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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志雄知道后说：“谢耘你背叛了我。”我只好实话实说：“柳总，你不可能挽救公司，你也得想自己的出路了。”财务部总经理也说：“你要走了，公司就真的不行了。”我答道：“如果你们把我剁成肉泥，便可以救公司的话， 我一定让你们把我剁了。”我真的没有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
我们的项目是中国投资保险公司投资的。中投保的人知道我的离开，同情地对我讲：“这个项目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现在离开，别太伤心了。”出乎他们的预料，也出乎我自己的想像，我在离开的时候，还真的没怎么伤感，只是有些无奈。我认为这是成熟，但也许是麻木。
我离开惠州不到一年，柳志雄也离开了惠州，张云峰去了加拿大，我们的项目，卖给了TCL。
作为我当时的最高领导，张云峰对我个人最大的帮助之一是，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几次和他开会时，不论在会上他的情绪如何，会议气氛如何紧张，只要有电话来，他总是用愉快平和的语气来接电话。那时我还年轻气盛，情绪波动大。所以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这个特点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尽管这个公司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张云峰也不能算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尽管我们开发的产品，没有结成正果；但是，我在这个公司两年多的这段经历，是我自己极为宝贵的一段体验，并从中感悟到了许多对人，对社会，对企业的认识。它成了我后来进入联想，在IT行业工作的最重要的本钱之一。
1995年春节，我们都在惠州加班。大年初一，张云峰带着我们上了罗浮山。山上香火很旺。一个同事拉着我们一起在黄大仙的庙里抽签。我以前从来不参与这类事情。那天，我第一个抽。拿起签一看，竟然是一个下下签。因为是大年初一，大家来抽签，都想图个吉利。当庙里管抽签的人看到我抽的是下下签时，非常不好意思，要我重新抽。我说不必了。便去解签的地方要来解释，发现此签讲的是孔子出游，在异乡陷入困境的故事。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抽签的道理——如果有的话。但是，我一直相信，人世的境遇是不应该简单地用“祸”“福”来判定的。阳光灿烂，固然令人心旷神怡；狂风暴雨，难道不也是另一番风光吗？甚至可能更动人心魄。况且，人确实是在磨难中才更有长进的。
惠州，这个苏东坡曾经生活过的南粤古城，小巧而温馨。在这里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一些年以后，我才感觉到，离开的时候我带走了什么。
我的职场十年（八）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18日09时27分
【内容提要】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的阶段性的成绩；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
试水IT
在联想主持掌上电脑开发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在过去的积累基础上，全面演练比较独立地去建立，培养一支技术队伍，并带领大家向国际水准冲击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在实战中，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也获得了出更多的经验，认识了更多的规律，对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自己也开始初步接触企业战略层面的管理。在联想的这段时间里，是我的直接领导贺志强，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同时他还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指导和支持。
我生性喜欢安静，一直希望能认真踏实地做一些事情。热闹而又变化非常迅速的IT行业，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况且自己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自己是带着些许无奈，进入的IT行业。不曾想，正是IT行业使我有了更大的收获，即使从名利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当然我收获的绝不只是名利。
初入联想
倪光南和大庆的合作，持续不到一年，便无可奈何地夭折了。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曾经存在的“中庆集团”。在公司行将消失之前，跟随倪光南从联想来到中庆集团的刘晨晖和我商量去向，我极力劝他再回联想。“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开导”他。
他很快回到了联想的技术中心。反过来也劝我加入联想。这样我便结识了联想副总裁曹之江老师。当时根据联想“贸、工、技”的发展思路，曹老师正在管理刚刚组建的“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希望发展类似广东代工厂那样的业务。
或许因为我的书生气，曹老师见过我之后就非常喜欢我，极力劝我加入联想。当时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便到了曹老师下面做新项目的立项评估工作。
由于对联想环境不太适应，也由于我一直希望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联想工作四个月以后，我便辞职去了摩托罗拉（中国）半导体技术部。
曹总认为我是个人才，非常希望我能留在联想，哪怕是去其它的部门。
出于对IT行业的“恐惧”和在国际一流企业中从事技术工作的渴望，我还是推辞了曹老师的好意，离开了联想。
也许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起作用，我最终还是没有逃脱IT行业。我在摩托罗拉工作三个月后，又回到了联想。这次又是刘晨晖出面，把我推荐给了联想QDI常务副总裁贺志强。
当时我在摩托罗拉的老板对我非常不满意，准备辞退我。我投了一些简历出去，都没有回音。我便接受了贺总的邀请，于98年1月重新回到联想，出任QDI北京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刘晨晖是副总经理。我当时只是想先找个地方做一段，回头再另做打算。
当时QDI北京研发中心只有十二、三个人，贺志强给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掌上电脑。
我们的办公地点和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在同一个地方。曹总看到我又回到联想非常高兴。
从此我正式开始“混迹”于IT行业，直到今日。
首战告捷
