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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的人。
举个例子说，参与我这个研究课题的两个单身女人，一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是美籍非裔，她们在三十七八岁到四十五六岁这个过渡期间清楚地谈论过理想中的心灵伴侣问题。虽然你发现她们与白种人有区别，但是在我采访过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中，她们的故事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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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1）
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 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2）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人性情接近，互相信任，彼此友爱，要有相似的看法，要两人一起做出决定，我再也不认为爱情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你要刻意追求的。如果我和他不得不做一个决定——那么，其中一人通常有妥协的成分。”
玛丽亚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婚姻伴侣，拒绝同居。在事业上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并且经济稳定。她的儿子二十出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的前夫——还是她的一个朋友——已经再婚。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女性，玛丽亚通过朋友的牵线帮忙，约会了很多男人。她利用这些约会来“面试候选者”——利用她在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技巧。玛丽亚已经与其中一个男人约会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很有希望发展这种关系。他与她年龄相仿，离过婚，也是个移民，事业成功，经济稳定。使玛丽亚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他是她精神上的抚慰和支柱。玛丽亚没有用心灵伴侣这个模糊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人，她越来越具体地谈到为什么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
玛丽亚在渴望寻找心灵伴侣的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给那些既想找到合适的伴侣但是条件又不允许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合理的例证。当她在寻找心灵伴侣的时候，玛丽亚不具备找到满意伴侣的条件，她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单身母亲，扶养一个问题少年在她完成培训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过程中，时间上也不允许她过多考虑个人问题。她分别与两个男人经历过不和谐的同居生活，其中一个不接受她的儿子，而另一个却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她和她的前夫住在一起，这种处境不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既然她现在条件很好，取代心灵伴侣的就应是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目标。
玛丽亚尽管明确表示想要婚姻，但她也接受有可能继续单身下去。她说：“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就要单身。”玛丽亚有一份她喜欢的工作，有家庭，有好朋友，有爱好和一些精神上相通的团队伙伴。目前她正在攒钱买房子，找到一个性伴侣不成问题，但是玛丽亚不能对家人和朋友解释使单身生活合理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说服自己。她无法做到停止寻找心灵伴侣而肯定单身生活。
兰妮特·琼斯：一个单身的女强人（1）
对于像玛丽亚那样想找个伴儿，可自身条件又不允许的女性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的，心灵伴侣的理念对她们只是一个心理寄托，这也同样适用于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的那些人。我们来认识一下兰妮特·琼斯，一位娇小、活泼、肤色较浅的非洲裔美籍女性。1995年兰妮特参与了研究生院的老同学组织的一个小组采访。37岁的她，仅比玛丽亚·喀都扎小一岁，住在离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但是作为一名从未结婚的职业上相当成功的管理者，又没有孩子，兰妮特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兰妮特生长在洛杉矶中产阶级家庭里，7岁时父母离婚。但与玛丽亚不同，直到今天，兰妮特还一直与她父亲联系密切，她与两个姐姐和母亲的关系很近，她们就住在附近。她有一个超级大家庭，全国到处都有她的朋友。兰妮特不喜欢反文化运动；高中时她是拉拉队队长，大学时加入了妇女联合会。如今她已经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公共政策的双学位，正要赶赴东海岸的工作岗位。
