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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除了放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重要，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好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克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克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诸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克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前途也更为稳健。使一个人觉得很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才会晓得这个计划，可是我相信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住在纽约的中国太太喜欢纽约，成为宇宙之谜。始而百思不得其解，用心思维，才恍然大悟。没有问题，这奥妙在于“你自己来”四字，西文所谓do it yourself。中国太太住纽约，生活比较简单，比较独立，比较自由。要洗衣服，你自己来，何等简单，要买菜，你自己来，何等独立。要烧饭请客，你自己来，不仰他人鼻息，何等自由。要擦皮鞋，你自己来，这是何等自力更生。听人家说，这就是人类平等，“德谟克拉西”。
我居纽约，先后三十年，饱尝西方的物质文明。尝细思之，方便与舒服不同，个中有个分别。居美国，方便则有，舒服仍不见得。远东文明，舒服则有之，方便且未见得。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皆方便之类。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却不见得如何舒服。长途驱车，挤得水泄不通，来龙去马，成长蛇阵，把你挤在中间，此时欲速未能，欲慢不得，何尝逍遥自在，既不逍遥自在，何以言游。一不小心，性命攸关，惊心吊胆，何来舒服。
地道车，轰而开，轰而止。车一停，大家蜂拥而入，蜂拥而出。人浮于座位，于是齐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前为伧夫之背，后为小姐之胸。小姐香水，隐隐可闻，大汉臭汗，扑鼻欲呕。当此之时，汽笛如雷，风驰电掣，你跟着东摇西摆，栽前仆后，真真难逃乎天地之间。然四十二街至八十六街，二英里余，五分钟可达，分毫不爽，方便则有，舒服则未。
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于是烧饭，太太自己下厨，不靠别人，不受佣人的气。纽约太太，没有佣人问题，这是何等快活。于是上街买菜日劳，而烹调之术日进，又是何等可喜。大家就席，张太太恭维李太太：“你海参做得那么好！”“哪里！你的板鸭，才真够功夫。”于是操劳愈甚，精神愈好。平心而论，总比打麻将强。及至席终，端盘撤席，你自己来，客人亦急公好义，大家也来帮主妇忙，这是何等潇洒。而且操劳，于人身体是好的。
我一向最忌狗领狗带，未知狗领束缚脖颈，是何道理，然入乡随俗，亦自不欲长衫大褂，招摇过市，触人耳目，张大千弟兄来纽约，仍穿中装；甘地游伦敦，仍然赤膊。他人可以，我则未能，然张大千乌髯可掬，威仪棣棣，自有其一副气象，令人肃然起敬。我何人斯，走一条街，没人认识，最是乐事，所以一生不敢做官，即忌此黑领带。一人至带黑领带时，已无甚可说。利锁名缰，害人最大，交头耳语，始当权耍。东西皆是如此，不足为奇。我家居中服，出门西服。只要样样有一定挂处，三分钟内可以改装，毫无困难。以三分钟之麻烦，易数小时之舒服，仍是值得。东方男人穿裳，女人穿裤；西方男人穿裤，女人穿裳。今则西方小姐已改穿裤子，东方征服西方是必然之事。
