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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寂寂地坐在一边，怨愤平息，替换上来的是无奈，他参加不进去他们。阿明，这个小市民，竟然——南昌不得不承认——竟然，有一些与陈卓然相似起来。这两个人，简直成了亲兄弟，南昌尖酸地想。他看见床头墙上，钉着一张陈卓然的铅笔素捕肖像，出自阿明的手，果然有两下子，画得不坏。他与陈卓然分手之后，陈卓然显然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日臻完善。而他呢？遍体鳞伤，他不由自惭形秽。南昌想：他总是不如陈卓然，什么都不如陈卓然，他什么都是破碎的，而且越来越破碎。恼怒刺激了他，他突然间开始说话，滔滔不绝，说第四国际，说他们这一代青年的使命，说国际共运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激动表情使阿明愕然，陈卓然则微笑着，说了一声：小托派！这一句玩笑本是亲切的，可南昌勃然大怒，多日积郁着的委屈，妒意，失落一下子涌上心头。他还想起陈卓然曾经说他父亲是叛徒——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们竟然走出了那么远，南昌悲愤交集。他陡地立起来，指着陈卓然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陈卓然也愕然了，想辩解，被南昌一个坚决的手势止住了——你有什么呢？不过是娘老子的资本，可以供你自由选择信仰；信仰对你这种先天的进步者，不过是点缀，装饰，就好像你手里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个道具；你知道什么是革命？是脱胎换骨，是凤凰涅槃，是疼痛——南昌的喉头哽住了，一声抽噎顶上来，他使劲压住，最终还是丢人地哭泣起来。掌声响起，陈卓然仰在椅上，击两下掌。这动作多少是为掩饰窘态，但在南昌，则是无限的轻蔑。他抓起桌上一个玻璃球镇纸，劈头朝陈卓然掷去，陈卓然头一偏，正好砸在墙上的素描上。陈卓然也恼了，朝南昌站起身，被阿明拦腰箍住，陈卓然扬起一脚，南昌身手敏捷地让开，顺势又抓起一个烟灰碟掷去。阿明松开陈卓然，抢住了，烟灰碟，陈卓然趁机过去推南昌一掌，南昌没躲及，踉跄了两步，倒在小床上。房间本来逼仄，盛不住三个气血旺盛的青年，再要加上拳脚，简直都要撑破了。南昌仰倒在床上，挣不起来，两只脚就在空中踩轮，全都抡在阿明身上，陈卓然的拳掌也吃在阿明身上。阿明到底恼了，要抽身出来，却被挤在中间，动不得，只得也还击几下。于是，三个人打成一团。直等到房门砰砰地敲响，显然是陈卓然继父的拐杖。陈卓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三个人都停下来，敛声屏息一会，陈卓然向南昌伸出手，要拉他起来，南昌挥开他的手，奋力站起，整整衣服，推出走了。
三天以后，南昌出得家门，骑上自行车，听有人喊他。四下里一看，见对面马路，煌煌的日头下，站着两个人，对他笑，是陈卓然和阿明。他一扭头，不理睬，照直走他的路。那两人车转龙头，跟上来了。他加速，他们也加速，只听陈卓然在身后喊：好了，你还要怎么？不依不饶的！阿明跟着喊：算了，算了！南昌不回头，陈卓然就来撞他的车，他呢，总能及时让开。阿明趁机超过他，试图拦截他，他又能绕过去。这三人就好像在进行自行车竞技赛，纠缠一阵，正好到了路口。南昌冲过去，正好换灯，将这两人阻下来。陈卓然隔了马路喊：向你道歉还不行吗？也不知那边听没听见，但那自行车在路口徘徊不去，显然是等他们。一换绿灯，这两人箭也似地射过去，一下子抓住了那一个的车把，三个人终于面对面站定了。南昌走是跟他们走了，脸上还气呼呼的，半是没消气，半是下不来。他们便也不招惹他，兀自说话，虽是自己说话，却说给他听。南昌听得出来，心里有一种暖意生起，不由地鼻酸。他们在说什么呢？说天体宇宙行星；说赋格，和声；说上帝创造世界；说唯物主义——王校长，你知道吗，王校长？