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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次选美的热潮，邵逸夫开拍了电影《香港小姐》。这是1959年底与日本东宝影业公司合拍的一部歌舞喜剧片，虽然片名为《香港小姐》，但内容却与“香港小姐”毫无关系。或许这部电影的名称首先吸引了观众，加上本身也热闹有趣，最终取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邵逸夫参与选美活动和拍《香港小姐》，旨在倡导旗下导演走通俗路线，但李翰祥似乎“愚钝”得很，仍一味地追求他的艺术品位。
1960年至1961年，李翰祥采用黑白摄影手法执导《后门》，在亚洲影展上拿了十二个奖项，接着又执导了《杨贵妃》、《王昭君》、《武则天》、《倾国倾城》等影片，虽然屡屡获奖，把林黛一路捧上了天，但票房反应却始终不如人意。
这回邵逸夫坐不住了，他跳将起来，高喊：“我拍电影不是为了得奖的，是要赚钱的！”他不仅指责李翰祥，而且使用另请高明的手法，冷落李翰祥。他起用了“邵氏”二号导演罗臻，开拍真正描写香港选美的国语片《旅馆鸳鸯》。
《旅馆鸳鸯》是一部喜剧片，讲述一对年轻夫妇为了职业上的需要，虚报未婚，因而只能到旅店相聚，做一对“旅馆鸳鸯”。后来女主角为了借选美机会赢取奖金，以便购买一套住房，便参加选美。结果她真的当了冠军。可是由于其子在她领奖时呼唤妈妈，被大会发现她原来已婚，就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1962年11月8日，该片在香港各家影院上映，由于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口味，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从1958年到1962年间，“邵氏”在亚洲影展中获得大小奖项共计46项，但邵逸夫脸上却挂着愁苦的笑容，他心里总在怀念着《貂蝉》和《江山美人》上映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时，他常常以阴郁的目光打量着李翰祥。李翰祥心里也很着急，有心多割舍一点艺术，多从老板的商人立场考虑问题。但苦思冥想也使不出什么新招，结果还是决定在黄梅戏上做文章。
1963年，李翰祥征得邵逸夫同意，写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剧本。由他执导，挑选“邵氏”门下无名演员凌波反串梁山伯一角，祝英台的饰演者为红星乐蒂。
该片取得巨大成功，在香港、台湾等地掀起了黄梅调影片的狂潮。自此以后，港台两地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无片不是黄梅调。这部影片捧红了凌波。她原本只是在幕后代唱，自从她反串梁山伯一角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黄梅调影片的男主角都由她反串主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既获了大奖又赚了大钱，名利双收，这是邵逸夫最乐于看到的。但该片导演李翰祥心里不平衡了，因为无论他执导的电影赚了多少钱，都是老板的事，他得到的始终有限，因此萌生了离开“邵氏”自立门户的想法。
邵逸夫让邹文怀多次做李翰祥的工作，劝他留下，但李翰祥去意已定。结果还是去了台湾，自组“国联影业公司”，不过在离开香港之前，跟邵逸夫打了一场官司，而且输得很惨（李翰祥的具体情况本书另有介绍）。
邵逸夫是个很善于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已权益的生意人。他在合约上，每项条款都写得细致、具体，而且对自己有利的写得多，对对方有利的写得少。平时，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或干脆不闻不问，一旦发现有谁违约，他便通过律师告上法庭。自从打赢了李翰祥这起官司以后，邵逸夫动不动就跟人家打官司，比如后来的王羽、陈观泰等，一打就赢，从没输过。因此有人说，邵逸夫得理不饶人。
1964年2月5日，邵逸夫家里也出现了一场灾难，他在新加坡的长子邵维铭遭人绑架了。
邵维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后来返回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仁枚，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绑架邵维铭的是新加坡当地的一帮黑道人物，他们的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仁枚得到消息后，立即用电话通知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问：“赎票要多少钱？”
