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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eoisiepencil）中，为我们勾勒的一幅绝妙的风俗画。
在这部风格独特的超现实电影中，布努埃尔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虚幻中的真实和真实中的虚幻。影片中的六个人，不停地赴宴，它犹如一棵树的主干，斜逸旁生的“野草闲花”，是惟妙惟肖绽放的“资产阶级的魅力”，且还是“审慎的”。
影片中的梦境与现实大量交织，何时是现实、何时是梦境让我们常常混淆。很多时候，我们融入他们每天莫名其妙的行为中，与他们同悲同喜，成为荒诞人生中集体无意识的同志，成为“醉生梦死”一词的最好注脚。影片中对梦境的叙述有几次精彩的强迫插入，比如，三位夫人正喝咖啡的时候遇到了坦克兵上尉，上尉来到几位“资产阶级”夫人的桌前，不由分说地向她们讲起了自己的梦境。还有一次，期待已久的宴会才刚刚开始，宴席上的装甲部队却接令要开始演习，前来传令的上尉拦住要出发的部队，一定要给大家先讲一个自己的梦。讲述的每一个梦，都为荒谬无聊的生活增加一份无法把握的真实。而更多的时候，人物以为真实的现实却是梦境，以为是梦境的反而是无情的现实。
什么是“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其实无须做什么限定，任何的“魅力”都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和独有，所谓“资产阶级”的，身无长物的无产阶级照样可以拥有。这种所谓“审慎的魅力”，骨子里是超越阶级的，是大家共同的“财富”。这种“共同的财富”的背后是“曾经沧海”后的极端虚无，是彬彬有礼、珠光宝气的光鲜背后的龌龊和道德崩溃。他们每天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赶赴宴会，最大限度地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点蝇头小利就蒙住了双眼，将空无虚幻当实有，将无聊当有趣，将尔虞我诈当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在对现实随心所欲的扭曲中，自己也在无形中被严重地扭曲了。片中首领人物是南美小国米兰达驻巴黎大使拉法尔，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是“资产阶级魅力”中阳奉阴违的典型代表，他美化国内尖锐矛盾，利用外交手段偷运毒品，更有甚者，竟饥不择食地觊觎着朋友的妻子，尽管像赴宴一样，一次次地云雨未遂。
这部影片让我浮想联翩，在我的狭隘的人生交往中，曾见识了太多像影片中的人物。他们或许不属于“资产阶级”，甚至可能连“中产阶级”也算不上，但他们终日乐此不疲地周旋在宴会和赶赴宴会的道路上。就如同华威先生终日周旋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和赶赴会议的道路上一样。他们比华威先生要进步，表现在绝不空喊“主义”，他们也有崇高的情操，至少心中残存着对拜金主义的不屑，但不像华威先生似的“吴事茫”地瞎耽误工夫，他们更有名堂，总要利用职务或职业之便出一点小力气，尽忠是断断不可能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付出总有回报，最不济也要有个小红包收收。
在我看来，所谓“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更多表现为一种“风雅”。欧洲文坛有一著名逸事，某名家显贵终日以泡咖啡馆为乐，不在家里就必在咖啡馆，如家中和咖啡馆都不在，就肯定是在从咖啡馆回家或从家中前往咖啡馆的路上。这种无限的风雅一度成为众小资和精英们追求的时尚。有段时间，我知道深圳颇有不少“精英”人物也是在乐此不疲，当然那咖啡馆不在雾都伦敦也不在花都巴黎，而是深圳的某些小巷。对风雅形式的沉浸和迷恋，令众多“文化精英”和“格调”高雅的小资们趋之若鹜。在形式主义的温床上，小资们的忸怩作态与“资产阶级”一样充满“审慎的魅力”。
典型的深刻性向来源自于其普遍性，这种“审慎的魅力”，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上，在广大的无产阶级大众中也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只是时间地点的限制尚未充分展示出来罢了。在六个资产阶级男女赶赴宴会的匆匆步履中，我们这些远还不是资产阶级的人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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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死后的世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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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人从某个角度看到和听到我们。（《第六感生死恋》海报）
一般说来，死后的世界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述说其中的种种神奇多是基于我们的想像。
