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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圣旨的人就是骑驴也应该到了啊。
他脑子里如犯了牛皮癣，摸不着抓不着，奇痒难忍。
咸丰有谋臣，曾国藩也有。
他一着急，就把他的谋士团找来了。曾国藩的谋士团质量比咸丰的要高，这缘于曾国藩对待他们发自真诚。谋士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分析了各种不利情况后，得出结论：皇上是用了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精髓“拖”字心法！
这“拖”字心法威力巨大，如同把一个人装进井里，盖上井盖。当事人明知外面有个世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活人会被活活憋死，死人会被憋复生。
曾国藩并不吃惊，他在官场也待过，知道这“拖”字心法的奥妙。但他不是轻易死心的人，因为他始终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1857年春节，曾国藩又连上三道奏折，做最后的进攻。
前两道奏折仍是报功，太平军在九江城外围的两个据点被他的湘军轻易拔除，第三道奏折拥有超高的含金量。他说：“现在九江南北两岸，水陆湘军已达到二万余人，当进行军事演习时，陆上万马奔腾，惊天动地，江面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吓煞鬼神。我准备把指挥部搬迁到九江前线，料理一切。可突然，就在昨天子时，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准备工作，发现眼神不济了。有护卫点上灯，我眼前仍是一抹黑。我大叫‘不好’，难道眼睛瞎了？但天明后，我能微弱地看到点东西，所以心安了许多，不过这毕竟是病，希望皇上能赐我一月假，我需要好好静养我的双眼。”
曾国藩的确犯了眼病，但生理病小于政治病。咸丰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继续使用“拖”字诀，曾国藩在江西焦躁得只想跳江，眼疾真的就严重了。
人往往是这样，工作、感情上遭遇苦楚时，就会想家。
在不温不火的天气下，曾国藩眯着双眼去看天看地看长江，咸丰的嘴脸在江面呈现，不过不是那个相貌温和的皇上，而是一条青面獠牙的水怪。
他急忙把眼光收回，从心中把这“忤逆”之欲祛除，心里彻底澄清后就想起了父亲。
他三年前离开家乡和老爹，就再也未见过父亲。双方虽有书信往来，毕竟代替不了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老爹也非常想念他，在他困顿南昌时，整日以泪洗面。
曾国藩摸索着给老九曾国荃写信，希望能把老爹带来江西和他相见。曾国荃接到信后，大叫一声：“难道老哥又被困住了？”
众人来看，只见曾国藩的信中字压着字，横冲直撞，像是世间不可多见的隐语。有人提醒曾国荃，你老哥犯了眼疾，写起字来当然没轻没重的。
曾国荃于是给曾国藩回信说：“老哥听我说，老爹已六十多岁，而且身体不好，您现在正好有病，不如请假回老家看望父亲，岂不是两全其美？”
曾国藩挣扎着双眼看完信，长叹一声：“老九真是政治白痴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此时不能走，一走就前功尽弃，那些奏折白写了。但感叹完曾国荃是政治白痴后，他突然醒悟：请假回家何尝不是政治智慧？我走了，湘军还叫湘军吗？
这是“自我”过于膨胀，孔子教导他的门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曾国藩马上想到这句训导，即刻收了自负的心。
这是理学的方法论——存天理去人欲，内心一旦有不好的欲望，要马上克掉，否则这种欲望会如野草般蔓延，最后侵占你的内心，把你变成一个丧尽天良的人。这不是理学的专利，心学宗师王阳明也认可这种方式。曾国藩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来修心，可见修身功夫非比寻常。
他正在请假回老家和继续在江西的矛盾中纠结时，老天为他开辟了一条道路。1857年二月中旬，一封信如离弦的箭飞进曾国藩的军营。信来自湖南，内容是：你老爹曾麟书去世了！
据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说，曾国藩看完这封信后，竟然出奇地平静，还把信重新折叠完整，放进信封，最后把信捧到胸口，闭上毫无必要的双眼。他的整张脸如同地质变化一样，慢慢地开始扭曲，扭曲了半个时辰后，只听到“嗯哼”的一声，曾国藩整个人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柱，垂直瘫软在地。
众人在他脸部缓慢变化时，已预感到大事不妙，都在绷紧神经，一见曾国藩瘫倒，慌作一团，纷纷来扶。跟随曾国藩多年已经有经验的人，急忙掐人中、捶后背、灌凉水。折腾了大半天，曾国藩喉咙里“咯咯”地响了几声，猛地睁开眼。众人大惊骇，曾国藩的眼明亮犀利，和一个月来患病时青灰色的眼大大不同。
突然，“嗷”一声，世间根本就没有的声音从曾国藩的全身发出，他一个鲤鱼打挺滚下床，放声大哭，在地上翻滚，几乎要再昏死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重新把他抬到床上，安慰、劝解、开导，种种声音在他头顶交织成一张网，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滚雷般的话语，睁着眼，像个婴儿看着篷顶，就这种姿势，他保持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护卫们听到咳嗽，慌忙跑进帐篷，曾国藩端坐床边，一身白服，出奇的整齐。护卫们面面相觑，不知曾大人这又是闹哪一出。
“传下去，”曾国藩的嗓子虽沙哑却异常刺耳，“要各位将领来，开会，我要走了！”
第六章 东山再起
和咸丰摊牌
1857年阴历二月中旬，曾国藩得到老爹去世的消息，他和属下们开了个简短的会。会议结束后，他长出一口气说：“我走了，你们好自为之。”
李续宾和杨载福正在九江前线，闻听曾国藩的老爹去世后，连忙派人来慰问。胡林翼也从湖北来信，要曾国藩节哀。
曾国藩给三人回信说：“几年前，为我母亲守丧半途而废，如今轮到我爹，非有始有终不可。我现在就是军国的赘疣，家庭的罪人。恨不得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回湖南老家，抚棺一痛、一哭。”
这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流露，而这真情实感却不精纯，还有另外的元素。胡林翼隐约猜测出，曾国藩对中央政府的举措心怀抱怨。他去信分寸极好地安慰曾国藩，天理自在人心，看将来勿计较现在。