邵仁枚答：“300万港元。”
邵逸夫说得很轻松：“要钱好办，给他们就是了。”
那帮匪徒还算守信用，收到300万港元后便把人放了。
同是这一年，香港影业界也出了一件大事。
这年6月20日，“邵氏”生意上的冤家对头，“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及其夫人，在台湾乘坐飞机发生意外，不幸罹难。
令人惊奇的是，邵逸夫和陆运涛是同去台湾的，一个死于非命，而另一个则安然无恙。
对于这段大悲大喜的经历，邵逸夫曾对香港记者详细描述过。
他说：“1964年6月，我和陆老板一起去台湾参加金马奖评选，当时台湾方面安排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去花莲看风景，一个是去金门参观。我当时认为，看风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去，可金门是禁止参观的军事基地，我早就听说那里有什么地下工厂和地下戏院，大得不得了。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去金门看看哦！……陆老板他们就是选择了到花莲看风景，才遇上飞机失事的。要是我和陆运涛同坐一架飞机，哪能还有命？”
邵逸夫还说：“撞了飞机，我还不知道。外面也传说我死了。新加坡方面，已经有消息说，飞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而我三哥（邵仁枚）那时正同几个朋友在马来西亚的金马岑高原玩，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呆了。不过新闻报道说，飞机上有几个人没死。他们拼命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后来，我也听到了此事，就赶紧打电话回新加坡。但那个年代，长途电话一打就要花几个小时，真急死人。我在金门很难打出去，他们在金马岑更难打过来，大家急了老半天才联系上。他们都拍额头说我命大！”
如果当时死的是邵逸夫，那么后来的香港电影史，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陆运涛没死，那么香港电影业的格局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但陆运涛毕竟死了，“电懋”失去了掌门人，开始变成一盘散沙，后来日渐衰落，终于在影业界销声匿迹。从商业上来讲，“电懋”的瓦解，使“邵氏”凭空少了一个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此，“邵氏”开始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年似乎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就与“邵氏”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而言，除发生了长子邵维铭遭绑票、“电懋”老板陆运涛遇难之外，邵氏公司的头号红星林黛也自杀了，死时只有30岁。她曾四次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和多家制片公司签约，在她走红的几年间，绯闻不断，脾气很大。她的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能战胜自我。
林黛的死，使邵氏公司失去一棵摇钱树。林黛死前，在“邵氏”两部影片《蓝与黑》和《宝莲灯》中担任女主角，这两部片子还没拍完，林黛便自杀了。
邵逸夫不能眼看这两部影片就这样半途夭折，于是费尽周折，物色到了一个容貌酷似林黛、名叫杜蝶的少女做替身，补拍完这两部影片余下的戏。
创建邵氏影城1964年，能使邵逸夫聊以自慰的，一是破财消灾、长子化险为夷；二是自己命大，在台湾躲过一难；第三便是经过七年的开山填海，大兴土木，邵氏公司最重要的大本营——邵氏影城，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清水湾的山道上了。
这时的邵氏影城，除了首期工程建成的四座摄影棚和四栋员工宿舍外，又新建了各种技术室，片场面积达到100万平方英尺。
“邵氏”的“彩色中心”坐落在影城的东南角，楼高四层，分为冲片、印片、检定及药水调配等多个部门，并有洗片用水温度的控制设备。从彩色胶片的冲印，到海报的印刷，全都在影城内完成，除了进口柯达的底片外，不出影城的大门，便能制作出一部电影来。在彩色中心落成之前，“邵氏”的彩色胶片都要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去冲印。
影城内共有员工1500多人，其中部分员工住在影城内的四座宿舍里，这四座宿舍共有265套单元房。为了给影城内的人们提供方便，香港汇丰银行还专门在城内开了个“迷你银行”。在摄影棚之间，经常可以见到到处停满了劳斯莱斯、法拉利、奔驰、宝马、卡迪拉克等各式各样的名车，这些都是演员、导演或幕后工作人员的交通工具。住在影城外面的员工，上下班均有公司的班车接送。另有数十辆九座位的巴士，在市区来回穿梭，为员工外出办事提供服务。