在我离开工业投资公司之前，刘晨晖他们便已经开始了研制掌上电脑的探索。我曾去看过他，他拿了一个HPC（与掌上电脑类似的一个带小型键盘的掌上计算机）给我看，说要自己开发类似的产品。我当时就问他：“这么精巧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吗？”我们原来做的产品在精巧程度上，根本无法与掌上电脑相比。刘晨晖当时倒是满怀信心。天性乐观是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也是后来他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方面。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便来负责这个我自己毫无概念的产品的开发工作了。我再一次投入到了一个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又一次新的跨行业的转变。
QDI北京研发中心成立于1998年4月份，当时只有十二、三人。成立这个中心的原因主要是原联想技术中心解散后，一部分人无处可去，被分到了 QDI，而他们又不愿意到深圳工作。研发中心成立之时，总经理缺位，刘晨晖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工作。人员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被撤销的联想技术中心的一部分人；联想程控机事业部的几个技术人员；以及部门成立后新招进来的员工。
进来以后，部门的状况有点让我吃惊。不仅大家都没有相关产品的开发经验，而且开发部硬件负责人，在联想程控机工作多年，也是程控部门主要技术人员的于小童，连项目计划都不太会做。部门几乎不开会商议事情。员工几乎从来不加班。
当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比较差，用的办公家具，是从联想其它搬走的部门留下的家具中，挑选不太破旧的来使用的。我们这个部门的待遇，也比较低。无形中给了大家一种“后娘养的”感觉。
外部环境也挺困难。这个产品在国外也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放市场。我们拿不到别人的样机。而且需要的一些关键器件，都很难找到。我们的产品将要采用的微软的WINDOWS CE操作系统，还没有开始汉文版的开发。
但是，贺志强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与微软WINDOWS CE的中文版同时发布我们的产品。我刚一到，他就催促我立即开始开发工作。1998年春节期间，于小童打电话给我，高兴地告诉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于我们产品的液晶显示器。春节假期一过，我们便正式启动了开发工作。
我们当时采用的是飞利浦的嵌入式应用CPU。对方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一个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Neehua，在三月份来北京给我们做培训。第一天的培训结束后，Neehua找到我，相当激动地问我：“你们的人到底能做什么？你想让他们做什么？”显然，我们的技术人员离他的期望，和他在其他国家遇到的技术人员的水平相比，差得有点远，问了很多他认为不需要回答的，很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我多少有点儿硬着头皮地安慰他，并和他套近乎：“你别着急，现在你帮我们一下，几个月后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帮助你们。”他恐怕没有相信我的话，勉强把培训做完了。
4月份联想新财年开始，贺志强让我把下面员工的工资做了一些调整，我的工资由他另行考虑。大家的情绪向好的方面有了一些改变。
项目在重重困难中向前推进。微软从西雅图派任建到微软中国技术开发中心，主持WINDOWS CE的汉化工作。任建原来任职于联想，与贺志强是同事，后出国留学。按计划，我要求我们在6月底必须做出一个实际产品大小的，能够工作的样机。当时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样机。因为有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没有在大的实验板上解决，做这样一个样机，在技术上意义并不大。六月下旬，我去美国出差。其间几次打电话叮嘱样机的开发进度。
在我的坚持下，7月2日第一个样机做了出来。尽管软件有很多问题，尽管机器的外壳是用手工做出来的，样子不好看，但是使用两节五号电池，机器可以工作三、四个小时。这使得大家相当兴奋。因为台湾一家公司在4月份和我们谈OEM合作时，他们带来的同类产品的样机，一旦放入电池，电池便会很快发热。
我们的样机出来后，飞利浦负责日本和大陆市场的Hugh Cree从日本SHARP来到北京。当时日本SHARP也在用飞利浦的CPU开发同类产品。Hugh看到我们的样机后，高兴地告诉我：“Your work is no worse than SHARP’s，either in speed or quality（你们的工作不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不比SHARP差）。”由于我们的工作，后来国内同行在开发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的时候，都采用了飞利浦的CPU。我兑现了自己当初对Neehua的承诺。我们逐步获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后来飞利浦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大大增加了。
贺志强当时常驻深圳和香港。7月15日，他从深圳来到北京。在我们的会议室里，我给他看了我们的样机。他拿着样机，看了很长的时间，听着我的汇报，一言未发。然后他简单地对我说：“谢耘，我们一起去向老板汇报。这可是我们真正完全靠自己开发出来的整机产品。”看得出来，这个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的样机，给了他相当的震动。
他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时突然说道：“对了，我忘了给你涨工资了。我马上会通知人力资源部，从4月份开始算起。”
7月17日，我们去向集团领导汇报工作。在我们开始开发工作的时候，集团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因为5月份，集团领导去台湾访问，台湾的同行已经知道我们在开发掌上电脑，他们便劝集团的领导：“你们在大陆很难开发出这个产品的。我们在台湾开发，是借助了很多美国公司的支持才可以的。”
集团领导听完汇报，看了我们做的样机后，说道：“看到你们做出这样的成绩我很欣慰。目前在联想任何其他部门内，还找不到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我们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队伍，由于这个小小的样机，引起了联想最高层的注意。
贺志强在集团内与许多人都谈到，掌上电脑的开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找对了谢耘。这话有一点儿片面，但是确实为我立足于联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的阶段性的成绩；它使我们赢得了贺志强的比较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让我们在集团内证明了我们的价值，使我们得到了高层领导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