阿明说。王校长是谁？陈卓然问。他们一唱一和，然后会心地笑。南昌也看见了他们的笑，并没有着恼，就是鼻酸。他知道他们在讨好他呢！讨好他们的小兄弟。他心里渐渐清明，有些许的快乐生出，忽然，他高声问：你们知道吗？光和真理！那两个一怔，他得意地说：光和真理！是啊，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和他们对垒的武器。他们显然头一同听到这样的说法，跟随来想听他说个明白。他咽了咽喉咙，说：有一个人，叫高医生——他却发现他对高医生知之甚少，他知道高医生什么？然而，引出高医生的那一串人和事却都到了眼前。他说不下去了，埋下头朝前骑去，后面跟了两个纳闷的人。
自此，他们三个人到了一起。南昌的加盟很及时，年轻人的友情其实脆弱得很，因至纯至真的缘故，还因为太过微妙。第三个人从某方面说是一种杂质，使之粗糙，也使之坚硬起来。方才说过，陈卓然和阿明的交流，带着神秘的气息，潜深流静，不言而喻。南昌到场，却破坏了这种至知的意境。多嘴的他，总是要接应陈卓然的说话，而他又只是在字面的意思上与陈卓然接茬，陈卓然不南自主也被他牵进他的理解上，从形而上走到了形而下，事情变得浅显并且徒生歧义。阿明呢，则冷落一边，没他的事了。可是，很奇怪的，无论是阿明还是陈卓然，都挺欢迎南昌的搅局。至少在气氛上，活跃了起来。陈卓然和阿明的心灵交流，不能说没有一点矫情，双方也感到累和乏。他们俩，一个是思辨，一个是体验，都是消耗生活经验的巨喉，年轻轻的他们，有多少经验可供消耗的？他们其实是有些走人象牙塔的了。可是现在有了南昌，携了泥啊水的，是污染了空气，可是里面有料啊！如果借用男女关系的说法，南昌就是电灯泡，电灯泡其实调节了双方的紧张感，就因为这，电灯泡总是受到欢迎的。但这只是在南昌介入的初期，很快地，南昌赶上来了。在经过言语的反复摩擦与交锋，他开始潜入字面底下的蕴含。于是，他就会接触到阿明那种静默。这样的时刻很难得，但也会有，那就是三个人什么也不说，却并不感到空洞。时间变成光和影，在壁上，地上，树枝间，跃跃着过去，有一些什么在积养起来。他们三个人变得很亲密，超过了两个人间的亲密，因为不必像两个人耶样害羞。这是与男女关系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种友情是会因人数而递进，当递进到一定的量，就会有质的转变。他们觉得，哪一个也不能缺少了。
现在，他们就会谈一些浅俗的问题，这是南昌推开的一扇门。之前，陈卓然和阿明都无法蹈入，他们高高在上，是在神坛，也是在虚空茫然中。他们相互间的助力，是越来越离世间疏远，再继续不多一点时间，他们便将坚持不了，颓唐下来。所以说南昌来得及时呢！就这样，他们谈浅俗的问题了，比如说，女人。这一回，连阿明都有话要说了。阿明对女人的认识，来自妹妹的阿援。他说女人善于表情，她能够坦然地表达内心的感情，这是他佩服和羡慕的，因为感情这样东西，他迟疑了一下——是重负，卸下来是轻松的，但是，也没有含量了，所以，女人终是浅薄的。阿明的原话并不是这样清晰，他东一句，西一句，又说到一些无关的细节，比如阿援在父母单位联欢会上表演；再比如他从禁闭中出来，阿援在他身上嗅嗅，说他有一股隔宿气；又比如他的父亲——到此，就彻底偏离主题了，他说他的父亲总是说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等等。是陈卓然帮他归纳出以上的意思，他基本认同，只是觉得“浅薄”这个词不够好，因是个贬词。而他说的，虽然也是“浅薄”的意思，但并无贬意，相反，还觉得挺不错。南昌提出“轻薄”，那更不好了，但“轻”这个字倒给了陈卓然启发。他说出“轻快”，“轻捷”，阿明说有些像了，可还不完全是。最后，陈卓然说出“轻盈”两个字，阿明完全接受，而且他感到欣喜，因为他在抽象的词语里发现了一种具象写实的功能。这是阿明的认识。