我们没经历的不一定就不存在，世界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未知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想像。美国影片《鬼眼》（我更喜欢《第六感》的译名）曾给影迷以极大的惊喜，它对人最大的冲击是换位看世界。布鲁斯威利扮演的心理医生最终发现自己是个已被人杀害的死人，他此前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死人在看的活人世界。无独有偶，法国、西班牙和美国最近也拍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惊悚片《小岛惊魂》。澳大利亚美女尼可·基德曼扮演的女主角嘉丽丝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也都已不在人间。影片营造了鬼气森森的悬疑气氛，给观众设置了多条谁是鬼的线索，当一段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过去之后，影片即将结束，嘉丽丝听到孩子们在楼上尖叫，以为是被什么鬼怪抓住了。她上楼后才突然发现孩子们早已死去，原来自己才是鬼。《鬼眼》和《小岛惊魂》给人的启示是让人站在未知世界去看已知的世界，这样的视角让世界别有一种异样和新鲜。
最早看《鬼眼》时，我就想起了在九岁那年，我也曾体验了死亡的滋味。那是北方一个飘雪的冬夜，我煤气中毒昏死过去。家里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抱出房间时，朦胧中，我突然感到身体轻若鸿毛，仿佛被一只柔软的手举起，只见自己已浮在一层淡蓝色的棉絮上，空气里流动着深紫色的花潮，极度舒适、轻盈的美妙感觉，飘飘欲仙。我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赶紧送医院。”我想说，不要。但任凭怎样用力就是发不出声音。
后来，沉重的压迫袭来，我张开眼睛，见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围在我身旁，神色紧张地盯着我，姐姐的脸上挂着泪花。他们说，我刚才昏死过去有十几分钟。这次经历令我铭心刻骨，我确信我曾走进死亡的宫殿。
对那个未知世界的他人印证是在1982年。那年夏天，我在内地参加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一位虔诚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确切地说也就是五十多岁的离休领导，她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年除夕夜，她独自在家等候丈夫值班归来，门锁得好好的，却看见邻居家已经死去半年的六岁小男孩，突然从她的卧室旁若无人地穿过。那死去的男孩跟生前几乎一样，他走到客厅里东看西看，像在找什么东西，最后失望地叹口气突然消失了。她顿时吓得毛骨悚然。三天后的一个夜晚，那个死去的小男孩重又在她家的客厅里出现，依然穿着死时的衣服站在客厅中间，直勾勾地望着她，说，我要我的小人书，并告诉她自己住的地方（后来证明，那就是死去小男孩埋葬的地方）。说完便倏然而逝。
当天夜里，马列主义老太太便敲响了邻居家的门，邻居一家人听后惊慌失措，一刻不敢耽搁，将小男孩藏在床下的一木箱连环画连夜送到城郊外小男孩的坟前，一把火焚了。从此，死去的小男孩再没出现过。
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平时最不信邪，她一边给我们讲，一边浑身还禁不住战抖。我们听的人也个个是汗毛倒竖。她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打死她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跟《鬼眼》中的有些细节神似，但我听到时比这部电影早了十多年。
作为人生不可回避的归宿—死亡，我们的确所知甚少，人死时究竟是何感觉？死后的人是否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那神秘的死亡世界人还会有感知吗？美国博士、医生雷蒙德·穆迪曾写过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生命后的生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的译本名为《死后见闻》）。这本书的副题是“一百五十名死后复生者的自述”。书中一百五十名死后复生者在“死亡”期间的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冥冥世界的种种神秘情景。
阅读那种种死后见闻，油然唤起自己在九岁时穿越死亡空间的记忆。请看：“我处在非常黑暗、幽深的峡谷里，后来我想到，‘我明白了《圣经》里死亡幽灵峡谷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曾经去过那里’”；“光给我打开了一个完整的、崭新世界……我不断地想‘我发现了很多很奇妙的情景’。”作者运用心理学、医学、神学等现代科学对死后见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生命后还有生命的结论。这恐怕注定是一本争议纷纭的书。会有一些科学家和医生把此书看做是“伪科学的”。但这本书为人们认识死亡世界推开了一扇新鲜的窗户，它将使很多读者认识到死亡世界并非想像的那么恐怖。
对死亡世界认知的不确定，使很多人视死如归。苏格拉底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死别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惟有上帝知道。