纽约中国菜馆林立，越来越多。杂碎之谣，虽然可恶，千年皮蛋，更属荒唐。然中国杂碎寻常味道，已经确胜西方，所以风行也不足怪。春卷、馄饨、蘑菇鸡片（粤音拼作Moo Goo Gai Pien）西人已经耳熟能详，独中国人吃来，北方味少，广东味多，求真正北平东兴楼之醋溜鱼片，宫保鸡丁，或四川的九曲回肠，干炒牛肉丝，几不可得。于是四川与江浙，混为一谈，江北与江南，菜馆无别。什么名菜，名存而实亡。香酥鸭香而不酥，回锅肉往而不回。天津馆可吃蟹壳黄，岭南春不叫涮羊肉。我走遍西半球，认为犹能保存真正北平菜者，惟有巴西圣保罗。
西报评中菜，都是捧场，只有《纽约时报》食评，绝不敷衍，不买账。食评之事，美国尚未讲求，法国则不然。此《米师兰指南》（《Guide Michelin》）一书之所以可贵。此书每年一版，各酒馆茶楼之名菜名酒鉴赏极精，历历能详，以为食客指导。其于菜馆，超等者以一星、二星、三星别之。一星已经难得，三星全法国只有七八家。因为米师兰绝不敷衍，不买账，所以成为权威。升级降级，赏夺惟我独尊。所以列名超等，真不容易。或已得三星，稍为懈怠，明年立即降级。法国人讲究吃，所以成此风俗。
做到不敷衍，不买账，也是不容易。食事如此，天下事莫不如此。流芳千古，青史留名，谁不愿意。唐朝许敬宗之流，便可买账，不但拍武则天之马，且可卖钱乱史实。孔子便不买账。笔则笔，削则削，门人不能赞一辞。所以吴子惧，而天下乱臣贼子皆惧。
不敷衍，不买账，孔子是第一人。
谈中西文化
自从朱柳二先生那夜谈劳伦斯以后，数日不曾会面。这夜朱先生饭后无事，踏月向沧浪亭走来，有意无意地走到柳先生家门，顺便进去，也不管柳先生正在吃饭，一直走到上房。柳夫人与柳先生正在月下对饮，自然也不回避。朱先生自己拿条板凳凑上，一屁股坐下。不一会撤席，老王排上水果，大家且嚼且谈，甚是自在。起初大家乱扯乱谈，后来谈到英国新出一部轰动欧洲的讲中国文化之书。
柳：“文化这个东西，谈何容易。东西文化之不同，其实都是基于生理上的。你想日耳曼族信奉耶教一千余年，这耶教是由小亚细亚传过去的，所以也有和平谦虚恶魔罪孽等等观念，日耳曼族名为信奉，骨子里何曾变了丝毫，还是进取冒险，探北极，制大炮，互相火并，就是因为西人身体气质不同。你看他们鼻子那么高，眼孔那么深，下巴那么挺，就晓得了。十年前也有西欧和尚来到中国，佛号叫做‘照空’，我也跟他谈过话，哪里有一点出家人相貌，谈起话来，就像一颗炸弹，时有爆发之势，恨不得欧人天诛地灭，当时我称他为火药菩萨。老实说，清净无为还是我们东方的玩意儿。你想一个天天探北极，赛摩托车，打破飞机纪录的民族还能做真正佛门弟子吗？西洋人要扮出清净无为的相貌，只觉得滑稽好笑罢了。”
朱：“想起来也好笑。西洋人到我们中国来传教，叫我们和平忍耐谦虚无抵抗，这真太岂有此理了。难道世上还有比我们中国更和平忍耐的老百姓吗？”
柳：“我就是这么说。中国文化就是有什么好处，西洋人也是学不来的。西洋的个人主义，不在于他们的书上，而在于他们的骨子里头。你看看西洋女子之刚强独立，跟中国女子之小鸟依人一比就明白了。你再看中装与西装之别，舒服温暖，西装不如中装；而间架整齐，中装不如西装。其实西装也何尝无舒服温暖的衣服，你看他们在家穿的，dressing gown及slippers（便服软鞋）何尝不跟中装一样？只是我们中国同胞经过几千年的叩头请安，骨子都软了，所以在家在外都穿他们的‘便服’及‘拖鞋’罢了。他们的祖宗在我们明代还在出入绿林，骑马试剑，到现在胸部臂上还有茸茸的红毛，让他们再文明了二千年，你且看看他们要不要在家在外都穿长袍软鞋。西妇常有嘴上一撮胡须，中国女子就少有，中国女子有‘白板’，西洋就没见过这名词。中国女子皮肤比西洋女子嫩，就是因为二千年的深守闺中，难得出汗，所以毛孔也细起来了。凡此种种都足见中西体格气质上之不同。再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人多管闲事，中国社会制度，不容人太出风头，即使生下来有一点英灵之气，都被这种社会压完了，大家俯就常局，八面玲珑，混过一生，了此公案，怎么不叫聪明的人都明哲保身，假装糊涂呢？如果有什么真正英雄豪杰，必不容于家庭，不容于社会，一驱之于市井，再驱之于绿林，剩下一些孝子顺民大家争看武侠小说过瘾罢了。再加上家庭制度把你的个性先消灭，而美其名曰‘百忍’，于是子忍其父，媳忍其姑，姐忍其弟，弟忍其兄，妯娌忍其妯娌，成一个五代同堂的团圆局面，你说怎么不叫中国人的脸庞也都圆了起来？你想社会制度如此不同，他们来讲我们的文化有什么用处？”
