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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啊呀”一声，武汉一失，湖南地区必是太平军觊觎之地。虽然上次长沙之围解了，但难保太平军不来个回马枪。到那时，整个湖南将狼烟四起，血流成河。
一想到这，曾国藩就脊背发凉，眼皮直跳。
郭嵩焘趁机劝道：“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拘于守孝的古礼，对皇上甚至是对你老爹都没有益处。国要破家要亡，你什么都守不住的！”
曾国藩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脸上一会儿是兴奋，一会儿是忧虑，一会儿是莫名其妙，一张脸变幻无常，搞得郭嵩焘神经紧张，连胃都发紧。
转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端坐在郭嵩焘面前问道：“我父亲那里，怎么办？”
郭嵩焘惊喜地笑起来：“这好办，我来说。”
经过郭嵩焘的三寸不烂之舌，曾麟书意识到如果不让曾国藩去长沙担任团练大臣，那他这个老爹就该天诛地灭。
曾老爹同意了，曾国藩还有顾虑。这顾虑不好意思说出口，郭嵩焘要他一定要说出来，要无任何后顾之忧地去长沙。曾国藩咬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了三个字：江忠源。
这是个人名，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人，新宁离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不远。江忠源虽是读书人，却不受礼法约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1847年，新宁县闹匪，政府军一筹莫展。危急时刻，江忠源砸锅卖铁募集了一支民兵部队，很快就把匪乱镇压下去，由此名声大噪，从此混入官场，但不久后因老母去世，回家守孝。
太平军起事后，江忠源再发神威，脱了孝服，组织精锐团练，出湖南入广西和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将才，手下无弱兵。在湘江边上的蓑衣渡，他眼光独到设置下埋伏圈，消灭了从此经过的太平军大半兵力，连太平军三号人物冯云山都壮烈于埋伏圈中。
江忠源因此一役名动南中国。
郭嵩焘对曾国藩在此时顾虑江忠源，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江忠源和您是好友，此时正风生水起，不正有利于您出山做事嘛。”
曾国藩低头垂目道：“我怕他耻笑我。”
郭嵩焘就更莫名其妙了，问了好半天，曾国藩才做了大致解释。
原来，1851年江忠源正在老家守孝，清政府认为他是暴民的克星，所以要他立即脱掉孝袍上战场。曾国藩在北京得知此事后，急忙摆出一副理学大师的架势，写信给江忠源说：“我知道你是礼法外之人，但在守孝期间穿起官服，岂止有违礼法，更有违天理。你要慎重，万不可轻出！”
郭嵩焘听完曾国藩的解释，哈哈一笑，说：“你太多虑了，江忠源不是那种人。”
曾国藩正色道：“我刚劝完人家，自己就犯同样的问题，这是知行不一。”
郭嵩焘沉吟一会，恍然大悟。曾国藩只是不想被好友捉到把柄，在别人面前，他可以无所顾忌，可在朋友面前，他要有个样子。伟大人物不畏人言，只是不畏天下苍生的言，天下苍生的话算个屁！但他们却畏惧亲朋好友的言，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体谅他理解他，那他可真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了。
郭嵩焘沉吟时，曾国藩也在沉吟，他在运用朱熹方法论“格物致知”。半个时辰后，他“致知”了：“我要给江忠源写封信，说明我移孝作忠的真意。”
这封信简洁明快：“大局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不想执着守孝不出的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尽这分力，成败利钝，全都不问。”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江忠源这样想，没有错。他本人大大咧咧，思想上放荡不羁，是个乐观主义者。
曾国藩做事踏实，看问题更踏实。他看得很透，当时的破败时局不是编个团练打几场仗就能挽救的。因为人心已不古，世道在浇漓，小修小补于事无补，不干则已，要干就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力挽狂澜，成就大业！
团练无用也
1853年1月末，曾国藩和郭嵩焘途经湘乡县，闻听张亮基征调了湘乡一千团练到长沙，同时还征调了湖南其他地区的团练。曾国藩惊问道：“这么兴师动众征调团练，长沙正规军呢？”
县令朱孙诒叹道：“正规军都去追击长毛贼了，长沙防卫是相当的空虚。”
