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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人的朝廷观点，也许不无寻找接班人的意思呢！
欧阳修笑道：“君实太过小心了，今日之言，出你等之后，入我等之耳，皆不是嚼舌小人，何有口杂之说！是不是？”
“永叔先生说得极是，君实放口述说即可！”韩绛一时明白过来，他另有心思。因此极力赞同。
“那好吧！”司马光只能同意。
其他人也就没有反对的必要了。沈欢看得好笑，宋代是文人治国，这策略是宋初太祖就决定下来的，居心不无险恶，因为他就是造反夺得皇位，也就提防别人效仿，那么武将就不能大用了。使用文人就是一大最好的措施，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文人嘛，总是浪漫的，加上宋代政治气氛宽松，众人都喜好策论，把对朝廷天下的得失与自己的政治主张都写入进去。宣诸人口。形成某某流派。这与晋朝地清谈差不多，也许对朝廷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说不定还真会给自己惹来祸害。
沈欢心有戚戚地看了苏轼一眼，这个大嘴巴，就是收不住口，后来差点把命都搭了进去，看来今日自己也要更加小心才是，免得说了什么对朝廷不恭敬地话给苏轼一不小心宣扬了出去，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时候欧阳修又感叹了：“老夫如今已知天命，在朝廷也干不了几年了。几十年宦海。没有什么建树，今后的天下，就看你们这些朝廷栋梁了！我等出入经史，都是为了为国寻找一条治国方略而已。老夫一生磨砺，如今只明白治大国若烹小鲜，诸位又有何感想呢？”
在场之人，除了欧阳修。最年长与地位高者只有韩绛了。欧阳修询问，也该由他先来回答。只见他捋了捋长须，呷了一口清茶，润润喉咙，清声道：“永叔先生，韩某无才，所读经史，唯得《易经》里的一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已。”
“哦？”欧阳修眯着眼睛，“为何？”
韩绛道：“韩某为三司使也有些时日，而三司掌管天下财政，永叔先生为参知政事，难道还不清楚我大宋如今的财政状况是如何一番惨淡吗？今财力日困，风纪败坏，法度全无，若不早做改变，数十年之后天下危矣！如今之计，还需生财用以周度朝政方可，否则一切免谈！”
“子华是说当今天下理财是最重要的策略了吗？”欧阳修正了正身子。
“正是！”韩绛回答。
沈欢撇了撇嘴，又瞥了一眼韩绛，这位中年人，家世良好，也有才华，当年中进士时，名次比王安石还要高，奈何几十年与王安石相交，倒是把自己搭了进去，完全给王安石影响了思想，所说都是王安石的论调而已。王安石自诩最善理财，韩绛如今也如是说，不无王安石的痕迹。当然，也许是他做三司使久了，整日为怎么抠钱烦恼，这样说还真有辛酸隐衷吧。其实韩绛大家族出身，倒也喜好结交士大夫，比如司马光就是他地好友，史书上也说他多次在神宗皇帝面前说司马光可重用，奈何后来太过附和王安石得政，这才使得天下清议都对他不利，大大的可惜了！
司马光不愧为王安石的头号对手，如今听闻这些理财论调，当即皱眉了：“子华说要理财，还要变法度？当今天下可有这样的人么？法度法度，岂可常变？此言若是给官家听到，该会有何反响？再说子华是三司使，就当为朝廷财政之事出力，不尽职则罢，何必牵涉到法度一说呢！《易经》是说穷则变，变则通，但子华不要忘了，国家政令，朝令夕改，亦非善事！光不才，多年读书，于《易经》里也只得一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要我大宋勤修道德，存风纪，立正俗，内圣外王即可，何来什么穷变之道！”
虽然司马光是沈欢的老师，但是此刻他还是要忍不住拍额头了，司马光真是老顽固，接触了那么久，竟然没有受他新思想多少影响，还是那副老样子，传统道德占据了他的思想，根深蒂固，张嘴闭口都是道德之说。在沈欢看来，道德是很飘渺的东西，可以用来辅助治理天下，但治天下只谈道德，则不能长久，毕竟这东西太过虚无，时有时无，哪有法度来得保障！在这点上，沈欢是支持王安石地论调地，当然，王安石所谓的法度，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至少用人上职责不分，就是大祸了！
“不然！”司马光话一说完，就有人反对了，不是给反驳的韩绛，而是本来静听的苏轼，这位大文豪、大思想家，终于忍不住要跳出来侃侃而谈了，“君实先生，您说君子要厚德载物，这个晚辈当然同意，但是若说不要变通，晚辈则不敢苟同了！”
“子瞻有何教我？”司马光一脸微笑，今日不过是高朋阔论而已，并没有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
苏轼道：“大宋承平百年，至今积弊无数，比如说兵、费太冗，造成如今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这个问题，想必君实先生也是了解的！既然是不合事宜的积弊，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呢，难道要坐以待毙？《易经》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教育苏某时刻不敢稍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司马光叹道，“子瞻果然有雄心，不愧年轻人本色。可是，你可知道，国家大事，有如一栋房子，败坏了，修修还可使用，一旦要重建，非良材与良匠不可，若两则皆无，连庇身之所都没有了！如今天下，良匠也许有那么一两位，至于这良材，何来如许之多呢？”
“这……”苏轼一下子语塞了。
沈欢倒听得大吃一惊，司马光把天下比喻房子的话好像是王安石上台时与之针锋相对地言论，如今倒是提前出世了，听来令人感到新奇，连宏论如苏轼，也只能语塞，就是后来地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也只能支吾过去。其实若真要评价司马光的政治地位，沈欢觉得后世阶级观点有点太过笼统与绝对了，而《宋史》里阶级性也很强，多褒少抑，不过只要读过史书与他的文章的人，都能知道，他前期思想，还是倾向改革的，不然也不会向神宗皇帝大力举荐王安石上台，只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措施太急太烈，与他心目中的缓慢改革大相径庭，这才与之反目。严格来说，他是一个寒暑派论者，要改革，却不能太快，要一步步来当然，至于他后来六十多岁重回朝廷，老朽昏庸也有之了，毕竟一个人远离朝庭十几年，不近朝政，怎么说眼光都有点问题了。