朱：“吾兄所言诚是。我想处世哲学、社会制度终归东西不同，但是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取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世事如此纠纷，西人一天打，打，打。照道理，学所以为人，并非人所以为学，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这是中国文明之特征，人生在世不满百，到头来盘算一下，真正叫我们受用的，还不是饮食男女，家庭之乐，朋友之快，心地清净，不欠债，及冬天早晨得一碗热粥，一碟萝卜干，求一温饱吗？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这样一来就有点像盲人骑瞎马了。我最佩服一句孔夫子的话，叫做‘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真正东方思想的本色。这样一讲，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称，才稍有标准。”
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半谈东西文化的人，都不得要领，打不出这个圈套。其实这也不限于做文章的人。处在今日世界，无论男女老幼贤不肖，哪一个不在天天作中西文物的比较。比方你穿的是卫生衣，还是中国短衫，造的是洋楼，还是中国园宅，此中已含有中西文物的比较了。文化范围太大，此刻也不讲中外处世哲学文学美术之不同，只讲常人对此种问题的态度。常人是不肯看到底的，不肯参透道理的，总是趋新骛奇，赶时新，赶热闹。讲到我国的文物，不外‘虚张声势’与‘舍己耘人’两路，这两条路正是外强中干的正反两面。忽然耻中衣，耻中食，说必洋话，住必洋楼，穿必洋服，行必洋车，过一会儿又是什么孔孟尧舜仁义礼智，连不知有无之大禹也要搬出来崇奉。这是近来国弱，国人神经失了常态，故郁成这‘忧郁狂’及‘夸大狂’出来。你想单讲礼貌一端，还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中国社会是世界最无礼的社会。你只消一坐电车，一买戏票，一走弄堂，便心下明白，在中国人之心理中，路人皆仇敌，还配跟人家比什么礼貌吗？要复什么礼？你坐电车，看是洋人司车有礼，还是中国司车有礼？你到公司买物，看是外国伙计有礼，还是中国伙计有礼？然而大家还在糊涂复古；不具批评眼光，所以吹也是乱吹，骂也是乱骂。”
柳夫人：“可不是吗？中国人口里尽管复古，心里头恨不得制一条陀罗尼经被，把中国这个古棺一齐掩盖起来，别让洋人看见我们的老百姓，只剩下几个留学生戴狗领说洋话同外人拉手，才叫做爱国呢！”
朱：“你也未免忒刻薄了。不过事实确是如此。十几年前，为丹麦皇太子要来游京，因为中山路两旁有穷人茅屋，还发生星夜拆民房的事呢！”
柳夫人：“这种事情还多着，那时代的人也太笑话了。记得有一要人也曾提议，以京沪一带为洋人常游之地，应将沪宁铁路两旁的茅屋用篱笆遮围起来，才不碍观瞻。他们总是怕中国老百姓替他们出丑，必要叫穷民人人拿一条白手绢，穿皮靴，像他们同洋人跳舞，才叫做替中国争脸。其实他们一辈子也不曾替中国争到什么脸，我们老百姓也不曾给中国出过什么丑。”
柳：“这就是我刚才所说，东西文化之批评不限于文章而见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这班戴狗领的外交跳舞家心目中也自有其所谓‘文明’，此‘文明’二字含义实与‘抽水马桶’相近，甚至无别，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他们的抽水马桶，所以中国老百姓是‘野蛮’，至于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披星戴月，晨露沾衣的种田，不能叫做‘文明’。我刚才讲中国人不是中了‘忧郁狂’，便是犯‘夸大狂’，这都是因为国弱，失了自信心所致。这种专学洋人皮毛的态度，哪里配讲中西文化？说也好笑，中国腐儒的古玩，常被此辈人抬出来当宝贝，而中国文化足与西洋媲美的文物，如书画建筑诗文等，反自暴自弃。他们开口尧舜，闭口孔孟，不必说孔子为何如人，彼辈且不认识，就说认识，也何足代表中国文物之精华。