曾国藩心里七上八下，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一旦掉头再回长沙，那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罗泽南说，自长毛匪围攻长沙后，长沙城甚至整个湖南城镇局势极不稳定，一些闲散人员已蠢蠢欲动。
当时正在吃饭，曾国藩丢掉筷子，对郭嵩焘和罗泽南说：“走，赶紧去长沙！”
1853年2月1日，曾国藩抵达长沙。在城外，他看到墙基出现好多狗洞，经打听原来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挖的地道。进了城，看到街上的百姓行色匆匆，又看到三五成群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正在扯淡，不禁忧从中来，对罗泽南说：“形势严峻啊。”
形势的确严峻，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摊了底牌：“长沙城里正规军不到两千人，其他都是团练，不足三千人。”
曾国藩开始沉思，张亮基看到曾国藩耷拉着眼皮，毫无表情，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心情就沉重起来。
时间像是停滞了一样，张亮基被这死寂搞得昏昏欲睡，突然听到曾国藩咳嗽了一声，接着就是问话：“巡抚大人，咱们现在有两个最迫切的任务。第一，加强防卫长沙的军事力量，长毛刚攻陷武昌，声威正盛，难保不卷土重来攻长沙；第二，要迅捷地把湖南各地，尤其是长沙的不稳定分子消灭于萌芽中。如果这些不稳定分子和长毛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张亮基连连点头，“这也是我的心病，幸好你来了，你有什么快速起效的良策？”
曾国藩没有快速起效的良策，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善于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文火慢慢烤，而且一心不能二用：“咱们先来解决长沙防卫问题。”
张亮基正襟危坐，饥渴地等着曾国藩发言，可曾国藩一言不发，把眼皮耷拉下去，沉思。张亮基等了许久，才等来曾国藩的一个问句：“您以为团练能保卫长沙吗？”
张亮基一愣：“当然，团练在当年白莲教暴乱中立下过赫赫大功。就是长毛叛乱这回，各地的团练也立功不小。您那位兄弟江忠源，把长毛三当家都干掉了。”
曾国藩又沉思起来。站在他的智慧层面，张亮基的看法太蠢。白莲教暴乱时，团练能起作用，是因为团练的一切经费都由政府出，而且还有工资。所以各地团练成员都纷纷上战场，于是精英辈出。但现在，政府没有钱，各地的大部分团练成员都是被强行拉出来的。更要命的是，团练毕竟是民兵，不是正规军，他们最善于的是侦缉和游击战。在曾国藩眼中，游击战就不是正经打仗，只能起扰乱敌军之用。从未听说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是用游击战打胜的。
曾国藩问张亮基的问题正缘于此，他认真解释给张亮基听，最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应该建立一支凶悍敢战的部队，怎么称呼它都无所谓，但它一定要比敌人凶狠，比政府的正规军强出百倍！”
张亮基惊骇万分。这是私建军队，搞不好会掉脑袋的。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咸丰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帮助巡抚办理团练，并没让他组织军队，办理团练和组织军队正如狗和热狗的区别一样。张亮基当然希望有这样一支军队，可如果在脑袋和这支军队之间选择，他绝对选择脑袋。
曾国藩很乐观，因为他深思熟虑了许久，而且认定这件事可行，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在当地名正言顺化。两天后，他在长沙政府高层会议上对官员们说，其实团练是两码事，“团”就是各族、各乡组织起来，清查户口，侦缉奸细，绑送匪徒。而“练”是从“团”中抽取勇武之人，政府为其请教头，购买武器，定期操练，既能保卫本省，也能出省作战。
大多数官员都听出来了，曾国藩这位团练大臣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他们是想提不同意见，可提不了。因为曾国藩的职务是团练大臣，既非官也非绅，又不是皇帝的特派员，他是个四不像。
在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把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编到一起，称为“大团”，让他们和长沙城内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共同训练。