说到寒暑派，沈欢倒觉得滑稽不已了，貌似刚才反对司马光的苏轼才是历史上最著名地寒暑派之人呀！当然，从刚才地话中，还可以看出王安石上台前的苏轼本着年轻气盛地性子，还是激进的变革派论者的：从仁宗后期开始，到如今这几年，这家伙就上了《进策》多篇，要求朝廷从上自下开始改革法度，鼓吹变法，言辞之激烈，情感之真挚，给他一润笔，读来和真令人心动。可惜，好似仁宗与英宗都不喜欢这些论调，官还是给他升，至于策论，则束之高阁，不加理会！
沈欢还在恍惚中，欧阳修突然笑了，道：“老夫怎么倒觉得你们说的都有一点道理。好吧，听过你们的言辞，该听听我等在座之中小才子有什么看法了。子贤，该你说说了吧？”
第九十四章 论点
听得欧阳修这位老大人竟然问自己的政治主张，沈欢这一刻愣住了。一个人现代人，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在这里，思想也当与别人格格不入，虽然这几年来慢慢溶入了这个时代，不过有时候还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看到这个时代的落后以及想到这个时代的悲惨结局，他也不无改变局势的念头，但是他也知道，一个时代的车轮，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抡得动的，欲以一己之力扭转局势，也不知道是不是妄想。总之这些年来，他内心总是在徘徊着，既有积极的性子，又有消极得过且过的念头。如今听得别人问自己的政治主张，才惊醒过来：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官员，是别人眼中的朝廷人员了，他的一举一动，也将在别人的注视之下！
他如今不再是这个时代的过客，而是这个时代的某个大人物，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大的不说为什么天下苍生，就说小的吧，小的方面也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这个时代，再撑也不过六十年而已，六十年之后，北宋王朝就要灭亡，若是他的寿命能比得上乌龟的零头，也许还能看到这个局面，那么，他就会成为亡国奴。那个人命如草芥，汉人比狗贱的黑暗时代，他能忍受吗？
不！沈欢这一刻警醒自己真要有一番作为了！他该怎么做呢？变法？王安石的历史证明了不能成功，之前的范仲淹也以失败告终，再说他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才，除了一些领先这个时代上千年的见识外，若要拿出具体的政治主张，还真不是一件易事！
今天在座之人，他也算了解。除了欧阳发与司马康对于仕途没有多大兴趣外，其他都是政坛的风云人物：欧阳修是庆历新政地过来人，与范仲淹等人一道标举过新法，也经历了失败，更受过打击，因此要他们这些快要退出政坛的人去搞什么改革，那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欧阳修的询问众人的意思。也许真存了接班人的心思。
宋代有由前任宰相推荐后继宰相的传统，韩琦与欧阳修都老朽了，也到了寻找接班人地时候。那么，今天欧阳修考察的应该是韩绛与司马光，毕竟其他人还太过年轻。一想到这里，沈欢就兴奋起来，如今的他与司马光算得上荣辱共进了。今天更当为他出一把力。他是司马光的学生。他的观点应该也会有一定的作用据说后来的康熙皇帝之所以让雍正做皇帝，是看中了康熙地儿子也就是后来乾隆皇帝地才能！
“一定要谨慎！”沈欢这样告诫自己，再一思虑，揣摩欧阳修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政治观点，他的平生，大多在仁宗朝活动，而宋仁宗号称最会做皇帝的人，玩得最漂亮的便是平衡之道，因此纵是才如欧阳修，也有大起大落的时候。多次在朝廷做官。也多次被贬到外地，可谓一生坎坷，这样的人，想必也给时代之风给磨掉棱角了吧？欧阳修是个稳重之人，也许更喜欢寒暑派的论调吧？不过苏轼是他的亲传弟子，如今地苏轼还是激进派言论，谁知道他会不会受到这个学生地影响呢？沈欢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韩绛说白了就是王安石的传声筒。如今就给王安石的思想影响到了骨髓。上下都是王安石的论调。他的思想是理财，原因当然也是大宋的财政已经到了羞涩的地步。每年都亏空许多，再这样下去，朝廷地各项工作都不用开展下去了。因为给钱财折磨得有切肤之痛地韩绛当然会支持王安石的理财主张。就是后来地宋神宗，那样鼎力支持王安石，想必也是因为王安石能给他带来更多的钱财吧，当然，深在宫中的他，并不了解外面的实情，对与错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这才造成了熙宁变法的悲剧！
至于司马光的思想，这个大人物，沈欢不可能不了解，这个政治上老成持重的人物，前期也想改革，不过要求稳重，但是可以这样说，他战略眼光不错，若要具体拿出措施来，又不是所长了，因此在这方面与王安石相争，吃了不少亏。他可以成为一个战略家，战术却永远不是他所擅长的，也许，他沈欢就该在这些方面给他帮助吧。
“自己该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呢？”沈欢也这样问自己，他已经不能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弄潮者，再也不能退缩了。转头看到坐在对面的苏轼，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他，想来也是希望能听听自己的论调吧。暗叹一口气，苏轼的大才，他从来都是佩服的，可惜他的一生就是太坎坷了点……
说到苏轼的政治主张，沈欢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心神也广阔了许多，想的问题也深远了点：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后人相应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依据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经历，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了好几个时期。
