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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半车房里的人又是一阵骚动，第十一只狼狗出生了。生了一夜的Lady Mama，已经累得眼白泛红。这时候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Lady终于可以休息了，大家也就该上学的上学，该洗车的洗车，该清洁的清洁，该睡觉的睡觉。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工人上来通报Lady Mama总共生了十二个狗宝宝，五只母的七只公的。
我把这份喜悦跟微博上的粉丝分享，粉丝们也很有创意，有的提议我取名一月、二月、三月，一直到十二月，有的说不如取它十二个生肖，又有人说干脆十二个星座吧，七嘴八舌地好不热闹。我开玩笑说，就叫它们窗里、窗外、窗上、窗下、窗前、窗后、窗子、窗户、窗台、窗口、窗门、窗框吧。
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
无常
都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深蓝的天空透着薄薄一层绯红，气温不冷不热，晚风习习，空气里含着清新，偶尔飘来阵阵的咖啡香味。我双脚踏在红场上，仰望那七彩有如儿童积木堆成的圣巴索大教堂，仿佛置身于魔法的奇幻世界。这里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生在世，有些事情真的是无法预估也无法想象得到的。求学时期喊的口号“反共抗俄！拯救铁幕同胞”，还清晰地印在记忆深处，如今却能站在俄罗斯的红场自由地行走。
今年六月我参加了一个二十人的文化旅行团到俄罗斯，所有的团员都来自台湾，除了一位好友和她的小媳妇，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面。这些年参加过几次这种旅行团，有老师带领观赏文化古迹和艺术名作，与不同界别的人交流，每次都获益良多，满载而归，令我回味无穷。
我和好友随着咖啡的香味走到红场边的露天咖啡座，一对夫妻团友早已点了红酒，桌上一大盘色拉米、火腿和芝士拼盘，他们友善地请我们过去坐。我啜着红酒配我最喜欢吃的色拉米、火腿和芝士，感受红场周边的氛围和五颜六色的圣巴索教堂。晚上十一点华灯才初上，点缀得教堂更是绮丽耀眼。我仿佛掉进了迷离幻境里，天空是我的被盖，星星是那被上的点缀，小咖啡馆连接的红场是我的客厅，圣巴索教堂是屋里的装饰，这一刻我感到幸福满怀。
眼前这对夫妇，太太有小儿麻痹，但是她一路都跟着大队走，从来不缺席，他们二人鹣鲽情深，经常手牵着手。白天导游带领我们坐莫斯科的地下铁，那是斯大林时期盖的，走进地铁站就像钻进了历史久远的古董艺术品里。导游很紧张，怕我们有的人没跟得上火车，提点大家如果没跟上的话要留在原地，她会回来接。我的眼光即刻寻找那位腿不方便的妻子，站在她旁边，以免有什么闪失可以扶她一把，火车到站我会预先到她的座位前，她也善解人意，笑笑地跟她先生说：“她是要来扶我的。”或许是我们白天建立了友谊，也或许是她跟我一样掉进了迷离幻境里，她举着酒杯淡淡地啜饮着，眼神迷蒙，脸泛红粉，轻轻地笑着说：“我来的前一天，医生告知我得了乳癌，要我马上开刀，我问他：可以旅行回来再开吗？医生说：可以。所以我先开心地玩，等回去再说。”她说得轻松自在，我也不好大惊小怪。她的名字叫美满，我默默地为她祈祷，希望她的人生能跟她的名字一样美满。
离开莫斯科的前一晚，我带着全团的人，要去寻找那个“幸福的感觉”。天黑了，圣巴索教堂的灯不知为什么没亮，我们想抄近路，路封了，还有穿制服的警卫站岗；改走之前走过的路，还是封了，也有警卫站岗。我和十几个团友望着近在咫尺的咖啡馆兴叹，只好悻悻然返回酒店。心想或许可以把这个“幸福的感觉”在下一站圣彼得堡复制。
圣彼得堡的微风中飘着白色的像植物的棉絮，我兴奋地直呼：“六月雪！六月雪！”导游带我们上船，沿着贯穿整个城市的涅瓦大河缓缓航行，两岸别具特色的俄罗斯建筑，感觉到了另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是我一生中行过大江南北从没有见识过的。我们参观了许多华丽壮观的东正教堂，教堂里用马赛克拼成的圣母和耶稣像美得像画。
在圣彼得堡，离开俄罗斯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虽然白天走了一天的路，每个人都很累，我还是邀请全团的人，到最热闹的涅瓦大街街边找咖啡馆，一起喝红酒吃色拉米，欣赏街边的风景，拥抱和享受这美丽城市的风貌。所有的人都欣然参与。我们一行十几二十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满意的咖啡馆，可是这里的咖啡馆十一点就打烊了。那位在莫斯科请我喝酒的团友说，他勘查过地形，知道有一家酒吧一定还开着。我们跟着他走。那家店是在巷子的尾端，墙上挂着蓝色光管做的英文招牌“CLUB”。因为实在太累，大家也不计较太多就都坐了下来。我请那位团员帮我点在莫斯科那个“幸福的夜晚”一样的红酒、色拉米、火腿和芝士。