗发兵征讨，百越降服，赵佗称王。战火纷乱中，西汉王朝派陆贾出使南越，汉越言和，赵佗臣服……
岭南割据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整个中原山头林立、各路英雄豪杰虎争天下。就在这样一个大混乱、大拼杀的格局中，谁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岭南这块土地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偏于东南一隅的岭南，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并使岭南最终走上了割据之路，这两个人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当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后，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朝廷、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就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并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当时的秦王朝垂相王馆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并积极主张“立诸子”以安天下。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也自然地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渐渐萌生了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当然，要想在岭南实施割据，就要有割据的资本和条件，那岭南的资本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岭南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秦王朝派住此地戍守的50万汉军，这股颇具实力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力量便是称雄割据的根本。另外，随着秦对岭南地区的征服，源源不断而来的中原移民，也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因为这些汉族军民，在中原时深受秦暴政的摧残和蹂胭，早就有离绝秦王朝挣脱锁链的想法，许多人自走向岭南的第一步，就抱定留居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和志向。当这些人来到岭南后，不再像秦派往北方屯戍，防备匈奴的汉人，会趁天下大乱面“皆复去”。相反的是，面对在任嚣治理下相对宽松的政治、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这块土地渐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未尝不深虑之面力卫之也”。如此一来，岭南便有了一个人心思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新兴的家园，一旦天下有变，他们自然会团结一心，全力支持任嚣。
当然，促使任嚣产生割据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岭南在地理上易守难攻。就当时的交通条件面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岭”。也就是说，岭南地区北部的五岭成了阻挡南北行进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难以逾越的程度，作为曾是秦军将领的任嚣以及所有南下的军民是领教过的。尽管在秦征服岭南的中后期，曾有灵渠的开凿以及新道的修建，但只要派少量驻军把守，灵渠和新道都将变成进退不得的死道，复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除此之外，整个岭南地区多江河水道，这些江河水道又多急转直下，地理形势相当险要，若有不熟悉这里的船只过往，往往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鉴于这样的地理形势，作为岭南的军民完全可据此守之。假如五岭的防卫已破，仅凭这些江河水道也可以步步为营，和敌军对垒抗衡。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令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并引爆了整个中原六国人民反秦的大起义时，任嚣闻知立即感觉到这正是天赐良机，在兴奋之余也加紧了割据岭南战略性计划的制定，准备付诸行动。但令他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历史大转折的紧急关头，自己却一病不起了。
为了让心中的构想得以顺利实施，躺在病榻上的任嚣派人将自己的心腹助手、时任龙川县县令的赵佗召来，秘密嘱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赵佗原是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关于率军征伐岭南之前的经历史无明载。有记载的是他到岭南后，曾上书秦王朝，要求派三万名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岭南的将士“缝补衣服”，最后秦始皇选派了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去了岭南，这些女人自然成了岭南将士的配偶。此时，作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赵佗，听了任嚣的密嘱，心中十分感动，当场答应按任嚣的构想予以行动。两人经过一番谋划，任嚣便假借秦中央王朝的命令，委托赵佗代理南海尉职务，为赵伦顺利实施割据构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就在赵佗代南海尉不久，任嚣撒手归天。这个时候中原的局势是，秦大将章邯的四十万大军，正和以楚军为首的六国反秦联军相持在漳河地区（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而另一支由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却乘机沿着黄河南岸向秦国首都咸阳急速进发。
面对如此纷乱的战局，继任的赵佗迅速开始了对任嚣计划的实施，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驻守在横浦、阳山、徨黔关的将领快马发出檄告，告知他们“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赵佗所说的“盗兵”，表面上指的是诸侯兵，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中原可能派遣来镇压的秦军。因为横浦、阳山、涅黯关皆位于秦所开辟的连通岭南的两条新道上，系兵家必争的战略之地。绝了此三关道，也就断绝了秦军南下到岭南地区的通道。
当绝道闭关、聚兵自守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后，赵佗接着采取了第二个步骤，这就是：诛秦吏代以党羽。此时的赵佗虽然代理了南海尉并已行使职权，但他深知自己这个官职是任嚣假传皇帝圣旨而骗来的，心中自然不怎么踏实。且此时的南海郡许多官吏都是秦王朝派来的，不是赵佗的嫡系，他们不一定全部听从赵佗的号令，即使听从也有阳奉阴违的现象。这些异己势力的存在，对赵佗割剧岭南计划的实施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