曾国藩如果不是有涵养，非抽胡林翼几个嘴巴不可。胡林翼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贵州一个芝麻小官短短两年内升到湖北巡抚，好不快活。而他曾国藩实不符名，建立赫赫功勋后如今还是个兵部侍郎，他胡林翼没有如此经历，怎知当事人的苦闷？！
他没有时间和胡林翼计较，因为他正向咸丰皇帝请假。循例，政府官员的父母去世，该官员必须按儒家传统回老家守孝，是为丁忧。而军中大员的父母去世后，应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后才可回籍奔丧。因为军情干系很大，中央政府要找到得力人选才能让请假的人走。
曾国藩的请假条写得很有水准，先是用“父亲去世，我要回家守孝”一句话带过，马上就谈到正题：湘军水师统帅应由杨载福担任，陆军统帅应由李续宾担任，军饷方面应由胡林翼和江西巡抚文俊共同筹办。杨、李二人在军，我曾国藩就可有可无。
这就是拿别人的钱财收买人心，这封信倘若要湘军将士们看到，岂不要鼻涕和眼泪齐飞？我们慈悲的曾大人老爹都死了，竟然还想着我们军饷的事。这和圣人有什么区别？
收买人心之后，曾国藩开始关注国事：“我走后，可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代替我。倘若皇上能同意这两条，臣感激涕零。”
文俊没少给他添乱，福兴也是八旗勋贵，打心眼里瞧不起曾国藩。曾国藩难道真的通过儒家修行达到了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境界？
这当然是扯淡，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文俊和福兴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点才是曾国藩推荐他们的原因：二人都是酒囊饭袋。
曾国藩不可能把湘军拱手送人，但在此情况下又不得不交出兵权，于是他想到了这个绝妙主意。事实上，他多虑了。这几年来，他的政治教育和湘军将士共同出生入死，双方早已建下深厚友谊，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湘军。
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发出这封奏折后的第五天，根本未等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带着老弟曾国华华丽丽地离开江西，飞奔老家。
这是严重违纪。咸丰如果较真，能让曾国藩把牢底坐穿。所以当曾国藩的奏折才到北京，江西政府“曾国藩已走”的消息接踵而至，咸丰七窍生烟。他狂呼乱叫，说曾国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龙颜大怒为何物，他说要严惩曾国藩，以儆效尤。
咸丰虽然这样气急败坏，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可不是任他宰割的一块肉，曾国藩现在是大清的顶梁柱，拆了这根柱子，就等于拆了大清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屋。
咸丰的“优柔寡断”传递出的信号，立即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参透。二人联合上疏，为曾国藩求情。他们的求情书写得很潦草，根本就没用心。因为他们明白，咸丰只是想找个台阶，在这种时刻，你就是写给他一首艳词，他都不会介意。
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咸丰气冲斗牛，对谋臣们说：“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他是不想活了？！”
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
咸丰狐疑起来，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胡林翼占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已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打得是有声有色。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又听说长毛内乱，势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
咸丰大喜：“来呀，传旨，皇恩浩荡，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丰几乎乐不可支，说，“另外，再传圣旨，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气死曾国藩。”
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果然气得呆若木鸡。经过几天的调理，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脱胎换骨！
重塑金身
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我到处碰壁，非是心外壁垒森严，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沦落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
那么，都有哪些弱点呢？
曾国藩总结为两条。第一条，缺少“谦”的美德。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劳无益，傲慢就在他骨子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发。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却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奇绝。奇绝在哪里呢？他自称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而见不到自己不是。
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当曾国藩要从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这烦恼如邪恶之火，的确燃烧了从前，但也点燃了现在。
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宁静，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但有件事就不这样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