我的职场十年（九）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1日10时04分
【内容提要】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惊动IT界
第一个样机的基本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团队。大家全力以赴争取在1998年10月开始产品的试生产。为此我们又做了几轮的样机，反复测试和试验。
在1998年9月，’98中国计算机世界展（DEX BEIJING 98）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我们展出了自己的样机。当时的样机已经是生产样机了。从性能到外观，和第一个样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在展览会上，不论是海外厂商还是国内人士，看到我们的样机，没有人认为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无一例外地问我们：“你们的产品是从谁那里OEM过来的？”许多人需要我们反复讲解，才肯相信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品。
当时国内还有两家公司和我们几乎同时在开发这个产品。一个有着多年PDA开发经验，另外一个是著名的家电厂商，开发团队有多名博士。但是他们的产品迟迟不能与外界见面。
展会开始后的第二天，贺志强从香港给我打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看到了我们的员工在展会上，手持我们的产品的大幅照片。他通知我，他会马上批一笔钱，用于给我们部门的员工发奖金。
《北京青年报》在展会结束时，评价这个展览会有五大热点，其中之一就是联想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出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掌上电脑。记者们纷至沓来。路透社的老外记者，也扛着摄像机，到我简陋的办公室对我进行采访。这一切为我创造了条件，开始逐步学习与媒体打交道。
有一天，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柴亮给我打电话。他兴奋地在电话中说：“小耘哥，我在东方台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你和嫂子在溜你们的小狗了！”当时的小狗，今天已经是一个有二十六斤重的“小熊”了。
应该说，尽管我的小狗都上电视露了脸，我自己对我们做的事情和媒体的热情，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的。
当国内的一个记者问我对于成功开发出这个产品，并在IT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什么感想的时候，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实在的，我没有特别兴奋的地方。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们开发出这个产品，用的是国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其实这是中国IT行业的一种悲哀。”
这话或许有些刻薄。但是我认为我的话确实是我真实的感受。与我曾经参与开发的雷达系统，以及后来主持开发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相比，这个小小的掌上电脑，我们自有的技术含量和我们跨越的技术难度是最低的。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至少在当时看来确实好像有些问题。其实在计算机行业有很多事情，国内的企业是有足够的实力去做的，也应该能产生经济效益，可是却没有人来做，或做成功。
而在电信行业，与计算机企业几乎同时起步的华为等公司却可以孤注一掷，在行业的核心产品和技术上，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突破，与国外厂商一拼高低，令对方刮目相看，视为心腹大患。
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好像长期有一种投机的色彩，而缺少一种对企业核心价值追求的锲而不舍的顽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即使在这个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仅仅用企业的“生存压力”过大，经济实力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来解释IT行业的问题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毕竟电信行业的一些企业在同样的时代，同样残酷的市场上，在同样的中国的土地上，演绎着另一番景象；当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投入建设的一汽工业基地的老总们，旁征博引，理直气壮地宣称，按照他们现在的市场能力，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完全没有能力自主开发新车型的时候，奇瑞这个比一汽小很多的安徽企业，不仅从一开始就自主设计车型，而且已经远销国外，在异国他乡建立合资企业了。我们固然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是客观事实，却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随意改变的。
历史，不总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当然，行业的普遍情况，不能够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个别人的作用。
我的职场十年（十）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2日09时47分
【内容提要】正是在贺志强充分的信任和放权，无私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我才逐步进入了IT行业，由一个技术管理人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管理人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贺志强
QDI是联想集团内部专门做PC主机板业务的子公司。其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当时是全球第五大主机板供应商。QDI总部设在香港，研发和制造在深圳。贺志强是常务副总裁，负责技术和生产。贺总比我大一岁，是中科院计算所的硕士，毕业后即加入联想。倪光南事件以后，贺志强好像是惟一留下来的技术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