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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
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
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威胁，指出，“疲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单靠酷刑镇压，“不可久也”，汉朝政权有可能步秦后尘，迅速垮台。贤良、文人主张实行“德治”，是要求汉朝廷变换统治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
儒法之争，是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儒法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有它的特定含义。尔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产生儒法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儒法逐渐走上了合流。盐铁会议正是在儒法日趋合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18。司马迁写《史记》
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牧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京城长安受了屈辱的腐刑，正在发愤写一部历史书。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写的这部书后来被题名为《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系统的历史着作。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政府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10岁的时候，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20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且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汉水、泗水，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部，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汨罗江而死，就特地跑到长沙，在汨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游历和考察，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观察事物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36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史书，刚搜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令的，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把书写完。”司马迁流着眼泪，连连点头，接受父亲的嘱咐。
过了两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太史令，开始编写父亲没有写完的历史书。这时候，他有机会接触政府的各种文书档案，并且在皇家图书馆里读到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知识更加丰富了，搜集到的材料也更加丰富了。
可是，在司马迁48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当时有人传说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一生气，把他的全家都杀了。司马迁跟李陵认识多年，对李陵比较了解，他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辩解了几句，因此触犯了汉武帝，受到腐刑的处分。腐刑就是割去生殖器官，是使人丧失生殖能力的残酷刑罚，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却让人蒙受极大的耻辱。
司马迁感到在人格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内心十分悲痛，他几次想要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又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从此，他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夜以继日地发愤着书。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53岁那年，司马迁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不朽的历史巨着《史记》。这部书共130篇，有52万多字。
其中包括本纪12篇，记载帝王的事迹；表10篇，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8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30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70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
司马迁写的《史记》，不仅内容翔实可靠，是一部了不起的历史书，并且文字生动优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因此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着作。司马迁表现在《史记》中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他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义士和农民起义领袖，大力褒扬歌颂，对暴君和奸臣酷吏，无情讽刺鞭挞。对当代的历史，不管好事坏事，都能够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好事不夸大，对坏事不隐瞒，就是对当代皇帝汉武的缺点和过失，也给予恰如其分的叙述。司马迁希望通过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叙述，使人们预见未来的前途。他的进步思想和严谨的写作态度，直到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19。汉匈和亲
“汉匈和亲”是汉朝初期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到以后历代的对外政策。汉初，经济衰败，国力弱小，北方少数民族匈奴日益强盛，不断骚扰汉朝边境，掠夺财物。高祖刘邦亲自领兵抗击凶奴，结果在白登山被围。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美人计，把汉朝的美女献给匈奴单于，才得以突围。娄敬看到白登之围中美人计的作用，便向刘邦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年年给匈奴大量财物，以换取和平。刘邦于是派敬为使者，把汉朝的公主送过去，并且每年送给匈奴许多粮食、丝绸、钱财，这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此后吕后、文帝无不采用这一措施常把宗室女儿、诸侯和王国的女儿嫁给单于，并且与匈奴结为兄弟。但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匈奴既不放弃和亲带来的好处，也不放弃武力掠夺带来的利益。
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便改变了对匈奴的政策，展开了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匈奴在汉朝的重击下，希望停止战争，重新建立和亲关系，武帝同意和亲，但条件是匈奴必须嫁女、称臣、纳贡。匈奴无法接受，汉匈关系没有什么进展。宣帝时期，匈奴不断受到邻国的攻击，内部五个单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力量大大削弱。呼韩邪单于在争斗中战败，希望得到汉朝的援助，决定归属汉朝。公元前53年，呼韩邪派儿子右贤王到汉朝做质子，并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表示归汉。汉宣帝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从经济和军事上帮助呼韩邪单于重新掌权。为了加强汉匈两族的友好关系，呼韩邪主动提出和亲，愿意做汉家的女婿。汉元帝答应他的请求，宫女王昭君自愿前往。
王昭君是我国四大美女之一，很有才华。元帝时，昭君正值青春年华，因容貌秀丽、聪慧可人、琴棋书画俱精而被选入宫。
汉宫中宫女众多，元帝便让画工为宫女画像，自己凭像选人。宫女于是无不巴结、贿赂画工。昭君拒绝贿赂画工，她不相信自己的美丽会因为画工的笔而被埋没，但贪婪的画工把她画得平平庸庸，致使艳如桃李的她在后宫呆了10年之久。而匈奴单于向汉朝求婚给昭君一个机会，她自愿前往匈奴。在临别大会上，昭君服饰华丽、容貌丰美，呼韩邪无限喜欢。元帝则惊叹后宫藏有如此惊艳绝伦的美女，想挽留住昭君，可是君无戏言，只有眼睁睁地忍痛割爱。事过境迁，元帝还是想念昭君，他愤怒地把贪婪的画工杀死。昭君在匈奴生了一男二女，儿子长大后被封为匈奴的右日逐王，二女都嫁给了匈奴的贵族。呼韩邪单于病死后，昭君按照匈奴习俗，嫁给新单于。
王昭君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匈奴，并且大力传潘汉族文化，使两族人民在很长时间免受战争之苦，促进了汉匈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昭君出塞对汉朝与匈奴和平相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巩固和加强了汉匈的友谊和团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20。王莽改制
外戚王莽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后，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比周公，仿照《周礼》，在土地、奴婢、货币、官吏行政等方面进行了改制，史称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徭役日益繁重，土地大量兼并，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革的旗帜下，王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由于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政策加重了社会灾难，引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王莽是元帝皇后的侄子，靠沽名钓誉发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9年，王莽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土地兼并和畜奴、买卖奴隶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王莽下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归国家所有；所有的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田产过多的要捐出去；没有土地的，官府按规定分配；不执行命令的被流放到边境。但当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贵族、官僚和豪强手中，他们群起而反对，各级官吏也拒不执行命令。奴婢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下层阶级也没有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3年之后，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不久，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莞制度，企图以此控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又过了3年，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五均是由政府统治工商业的经营并管理物价，六莞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由官家管理。但王莽用来管理五均六莞的多是富商人贾，他们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盘剥百姓，损公肥私，结果改革的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不良之风。
此外，王莽又5次进行货币改革。频繁而又不合理的币制改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币制改革时，新币不能马上投入使用，下层民众就大量使用私币。
王莽用重法严禁私钱的流通，一家藏有铜、炭，就被认为是私自铸钱，邻近5家都要受到牵连，一起被官府收为奴隶。民众苦于生计，出门去生产经营，所得到的还不够交税。闭门在家，横祸又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于是纷纷起义。内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肆改革，他更改官制和县的名称，数次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有些郡县改得连官吏和自性都记不住。此外还不断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在改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并派官吏广征淑女，巧取豪夺，供其享乐。他大量派使节和军队到各少数民族宣扬新朝的政德，又挑起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矛盾。调兵遣将，征发人力。
朝廷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的骚扰、惨无人道的刑法使下层民众无法生存，最终爆发了震撼全国、推翻新朝的农民起义。
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他所实行的改革，没有一件是顺利执行的，大多是半途而废，朝令夕改。但王莽也有历史功绩。他在改革中，修改了秦汉时代的度量制度，使它更加完备和统一。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大都是根据王莽的制度来的。
他还规定，如果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其荒芜的要受到处罚；城市中房屋住宅前后不种树木的要受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也要受罚。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21。外戚和宦官的争战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30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裹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
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