“大团”一成立，曾国藩马上把早已写好的奏疏递交给咸丰。奏疏说：“长毛贼攻陷湖北武昌，凶焰炽烈，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都是他们所觊觎之地。目前湖南的正规军都跑去拯救武昌了，长沙兵力薄弱，根本无法守卫。我想在长沙成立团练一大团，把湖南各地的团练集中起来认真操练，防守长沙就有望了。”
由于曾国藩在奏折中始终提“团练”，并未提重建新军，咸丰很痛快地答应了。
咸丰的同意并未让曾国藩彻底安心，几天后他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我是守孝出山，心里极不安定。等长毛贼安静后，我还要回家继续守孝，希望那时请皇帝恩准。
咸丰很高兴，说：“曾国藩真是忠孝两全”，于是回曾国藩说，“你不可胡思乱想，要专心办那个什么大团，只要长毛贼消停了，我必准你回家守孝。”
曾国藩长出一口气，踌躇满志地开始下一步计划。这个计划用一个字就可表述：杀。
就地正法
编练新军是攘外，古语曰过，攘外必先安内，曾国藩的“安内”没有文化育人的成分，因为是非常时期，文化育人效果缓慢。所以他的“安内”就是屠刀。一到长沙，他就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向湖南各地发出文告，严令各州各县迅速从严剿办土匪，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团练头子。他对这些人严肃地说：“自从长毛匪叛乱以来，各省一些刁民坐观天象，跃跃欲试，再不想做人而要做匪。对于这种人，就该像理学家祛除人欲一样，只要稍有苗头，当头一斧，绝不客气。至于苗头是什么样，你们有眼有心，眉眼不顺的人必是土匪坯子。倘若你们力量不够，那就赶紧来长沙通知我，我派兵去协助你们。”
有人提出质问：“县城还好，各个乡村没有那么多监狱，该如何关押这些土匪？”
曾国藩回答：“湖南这鸟地方多年来刑法不严，很多罪犯本该处以死刑，地方官却老虎念佛珠，假慈悲。天道循环，他们早就欠下的债现在到了还的时候，一旦捉到土匪，不必讯问不必关押，就地正法！”
湖南各地如此，长沙同样如此。曾国藩原本是让长沙各地的团练头子捉到土匪后捆送长沙第一县善化处决，可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善化县杀的土匪并不多。这让他暴跳如雷，怒中生智，他在团练大臣的公馆内设了审案局，说是“审案”，其实根本不审。对团练头子们捆绑而来的“土匪”，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只要团练头子说对方是土匪，曾国藩再看一下对方的面相，马上结案。面相过得去的立即砍头，面相不好的可就倒霉了——活活被鞭死。曾国藩设立的审案局对那些相貌不佳、贼眉鼠眼的人而言就是阎王殿。
曾国藩后来以善于相面著称，这项本领大概就是在湖南长沙审案局学来的。
审案局虽是阎王殿，可曾国藩毕竟不是真的阎王爷，百姓对他咬牙切齿，社会舆论也对他口诛笔伐，他的朋友们为他担心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他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比曾国藩小一岁，天资卓越，少负大志，读遍经世致用书籍，但科举之路走得很不顺，直到1852年投奔张亮基时还是个秀才。但他的确才能卓越，由此成了张亮基的灵魂。
曾国藩初到长沙和张亮基见面时，左宗棠就在。那天的情景让曾国藩大跌眼镜，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左宗棠在谈，张亮基像个木偶，只是恰到时机地点头而已。张亮基后来问曾国藩：“左宗棠这人如何？”曾国藩想了想，回答：“高人，滔滔不绝，言必有中。”张亮基又背地里问左宗棠：“曾国藩这人如何？”左宗棠脱口而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似欠火候。”
左宗棠这一评价是出于曾国藩反应缓慢、行动迟钝、谨慎内向，极为中肯。现在，左宗棠来找曾国藩，单刀直入道：“稳定内部，未必非要如此。”
曾国藩回答：“乱世用重典。”
左宗棠一笑：“外面有人说你是曾屠夫、曾剃头。”
曾国藩梗着脖子：“我不在乎，这是时势造成的，我只是顺应时势。”
左宗棠冷笑：“我知道你的深意。”
曾国藩两眼无神地望着左宗棠，左宗棠侃侃而谈：“你想制造白色恐怖，让百姓不敢接近太平军，由此孤立太平军。第二，你要杀一儆百，让那些不安定分子趁早打消闹事的想法。第三，你是为土豪撑腰，让土豪把大部分百姓压制下去，这样就减少了大部分不安定因素。”
曾国藩像是听到天外梵音一样，震骇当场，连眨眼都忘了。其实左宗棠为他总结的杀人理由，他自己从未想过。这使我们想到，有人随意写了篇小说，当他成名后，无数人就跑来研究他的这篇小说，最后得出各种各样的深奥道理。