你想想，假如中国文明也如希腊文化一般的昙花一现到周末灭亡，除了几本处世格言及几首国风民歌以外，有什么可以贡献于世界？孔孟时人大半还是土房、土屋，席地而坐，中国如果到周末灭亡，哪里有魏晋的书法，唐人之诗，宋人之词，元人之曲，明清之小说？哪里有羲之之帖，李杜之诗，易安之词，东坡之文，襄阳之画？哪里有《拜月亭》、《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又哪里有云冈石刻，活字版，瓷器，漆器，宫殿园林？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不教中国画，建筑工程师不会造中国宅，文人把李白、杜甫看得不值半文钱，难道这还算中西文化的批评么？其实国人心理都已变成狂态了。先自心里不快，眼见社会政治不如人，生了inferiority complex，真正迂腐之处，无勇气改革，文化为何物，又不知所谓，于是一面虚张声势，自号精神文明，一面称颂西方物质文明。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这且不去管他，我告诉你个笑话。民国二十二年有位法国作家，记不清什么名字，游历来华，偶然称颂东方女子身材之袅娜，态度之安详，说是在西方女子之上。这话是诚意的，我也不知听过外人说多少次，殊不知中国女子哪敢自信，自然把那位法国作家的话当做讽刺，大兴问罪之师，还闹得不亦乐乎。”
柳夫人：“他们正在恨不能投胎白种父母，生来红毛碧眼，一对大奶头大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哭笑起来，胸部起伏膨胀，像Mae West一样呢。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碰着倒霉时候，说来说去是海军的不是。什么时候中国造得几座无畏舰，去轰击伦敦大阪，中国女子也就美起来，中国点心也就好吃了。”
柳：“我所要指明的就是这一点。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中外女装都是打扮给男人看的，等于雄鸡、雄孔雀的羽毛是打扮给母鸡、母孔雀看的。这样一来，不又是天地生育的一桩寻常道理，哪里有什么高下？西洋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夫妇吵架，西洋夫妇也吵架，中国女人好说闲话，西洋女人也一样好说闲话，中国女人管饭菜，西洋女人也把烹饪术叫做‘the way to reach a man's heart’。你常看电影就明白了。烹饪如此，诗文也何尝不如此？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梅兰芳受聘游俄演艺，刘海粟在欧洲开现代中国艺展，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之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演《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我读了英人《红鬃烈马》的序文，说他读到‘赏雪’（enjoy the snow）二字就恍惚着了迷，说雪可以赏，又可开宴来赏，这真是中国人的特色了。然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若说是假捧场的，那么戏一演三个多月，又非作假得来，若说是真的，到底中国戏中国画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总觉得杯弓蛇影，稀奇古怪，狐疑起来。”
柳夫人：“你也别多怪，现代左派青年不是《西厢记》、《牡丹亭》的，你怪他作甚？至于杜甫、李白，他们真看不在眼内，他们只认宣传是文学，文学是宣传，顶好是专做白话长短句，才叫做好诗呢！”
柳：“据我看来，还是书没有读通所致。西洋文学固然也有胜过中文之处，但是西洋文学一读死了，中国文学也就懵懂起来。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譬如讲戏剧结构之谨严，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