我当然无意提倡人人都视死如归，只是觉得我们对死的关注和研究实在是太少，而作为每个人都必然要体味的世界，它实在太高深莫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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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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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就有欧洲人说，日文是魔鬼的文字。我不知道他们所指何在，但凭直觉，日本的文字充满诡谲、怪异，有点像符咒，确实是全世界最怪的。我一直不解，本是同种同宗，为什么中日两个民族的观念多是南辕北辙。比如，中国人崇尚梅花、牡丹，寄托的是在严酷的环境下也要顽强生存，追求富贵荣华；而日本人则以樱花自居，短暂地灿烂，随风而逝，一夜凋谢。中国人倡导隐忍，“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则崇尚杀身成仁。因此，我们见多了动辄就剖腹自杀的日本人，其方法的残酷就像我们残酷地活着。
在日本人的生命观念里，仿佛被某个无形的魔鬼左右着。即使在最寻常的生活中，也处处潜藏着非人的不可知的力量，太多的日本人（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大作家、艺术家）对此有非同寻常的表现，还典型地表现在他们的电影里。
在日本的电影中，鬼怪恐怖片一直是最受青睐且最流行，永远高居票房前列。近年来，鬼怪恐怖之风更是弥漫影坛。《午夜凶铃》风靡之后，鬼怪恐怖片势如破竹，再也没停止过，什么《ＧＴＯ》、《催眠》、《大搜查线》、《钱仙》、《富江》、《大逃杀》等等，不胜枚举。在暑假的学生中，鬼怪片依然最热，偶像派深田恭子的《死者之学园祭》、漫画家伊藤润才继《富江》之后的《押切》、美日合资的《妖怪传》、古怪异常的《京极夏彦之怪》，都是场场满座的鬼怪大片。在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日本的参展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数码巨作《幽暗综合症》，讲几个女学生招引和摆脱鬼魂的故事。因为号称是数码影片，我们都觉得新鲜，纷纷前往观看，数码影片与普通影片在视觉效果上并不见得有很大不同，倒是影片内容让小资的上海观众眼界大开。观者席上不时传来惊声尖叫，有些老年的女观众经不住这一惊一乍的刺激只得离席而去。一位日本女电影制作人说，该片在日本恐怖片中属于比较小儿科的。
我想，幽暗综合症可能是当下的日本最普遍的情状。
鬼怪恐怖片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是追逐惊吓与杀戮。与欧美等国的恐怖片不同，日本影片最热中于渲染吃人、杀人的过程。在《割喉》和《切肤之爱》等片中，都不厌其烦地展示宰割、肢解人体的细节。即使是艺术电影的大导演大岛渚、北野武，也喜欢在冷峻的情节中，若无其事地突然加入砍下头颅或剖开肠肚的血淋淋的镜头。
这种嗜血、恐怖变态的日本电影看得多了，不禁想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单看其杀人如麻的疯狂，与那个极端民族的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姜文的《鬼子来了》我曾看过两遍，每次看都有极大的心灵震撼，日本人忠信外衣下的极端残暴，中国人散淡外表里的憨厚和驯良，一句话，日本人的豺狼本性和中国人的绵羊本性都有深刻而传神的揭示。我以为，影片最大的贡献是把中日两个民族的本质特点作了最形象化的诠释。对此，日本人也对姜文眼光的毒辣表示钦佩，把个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外国片导演”的荣誉给了他。
人对某种事物的极度喜爱，肯定与其自身骨子里的嗜好分不开。而这种喜爱又会极大地影响其言行，变成一个民族的行为。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舆论都在叫嚣，使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阶级斗争意识，什么文明、善良、亲情都统统被扫进垃圾堆，无数的人间悲剧由此衍生。
我是喜欢看恐怖片的，喜欢其观看过程中未知的惶惑、悬念和出人意料的惊悸。在我的影碟收藏中，恐怖影片的类型也占了不少数量，从早期的《活死人之夜》到《驱魔人》到根据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闪灵》、《危情十日》等都是我十分喜爱的影片。但我非常反感日本的恐怖片，反感它没有来由的变态杀戮、嗜血，以及对此津津乐道的欣赏和玩味。看他们的恐怖片，就觉得自己也患了“幽暗综合症”，有种魔鬼附身的感觉。我想，魔鬼一旦附身，人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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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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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说自杀是懦弱的表现，这话最是经不住反诘：不敢面对死亡的人倒成了勇敢了吗？生活的现实是：大凡从容赴死的人往往是硬汉。那些战场上誓死不降的英雄不必说了，即使是一介文人，能够舍身自尽的也多是刚毅耿介之士。比如日本的三岛由纪夫、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美国的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等。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解加缪为什么说“自杀是惟一的哲学命题”，那些在作品中歌颂生命的美丽与顽强的大作家，为何去意如此从容而又匆匆？当我试图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去揣摩时，恍然想到，原来他们选择自杀之前，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死亡，至少是他们最看重的部分生命的死亡。死神其实是一个太过熟悉的朋友，他并不是猝然来临，一切的大限绝不是刹那间的了断。早在死神来临前，他们已意识到，自己所歌颂的美丽与顽强的生命已经开始在逐渐死亡了。