可以这样说，苏轼的经历，折射了这个大时代的始终：从宋仁宗赵祯嘉佑二年苏轼考中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他返蜀为父服丧，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代表作是前几年所写的《进策》等二三十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针对北宋天下的“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但是众所周知，宋仁宗给庆历新政弄得心神不安了，早没了当年的锐气。当然不可能采用苏轼的主张，只给了他苏轼兄弟一个“为后世得两相才”的评价就作罢了。但是苏轼地经历才只是开始而已，治平年间苏洵病故，苏轼回蜀丁忧，宋神宗熙宁二年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变法。代表作是《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政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把新法比为“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宋神宗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在这长达十六年的变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的势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变法和守旧两派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地倾轧和报复。苏轼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乎丧生。
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前期。这是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佑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又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地一个。
接着是宋哲宗“亲政”，到元符三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地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一想到这些大时代的序幕就要拉开，沈欢又是彷徨又是激动，恨不能快快见识一番，脑子里总是浮现一幕幕熟悉的认知。苏轼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映射了北宋中期的大时代的始终，他不能忘怀，也不能不借鉴：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地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佑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为一些后人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地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一发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
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地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苏轼在元佑六年地《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佑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地信条，论“衙前差顾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即可概括了他的一生情操。
但是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沈欢有时也这样问自己。
也许，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与不变革的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这也是刚才他把《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教条的原因吧。
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受黄老佛释思想的影响，有时又消极了点，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总得来说，苏轼变来变去，也不无公立的缘故。短短的片刻时间，沈欢想了很多很多，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在沉思，还是旁边的司马光轻碰了一下才回转过来，终于想起要回答欧阳修的询问了。
寒暑派是个好东西，至少还算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科学地说，又是辨证的关系。既然此刻的苏轼还是激进派，那么他沈欢不介意再一次把寒暑派的论调给宣扬出来！
“永叔先生……”沈欢顿了顿，“晚辈读书不多，说不出大道理，但至于说到朝政观点，晚辈觉得，有一句话不能不琢磨。那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欧阳修喃喃念了几遍，他史册，当然清楚这话的出处：《晏子春秋》原文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典故就是：齐国的晏子到楚国，楚王想戏弄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
沈欢又道：“我大宋天下疆土万里，风土人情，皆是不同，朝政策略，放之此地也许适宜，放之彼地也许就不适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