等了好久好久东西都没来，于是我把袋子里的花生洒在桌上请大家吃，花生吃完了东西还没来。大家又渴又累，只见前面桌两位美女不知道在喝什么，烟雾缭绕的。我按捺不住，决定自己去拿饮料。原来要走到楼下去点，我和好友走下阴暗的阶梯。地下室中间是舞池，舞池上吊着玻璃镜片的大圆球灯，反射出一道道光束，就像六七十年代的小舞厅。时间还早，舞池没人，我们穿过舞池到酒吧前，跟酒保要水，他不懂英文，问坐在旁边的两个男人，我这才发现这些人黑黑干干瘦瘦不像本地人。我们比手画脚地沟通，结果两人各抱八瓶水上去，还点了啤酒和水烟，那水烟就是刚才两个美女抽的。几大杯的啤酒上来了，我们大家分着喝，啤酒格外地清凉可口。两瓶水烟上来了，一瓶有苹果味加红酒，一瓶是芒果味加红酒。没有人知道怎么抽，那侍者帮我们点上火，一人发一个透明烟嘴，教我们深深地吸一大口气然后吐出来。我们各自拿着自己的烟嘴吞云吐雾，吐出来的真像大朵大朵的云和雾，而且真的有水果和酒味，清凉极了。
等到东西上来了，我们已经没有兴致吃了。因为感觉这家店怪怪的，不想签卡以免节外生枝，但是他们不收美金，要我们去街角的银行换。三更半夜又人生地不熟怎么敢去银行换，身上卢布又不够。因为不好意思，我跟好友和她媳妇三人走到街上，在昏暗的巷尾把身上所有的卢布凑起来，付了酒钱。其实我们这样做实在危险，白天一个团员才被扒了皮箧子。
我与美满
半夜一点多天空才不情愿地暗下来，我们沿着涅瓦大街走回酒店，街上的人还是很多很热闹，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位高个儿年轻美女，穿着超短迷你裙和迷你短裤。我们发现路边有一部白色小轿车，车上下来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跟那两位妙龄女子搭讪，另一个男人驾着小轿车一路慢慢跟着。我很担心那两个女孩被搭上，上了陌生人的车。我紧盯着他们，还好，小姐没上当。
我一直耿耿于怀刚才的客没请好，朋友劝我不要介意，她说大家抽水烟很开心，这也是旅行难得的经验。确实，我不应该执着于寻找过去的幸福而错失了当下的幸福。人生充满了无常，这也算是无常啊。大宝法王说过，“无常是机会也是希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那晦暗的陋巷里所经历的事，在繁华大街上所看到的风情，何尝不让这次的文化之旅增添了戏剧性的效果？
美满回到台湾，第二天就进了手术室，听说手术顺利美满。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梦醒也美好
我与艾妮塔
几天前女儿嘉倩郑重其事地向我要一张签名照，送给同学的妈妈，说这位母亲得了癌症，而她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是拥有我的亲笔签名。我即刻DHL一张照片和一本我写的书《窗里窗外》到台湾给她，照片后面写着：
人说人生如梦
梦醒时或在另一个国度
祝福你
梦里是美梦
梦醒也美好
前阵子看了一本书《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叙述一个病人经历四年淋巴癌的蹂躏，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二日死亡之后又再回到人间的亲身经历。她这样形容死亡：“这不是一种到了另一个地方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苏醒过来，感觉就像是大梦初醒。感受到宇宙间充满着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样的我，没有躯体，没有任何生理上的残迹，但是我纯粹的本质依然存在，这就是永恒，仿佛我一直都在，而且将永远存在，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不受躯体的限制，可以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空间。我是一种纯粹的能量，可以诠释为灵魂或精神，它比身体庞大许多。”我惊讶地发现，她所形容的死亡竟然跟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不谋而合，苏格拉底不畏惧死亡，用生命来证明灵魂是永恒的存在而身体只是它暂住的房子。
《死过一次才学会爱》作者是艾妮塔·穆札尼，她是生长在香港的印度女子，家庭保守，父亲管教严格，学校毕业后父母要她依循印度传统，做个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多次为她安排相亲，结果决定让她和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印度男子订婚。由于自己是追求梦想的人，她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决定悔婚，因为达不到父母的要求而感到内疚。她最好的朋友得了癌症，眼看着好友的身体受癌症吞噬的痛苦感到无比的恐惧，没多久自己也被医生诊断出得了淋巴癌，经过死而复生，她用两个字总结得癌症的原因—“恐惧”。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紧急送医治疗的五个星期后，她已出院回家了。如果没有医院的病历，很难相信，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去到另一个世界再回来，短短数月竟然不药而愈。她的疗愈是因为放下，抛开了她的恐惧，接纳自己并让自己本身成为爱。美国肿瘤科柯耀冰医生（Dr。 Peter Ko）对这宗癌症自动痊愈的病例很感兴趣，专程安排一趟香港之行和她在养和医院碰面，并仔细研读她的病历，他透过电邮将这份报告寄给媒体和参加研讨会的医界人士，也证实了艾妮塔并非信口开河。