左宗棠的话让曾国藩回想，或者说是尽力验证。他想到几天前听到太平军进入江西，无数百姓箪食瓢饮迎接太平军时，他暴跳如雷说：“要剿匪，先把这些刁民宰了！”他又想到有个乡村的团练头子和他诉苦，他们乡里刁民特多，一听到长毛匪造反，这些刁民在大街上开始横着走路。他咆哮着说：“刁民刁民，该死该死！”他最后想到有位官员的报告：“自您来后，虽然那群刁民的嘴巴不干不净，可行为却老实多了。”曾国藩抚掌一笑：“杀一儆百真是屡试不爽。”
脑海里翻江倒海了一遍，曾国藩确定左宗棠的总结真是严丝合缝。他正要站起来感谢左宗棠，左宗棠却先他而起说：“你呀，最好先给皇上写封奏疏，让皇上支持你的屠杀政策，不然……”
曾国藩急忙从枕头底下抽出事先写好的奏疏，递给左宗棠要他指教。左宗棠也不客气，展开大致一看，如同夸奖小学生答对了题一样说：“不错，可教也。”
左宗棠把信还给他，转身就走，曾国藩愣了一下，突然叫住左宗棠：“您刚才说‘不然’，什么意思？”
左宗棠压低声音：“你以为你只得罪了百姓吗？”
曾国藩迷惑地睁大眼睛，看着左宗棠，不发一言。
左宗棠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问道：“你得罪了更危险的人难道不知道？”
曾国藩正要沉思，左宗棠急忙拦住他：“别想了，你一想起事情来太浪费时间，我还有事，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转身欲走，又停住回过头来，“不过你想明白了，就不会找我了。”
曾国藩像个愣头小子被人无缘故抽了个嘴巴，站在原地迷茫困惑，眼睛在左宗棠的背影上留了许久。
几天后，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回信：“匪徒繁杂，你要严肃认真、不计代价地消灭。你这种模式如果反响不错，就要推广南中国，好好干！”
曾国藩万分高兴，只是高兴那么一回，就又想起左宗棠的那些话。这个左宗棠，曾国藩想，实在让人厌恶，有话不直接说，害我伤了很多脑筋。
其实左宗棠要说又没说的正是曾国藩即将面临的重大难题，就在左宗棠和他谈话的几天前，郭嵩焘和他谈起审案局时说，“善化县的县长对您夺了他的审讯权很不满呢。”
曾国藩说：“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举措，善化县县长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什么话，你把人家权力夺了，还不让人家有意见？”郭嵩焘见他没明白其中的危险，又说，“整个湖南官场都对你有意见。”
曾国藩冷笑：“他们做事愚蠢，拖拖拉拉，对我有意见又如何。不怕，有张巡抚在。”
左宗棠和他谈话的几天后，郭嵩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
曾国藩平静如水：“何事这样惊慌？”
“张亮基要走！”
“去哪？”
“被调走当湖广总督去了。”
“哇呀呀，”曾国藩脸色大变，但立刻就恢复平静。他意志坚定，一字一顿地说，“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打脱牙和血吞
张亮基是曾国藩的贵人，没有张亮基的大力支持，曾国藩的“大团”不可能顺利建成。曾国藩是那种认准目标就不顾一切的人，本以为有张亮基这个湖南一把手当靠山，就万事大吉。所以正如左宗棠所说，他得罪的不仅是湖南百姓和匪徒，还有湖南的官场。
设立审案局，处理杀人案件就地处决，是对湖南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的公然蔑视和侵越；让“大团”和绿营军一起操练，这是对提督权力的蔑视与侵越。他在官场多年，当然懂得权力界限和运作方式，为何还要这样做，一是有张亮基的支持；二就是，认准目标不顾一切的性格。在他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承受任何风险都无所谓。
张亮基走后，继任巡抚的叫潘铎，潘铎和新任布政使（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徐有壬以及按察使（司法部长）陶恩培对曾国藩是一肚皮不忿。曾国藩心知肚明，但却假装不知，依旧我行我素。
四人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每次都是曾国藩胜出。因为每当三人轮番向他攻击时，他用沉默应对，正襟危坐，闭目养神。三人喊得唇焦舌敝，四处找水喝时，他才慢悠悠地站起来说：“三位慢喝，我要去练兵了。”
就当三人对曾国藩时刻咬牙切齿时，领导班子又发生变化，张亮基之前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卷土重来，再成巡抚。骆秉章比潘铎的度量大那么一点，并不太为难曾国藩，但也不给曾国藩好脸。曾国藩也不攀附他，只用一颗平常心对待。
曾国藩并不担心三人弹劾他，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咸丰批准的，这就叫胸有成竹。但事故没有发生在湖南三大员那里，而发生在湖南军界。
按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