陈卓然对女人的认识却正相反，一个字“厚”。比如，他对了南昌，你大姐——南昌不禁感到了意外，大姐永远是在他生活的外缘活动，身影模糊，他甚至不确切知道大姐的长相。陈卓然说：你大姐，让我想起——他本是想说“大姑”，结果说的是——让我想起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因为你大姐和我一样，都是寄养在老乡家里，地方大约也差不多，苏北和鲁西南。于是，他说起了鲁西南，也偏离了主题。那山旮旯里的山村，沿山脚铺陈开房屋，村口是一盘大磨，歇磨的时候，上面就爬了小孩子。小孩子不大记得苦楚的，不晓得山地的贫瘠与收成的单薄，只记得热闹红火：石匠凿磨道，噼哩啪啦溅起的火星；石磙霍霍地压庄稼；大玉蜀黍串起来，黄灿灿地挂在屋檐；豆棵火在灶里蓬一下着了，玉蜀黍面的锅巴立时在锅里起壳。他甚至隐约想起他曾有过一个乳名，叫什么呢？有一些声腔在风里散开去，是养母喊他回家睡觉。他的养母——你们知道，陈卓然兴奋起来，鲁西南的女人怎么装束的？一边的脸颊上披一片额发，铰齐了，其余的发在脑后盘个髻，身上的衣裤，是一种紫，用柿子染的，对了，他们庄里有柿子树，挂果的时候，就像点起了红灯笼——柿子染的紫布，做一身，新上身，硬括括的，裤脚扎起来，登登地跺着地，牵一头叫驴推磨去了！很像你的大姐。陈卓然回到主题上，女人就是厚土，种什么，长什么！
南昌对于女人的经验显然要多过这两位，虽然他比陈卓然小五岁，比阿明也要小一岁。这些经验决不是“轻盈”，也不是“厚”，而是——他沉默了一时，许多女生的脸从眼前走过，舒娅舒拉，珠珠，敏敏，丁宜男，嘉宝——又是嘉宝，她几乎附在所有的记忆的尾部，高医生，小老大，等等，都有她的份。南昌停了一会儿，说，女人是疼痛，然后，他吐出一个名字：安娜！这是一个小姑娘，他用手在一米五十的高度划了一下，也许是——他的手升到一米六十，甚至一米七十的高度，又划了一下——但她还是个小姑娘，她小小的年纪，却从医院几进几出，精神病院。南昌有些说不下去，顿了一下，做了结束，女人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动物。那两个大的，看着这一个小的，不明白他为什么显得伤感。他们小心地看着他，不敢多问，转移了话题。后半截，他们换了角色，南昌默着，那两个说着。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块静默的空间，选择着停留，徘徊，看和听，就像宗教里的隐修室。
就是这种隐修的作用，浅俗的经验会提炼成纯粹的思想情感。于是，上一日的话题延续到下一日，便演化成了“施痛与受痛”这样理论性的题目。这可说是撞在了陈卓然的枪口，他大有用武之地。他旁征博引，说明他的观点，就是世界上的所有存在，都划分为两方，一方是“施痛”，一方是“受痛”；一方是强，一方是弱；一方是恶，一方是善。两方都是越行越远：一方是越胜越勇，一方是打你的左脸，将右脸也送上去。但行到底，“施”和“受”亦会互相转化。强暴方将耗尽资源，这资源不仅是物质上的力量，亦有道德上的，好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方则积蓄了资源，渐渐转为主动。在两方力量的消长过程中，又逐渐达成和解，物质与精神的谐和，然后进步。大自然也是这样分成施害方和受害方，比如火山喷发，岩浆奔腾突涌，地壳起伏进裂，转眼间生物皆毁，然而，洼陷的地面积蓄水流，形成海洋，调节了温湿度，万物又获生长，更加蓬勃向上。所以，从宏观上说，施和受的两方是以对峙的方式合作，将经历残酷的“痛”的过程，那也叫作牺牲。
阿明的思想总是模糊的，由于找不到词语，所以无法将其命名和归类。但也正因为此，他思想的边际其实是洇染的状态，可漫延到很远。他就在这昏昧中摸索，终于说出一些零散的字句：你感到“痛”，不晓得来自什么方向，甚至也不是你“受痛”，而是你看见，看见什么？比如——阿明还是放弃了抽象的描述，比如说，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和睦，说到此，阿明心里不由一痛，他想，他们不和睦，为什么是他痛？这念头有些打乱他，但事实总是比较肯定的，于是，他继续说下去。其实，母亲并无意要加害父亲以“痛”，父亲也无意加害母亲，可他们使彼此疼痛，而且，周围的人，也疼痛……阿明觉得自己是不是说多了，而且，说得越多反越不清楚，离他的本意越偏离。幸好，有陈卓然。陈卓然与他心有灵犀，总是能够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虽然难免要截去些边角，但大体令阿明满意。这一回，也是由陈卓然总结：阿明的意思是“施”与“受”其实都是潜在和未明的，它们没有确定的划分，它们简直就是渗透在这个世界里，或者是在世界外边，来自一个更强大的意志。