兰妮特性格外向，有魅力，经常有男朋友，但她说从来没有过相处时间超过七个月的异性。那时她不信守心灵伴侣这种理念。“或许我出钱买这个婚姻的神话，”她说，“我想要的伴侣围绕在我身边，能和我聊天，陪我做事，和我同睡。看到我那些成双成对的朋友，使我想到如果我不结束同伴侣的关系，我就会失去很多良机。”婚姻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她的所有朋友都在这样做——比兰妮特理想中的那种“神话故事”看起来更有强迫性。
兰妮特只约会黑人，她偏爱黑人，她也了解统计数字很不乐观，适合于事业成功的美国非裔女性，而且证明可信赖的黑人男性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她调侃道：“如果我到35岁时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开始找白人约会，要是到了40岁还没有成家，我就开始找女人约会。”可是似乎这两种都没有可能性。
七年多过去了，现在45岁的兰妮特还是单身。由于担任一个高级的行政职位，她最近搬回到海湾地区，那里离她的家更近了。同玛丽亚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模样变了很多。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我几乎认不出这位衣着典雅、充满自信的女性。眼前的她还是那么开朗，友好。
很快兰妮特介绍了这期间她的个人生活。在东部她与很多人约会过。其中她与一个长她几岁的从事相同职业的非裔美国人有过一段很正式的关系。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感性、浪漫、执著。”他从不由于她的过分自信而妥协。兰妮特在东部时，他们相距五百英里，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他们就相距三千英里了。兰妮特不在意实际距离的长短：“你飞过来，飞过去，做你自己的事，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有人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推迟亲热。”
他想结婚，愿意重新安置生活，也想要孩子。可是兰妮特开始觉得婚姻的束缚了。她担心她会一直比他更成功，比他更能赚钱。她不想承担让他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责任。于是他们分手了。在解释她的决定时，兰妮特援引心灵伴侣的华丽辞藻，虽然她没有用这个术语。
她“选择不定居”，因为他是“不合适的人”。这件事使她意识到结婚、家庭，对她而言，没有“和她能真正沟通、令她兴奋的人” 重要。她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只想在死前能再次拥有那种感觉，不管那种情感能否使他与我共度50年，我追求的是当那个人走进房间时，我能兴奋不已。”当我问是否拥有这种感觉比持久的关系更重要时，她给予肯定的回答。
兰妮特的反应说明，在崇尚婚姻而贬低单身的文化氛围中，对于一个更喜欢单身而不愿安顿下来的女性，寻找理想的爱情有助于她的选择合理化。通过如此崇高的、含糊的爱情标准，以及解释个人的感情优先于对婚姻家庭的愿望，兰妮特能够为她的单身生活辩护以便继续寻找“那个人”。
兰妮特承认她喜欢单身生活，毫不犹豫地称自己单身。她说七年前有的时候感到孤独，我问她是否现在还孤独时，她回答不，还开始谈起她自己的“安乐窝”。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很多朋友，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家庭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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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妮特·琼斯：一个单身的女强人（2）
虽然她没有放弃要孩子的愿望，兰妮特坚决拒绝做一个单亲母亲。从小时候起，她就不喜欢黑人单身母亲的名声。现在兰妮特承认要孩子不再是她的头等大事了。她骄傲地指着放在她桌面上朋友的孩子的照片。她没有说与其中哪一个孩子的关系会取代自己的孩子（收养或有血缘关系），但是她说也许很快她就会考虑如何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45岁的兰妮特似乎是一个成功单身女性的缩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我从一个知情者那里得知，兰妮特去了南加利福尼亚，从事一项更好的工作。2004年的秋季，就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读报纸，随意看到布什政府中的一个高层人物的头像，我偶然读到兰妮特的引言。她已经接受采访，因为那位高官是她的导师和朋友。我好惊讶，兰妮特说过她的朋友遍及美国，可从没提及有政治背景的人。不管怎样，阅读这篇文章加强了我的信念，我采访到令人感兴趣且有个性的单身女性群体，广义上都是中产阶级，但我们也要看到，她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观点。