每当发现一本好书，我总爱跟大家分享，买了很多本《斐多》和《死过一次才学会爱》，送给朋友，让大家对照苏格拉底和艾妮塔关于死亡的诠释。
艾妮塔住在香港，刚巧我的朋友认识她的朋友，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约她见面。我们约在IFC大楼的日本料理店，席间有她的先生、我的两个女儿、几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朋友正在和癌症搏斗。我给她的见面礼是一本英文版的《斐多》和我自己写的书。她个子不矮，一头黑色鬈发，皮肤略黑，身材略胖，五官轮廓很深，是一个好看的女子。一排长桌，我坐在她正对面，两人专注地交谈，她整晚保持微笑并温柔地回答我的问题，微突的眼睛射出的两道光芒却把我震慑住了。书上说她在另一个世界见到她死去的好友和父亲，环绕着她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原因无他，只因为她的存在，那是一种美好。但是她选择回到人间，她想把她的经历和体悟跟世人分享。她认为导致她罹癌的是情绪与心理因素，希望人们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致病几率。
我问她还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吗？她说她的父亲正在她身后。我问她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她说希望做到两件事，一是教育，希望不要强迫和限制孩子们的学习，让他们快乐地做自己；一是医疗方面，希望医生除了治病更要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
达赖喇嘛说人们惧怕死亡，是因为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如果死亡就如艾妮塔形容的这么美好，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好好地把握当下，活出自己的价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与张薇
小秘书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日光从窗外射在金黄色的木板地上，我懒洋洋地斜倚在小客厅的沙发床上，和女儿爱林闲聊，小秘书推门进来，神情异样，我望着她等她说话，“邢太，我下个月就不做了。”我从沙发上弹起大叫：“不会吧？”女儿见我反应过大：“妈妈，人家有老公，需要多一点时间陪他嘛。”我苦着脸理直气壮地嚷着：“她是我女儿来的嘛，我当她是女儿，以为她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就像《谁搬走了我的乳酪》里面的一个小人物“犹豫”一样，犹豫一直没有察觉日益减少的乳酪，所以没有再去寻找新的乳酪，等到乳酪吃完了，才诧异地不能接受事实。爱林见状不妙马上逃之夭夭。小秘书怯生生地多谢我对她多年的照顾，并说：“对方不嫌弃我的学历，下班之后供我补习功课，我想自我增值，学聪明点，我很期望打朝九晚五的工。”人各有志，我虽然不舍，也只好祝福她，嘱她不要再那么大头虾，希望她在那边工作愉快，如果想回来随时欢迎。等她一出房门，我脸上两行泪水就不停地往下流。
记得第一次见她，是我先生的秘书带着两个新来的秘书见我，她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香港仔游艇会的咖啡厅见面，她因为太殷勤地招呼我，反倒把我的碗和汤匙弄得东倒西歪咣当咣当响，但是我第一眼见她就对她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和缘分。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八年。八年前我们全家到海南岛度假，先生的大秘书带了几位新请的小秘书，阵容浩大。几天后，先走一批人，我和狄龙、陶敏明后走，留下她一个照顾我们。几天下来，我见她人很单纯、样子清秀、又很勤力，回港后立刻跟老公挖角。从此展开了小秘书和我的宾主关系。