关于伤痛的概念，南昌是有准备的。他说，“施痛”与“受痛”是并存于一者身上。施于他人的疼痛必将是落实于自身。陈卓然觉得这种说法颇具挑战性，提问道：那么“受痛者”呢？他与“施痛”是什么关系？南昌说，“受痛”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是主观决定的。陈卓然说：你的意思是，“受痛者”不一定自知？南昌说：知痛者方是“受痛”。那么，陈卓然还是那个问题，“受痛者”与“施痛”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体吗？“受痛”的同时也是“施痛”？南昌不禁迷惑了，他想，嘉宝是什么？嘉宝知不知痛？回答是肯定的，嘉宝知痛，嘉宝是“受痛者”无疑，那她又“施痛”给谁了呢？我吗？南昌问自己，好像是的，他们互相“施痛”和“受痛”。南昌以沉默结束了他的观点。
他们这三个人，都未受到高等教育，思想没经过训练，许多概念都是自创的，方法也是自创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运用想象，他们有着无限的想象力，他们努力要做的，是给这些想象以纪律，使其走上合理的轨道，这才可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这世界的真相。他们已不是孩子，不再需要童话，他们的眼光越来越严肃。这个革命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全打得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站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裸着地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边铺张流淌。要说，他们的天地真是大，浩浩荡荡，他们穷极视力，还是看不到边。可正因为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生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巴自己，养成的理性，只需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绰约划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他们还没有踩实，摇摇摆摆，就像古代人的居住在鲸鱼背上的说法。他们在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以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误中犁开一条路径，危险是有些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然中来。万幸，万幸，他们还保持着自然的天性，对强力的逼迫起反感，对侮辱起反抗，对伤及他人起忏悔之心，对了，他者与一己的概念也被他们反反复复地讨论了。他们所得的那一些可怜的教化，总算顺应着自然的驱使，自然总是劣退优长，这个运命笼罩着他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经受过苛的考验，那会损失信心。好在，他们尚有信心。
24 向皖南
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