尽管她事业有成，但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下，兰妮特很容易被看成信任和情商有问题的人。人到了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应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了，如果没有，也要和一个好男人安顿下来，就像兰妮特拒绝的那个人。庆幸的是，她不说任何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事，我也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满足的女人。可是没有任何文化依据支持她的长期单身生活，兰妮特害怕她将来会孤独。
兰妮特对我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计划者，我已经报名参加长期关爱工程。每当我拿起圣诞节期间的报纸，看到一个无亲无故的老年女人的故事，需要几百美元，她的生命才不会终止，我就对我母亲说‘那是我所害怕的。在我85岁的时候，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自己没找个伴儿，我就这样死去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用的是“没有个伴儿”而不是“没有孩子”。也许对兰妮特来说他们是一回事，或许因为没有伴侣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女性更容易遭受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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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单身女人（1）
很少有小说、故事或神话来描写单 身生活不同方式的性行为。
——《都市Xing爱联盟》
“刺激性的标题，但读后却不是这样，” 当我向一个朋友介绍本章内容时，她说。 “你会看到在性方面失意的中年女性，她们很愤怒，因为与她们同龄的男人在勾引更年轻的女人。” 可是她错了——认为大多数中年女性在性方面失意，这个普遍反应也是不对的。我作了有关性生活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调查，使我惊奇的是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答复。一位40岁的女性说Xing爱“过分渲染”，而一个快60岁的女性却说Xing爱 “相当重要”，是生活中必需的。以Xing爱为重的女性几乎总能得到满足。我发现：真正让人难以琢磨的是爱情，不是性。
我的朋友很可能这么说：“有刺激性的标题，但是女人是不和女人谈论性的；我们谈论婚恋关系，至于性，如果谈论，那只能是对性伴侣说。”我研究的大多数女性都公开地谈论婚恋关系，但对她们的性生活都没有详细地讲。然而，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以后的章节我写到的两位女性，谈论了很多有关Xing爱的具体内容。玛拉和桃乐茜享受Xing爱而不期望得到长久的浪漫爱情，可她们对待性关系也不是随随便便，对一夜情也不感兴趣。这些单身女性追求Xing爱，对心灵伴侣不抱幻想，可她们还追求有共同兴趣、共同活动和友谊。
许多单身女性与玛拉和桃乐茜不一样，她们俩对性有清晰的看法，而大多数女性——不管结婚还是单身——宁愿在亲密关系和伴侣关系之外独立地处理她们的性生活。我认为她们的性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不是当做效仿的模式，而只是试探性地考虑并解释我们自己的Xing爱欲望。
女性不愿意谈论性方面的事，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性欲的迷惑以及性与亲密情感及伴侣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肉体想要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想要的性关系在道德上能得到认可，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如果在渴望的亲密关系中肉体却没有得到满足会怎么样？如何面对我们被某人的性感所吸引，可他又没有达到我们在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中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女性谈及她们的生理需求难以启齿，那么对于性冷淡就会更加困惑，极不情愿谈到这个话题。20世纪中后期的性解放运动认识到了女性的性能力虽独特，却与男人不相上下。然而，这次运动没有探讨在性欲和性行为方面广泛存在的个体差异。独身，曾被传统的宗教团体所推崇，清教文化也自然接受，现在逐渐被当做不健康和不体面的了。直到最近，女权主义者和性解放主义者都把独身当做性领域的一部分，认为它是有意的、道德的，或宗教上的无性行为。结果，几乎没有女性乐于接受独身这个词，也没有几个人讨论它，或者把它作为一种可以改变的境地，或者认为它是所经历的一种积极方式。
如果一个人在她二三十岁的时候过着积极的性生活，但又独身了20多年，我觉得有义务提起独身这个问题——这与参与研究的许多女性相关，她们却很难有机会来讨论。有一位女性南希·迪安，用一种特别的创造性方式表现了她的性欲，而不是和别人发生Xing爱，这种行为为考虑独身开通了新方式。
因此，我的研究集中表现了单身女性的两种性生活经历——一种是独身但还过着性生活，另一种是有性关系但不需要长久或深层次的亲密交往。两者都不符合规范的文化形式，把女性的性生活同浪漫的爱情或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之后，发现大多数的女性或男性更喜欢在爱情、依恋或执著基础上有Xing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