侯孝贤在他的史诗影片《悲情城市》中，通过宽容和宽美之口，向梁朝伟扮演的哑巴叙述了日本明治时代一个花季少女自杀的故事。那女孩既不厌世也无失恋，没有任何挫折与绝望，她只是觉得青春太灿烂了，以至使她担心一旦失去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绚丽的时光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正处于明治维新的日本青年以极大震动。我不知道侯孝贤本人的生死观，但从充满感伤的《悲情城市》中的这样一处“闲笔”，已约略体会到他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和追问。
这实际上涉及了人为什么要生存以及生存的动力和价值的问题。日本是一个最“喜爱”自杀的民族，这个岛国上的人们似乎有着根深蒂固的“樱花情结”，即短暂的绚丽辉煌，迅速地凋谢。说他们看重生命的质量，不如说他们把平庸乏味的生看成了实质的死。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仅仅四年后就自杀了，他没有对这个世界表现出任何的留恋，在他的生命的理念里，他最好的生命之花已经枯萎，他最看重的文学创造力已经衰竭。更有甚者，有人在指责他的作品是盗用了他人的成果，这后一点无疑是用锐利的刀在杀他。实际上，川端康成最后的自杀，是用别人的刀捅入了自己的心。就是说，他在生命消亡之前，已看到了自己难看的死。肉体死亡的选择是对自己最看重的某部分失去生命的绝望的祭奠。与川端康成看到自己文学生命死亡一样，顾城是看到了爱情生命的灭亡，老舍则看到了自己从艺术、人格到最后的政治生命的一连串的死亡。还有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和中国的海子等等。
美国电影《鬼眼》中，那个可怜的小男孩可以看到死人的鬼魂，他所看到的存在是一般人肉眼所不能看到的。我一直相信，非凡的人总是能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某种死亡。《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曾说：“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流传所说的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我们没有看到的并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对一些非凡生命的自杀，我们之所以不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生命中早已消失的东西，包括死去的肉体。而只有发现这些“寄寓”、“隐匿”在某种物质之后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否则它就是谜团。人生一世，不过是舞台一戏，再光彩的演出，其支撑点也是要靠未必光彩的幕后，这“幕后”就是“寄寓”和“隐匿”的所在，它既让人光彩夺目，又让人灰头土脸。
我想，这其中，可以自杀的硬汉作家海明威来进行典型分析。
如果说生命是由几大部件构成，海明威一生最看重的部件有三样：做爱、打猎和写作。在他五十岁以后，他的这三样最宝贵的生命部件都逐渐死去。先是令他最痛苦的性无能，接着，由于身体的病痛，他钟爱的打猎也变成了无法实施的意想；最后，是他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极大失望。在他看来，这些重要的生命部件已经死去，经过种种努力，他自认无力回天，绝望之下，他用钟爱的猎枪毁灭了肉体的自己。在他人看来，他是毁灭了一个关于坚强的神话，而对他本人而言却是以自己一贯的坚强毁灭了一具行尸走肉。
人活着就是逐渐走向死亡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属于你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死去，最后猝然结束的只是你肉体的生命。因此，活着还是死亡，“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结论其实并不重要，谁也改变不了“向死而生”的现实。只是需要清理自己的判断：“活着”或“死亡”，哪一个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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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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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总觉得非凡人物的死亡会先有些征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暗示。那时读《邓肯自传》，对这个美国现代舞的先驱者丰富而恣肆的生活赞叹不已。自传嘛，当然无法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