小秘书从来不给人脸色看，永远是笑脸迎人，她上班的时间没有特别规定，可以自己决定，只要把我放在心上就好，没什么事也可以不来，但是我每天起床必定见到她，她永远在我身边守候着我，只要叫她的名字，她就出现在我眼前。第一天上班剪了个青霞头，发型跟我一模一样，服装素净，永远黑衬衫、黑长裤配一个大黑包，那大黑包像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我咳了，金嗓子喉片马上送到眼前，纸巾、矿泉水、首饰包、洋伞……难为了她背那么重的包包满街跑。唯一让我伤脑筋的是她太大头虾，搞不清方向，常让我走冤枉路，有时更是错得离谱。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大把没数过的澳币上车，因为要在车上化妆，就塞到她手里让她数，车停到银行门口，她很肯定地说：“一千张。”就忽忽地走入银行，我以为她会告诉我确实的数目。一千张是多少？心想有那么多张么？她存了钱回来抱歉地说刚才数错了，原来她多算了几百张，她怯怯地说：“邢太，你千万不要炒我。”我不但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她傻得可笑。老实说，这八年我从来没有要炒掉她的念头，全家都当她自己人。
回想这些年，学会写电话的短讯是她教的，学会用电脑也是她教的。刚开始写文章用稿纸写，她帮我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电脑后印在纸上，我删改之后再由她传给报社。那几年经常是我写到天亮，她白天打印，我下午起床后修改，她晚上寄出。
这些年里每天起床都是她叫醒我，每次出门，都是她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电话号码记不得就问她，自己所有的大小事她都一手打点，最让我佩服的是，搬家这么复杂繁琐的事，她竟然可以轻轻松松几天搞定，丝毫不用我操心。
六月四号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她的生日，我们特别为她订制了生日蛋糕，为她庆贺跟她送行，唱生日快乐歌时，我见大女儿嘉倩一边笑着一边流眼泪，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把眼泪抹掉，笑着说：“我很不舍，也为你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一直流。”
回想每次带她出国旅行，老外都以为她是我女儿，连大宝法王都说她前世是我女儿，可不是嘛，十年修得同船渡，八年在一起的缘分，不知道得修多少年呢？
我与张薇
灵感空白
四月初澳洲度假回来，一进门就找礼拜六的《明报》“明艺”版和礼拜天的《苹果日报》“苹果树下”版，这两个版面有许多好文章，是我每个礼拜必看的，看完还舍不得丢。如果我不在香港，工人也会帮我留着。回来那天，房间里找不到近期的这两份报纸，却发现满屋子堆积着许多过去的“苹果树下”和“明艺”，霎时惊觉怎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这么快。
看完“苹果树下”董桥的文章，打个电话跟他问好，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想静心看书写书，给自己一个优雅的空间，“苹果树下”这个版面将会停掉，他的专栏也不写了，四月底就完全退出《苹果日报》，他称这是“裸退”，意思是完全退出，要我通知金圣华。我和圣华怅然若失，仿佛我们的文字都将变成流离失所的孤儿了。
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圣华介绍我与董桥夫妇认识，转眼间五个多年头。五年多前我在海南岛度假，马家辉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和董桥吃完晚饭正开车回家，他说席间董桥翻阅他的新书《爱恋无声》，夸赞我给他的序写得好。我这个初生之犊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青睐，高兴得惊叫，心想如果有机会跟他学写散文那该多好。
其实我应该称呼他老师的，也应该称呼金圣华、龙应台教授的，但是他们都坚持我叫他们名字，直呼名字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我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常常暗自庆幸能有这么多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跟董桥见面，他赠我的金句，让我豁然开朗，文章大有进步。因为之前最让我苦恼的是文章写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收尾，总以为“起”、“承”、“转”、“合”，最后的“合”是要完美的总结。董桥说你爱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用管那么多。并指点我即使只是看窗外的景色都可写六百字。从此文章写完，必定追着他讨教，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堂堂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