员工们曾指出邵氏影城有三大优点，一是空气清新，二是饭菜便宜，三是发薪准时。
邵逸夫对本公司的演职员很关照，特别在宿舍区建造了一座美观新颖的明星大厦，取名为“敦厚楼”。住在这里的人们，水电、房租全部免费。
影城内还设有马房，由名驯马师王登平担任骑术教练，豢养了数十匹从快活谷（香港赛马场）退役下来的名马。它们属于邵氏公司的动物演员。
邵逸夫本人的别墅位于影城的山顶，下面有个仿制的颐和园小园景，似乎是以此衬托他在影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邵逸夫并不常在这座别墅里住，他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影城附近的一栋普通公寓里。
在影城内，有一间邵氏公司试片室，这是邵逸夫每天必定光顾的地方。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曾看过九部影片。因此有人说，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来了亲朋好友，邵逸夫一般在山顶别墅里设宴款待，而在吃饭之前，他总要安排客人们到试片室看电影。平时，邵逸夫每天6点钟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锻练身体，练气功或打太极拳。用过早餐便钻进试片室，看一部早场电影。
影片看多了，邵逸夫便摸索出一套借鉴别人成功的办法来。有时候，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别的影片精彩部分，或者把别人的好影片拿过来，改头换面重新组装打上自己的牌子。因此有人曾指出，抄袭是“邵氏”的一大法宝。
但邵逸夫对这种批评根本不当一回事，居然狡辩说：“我们哪有那么多故事和小说改编成剧本？而且市场也比美国小得多，哪来的时间和金钱去创作？抄得像模像样，可能是一部卖座片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
听他这种满腹委屈似的高论，真让人哭笑不得。
“邵氏”全盛时期，一年要拍约40部影片，据说其中抄袭的占了很大比例。
“邵氏”的年轻工作人员，起初对抄袭的做法都反感，认为这是梁上君子、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光彩行径，但当尝到几次创作影片不卖座的滋味后，也加入到这种投机取巧的抄袭行列中来了。
1965年，“邵氏”生产电影26部，1966年增至41部，1967年达到44部，其中大部分是黄梅调影片。在这之前，可以说香港影坛是女明星的天下，“阴盛阳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盛极必衰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邵逸夫也看出黄梅调影片拍得太滥，已经令观众生厌了。这时，邵逸夫在香港《新生晚报》上，连续读到一个名叫何观的人写的影评。这个何观在文章中尖锐抨击香港影坛盛行的阴柔之风，还特别以“邵氏”当靶子，攻击“邵氏”专捧女演员，所有影片全然缺乏阳刚之气，看了令人筋骨发软，瞌睡绵绵。何观强调，有必要在香港影坛刮起一股强劲的叛逆之风，与西方电影呼应，投入拍摄动作片的国际潮流，重用男演员，弘扬阳刚之美。虽然这个何观用词尖酸刻薄，但他的种种见解却正中邵逸夫的下怀。
当时，邵逸夫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觉得“邵氏”的症结和对症之药已经找到了。于是急令宣传部主任兼制片部经理邹文怀，赶快把这个何观找来。
何观真名张彻，也是一名电影导演。1948年至1949年，他在台湾执导了电影《阿里山风云》，而且是该片主题歌《高山青》的曲作者。他后来到了香港，由于导演某部影片引起绯闻官司，弄得在电影圈里无立足之地，只好改名换姓，在报纸上写起了影评。邵逸夫授意邹文怀，力邀张彻加盟“邵氏”。但是张彻和另一家影业公司签约在先。一年之后，张彻正式加盟“邵氏”，被邵逸夫委以编剧部主任的重任。
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彻充分张扬自己的艺术主张，拍了《独臂刀》、《十三太保》、《大决斗》、《大刺客》、《报仇》等多部动作片，成为新武侠片的开山鼻祖。
与张彻同期冒出的另一位动作片导演是胡金铨。作为“邵氏”的签约导演，胡金铨1965年执导的影片《大醉侠》，为自己，也为“邵氏”争得了巨大声誉。
60年代中期，是“邵氏”最辉煌的时期。旗下导演阵容强大，而签约的男女演员达到130个。这个时期，“邵氏”真可谓要人有人，要奖得奖，名利双收，人财两旺。
邵逸夫或许也被这种太平盛世所陶醉，1966年，他授意手下员工为自己铸造一尊铜像，意识深处有了让自己万古流芳的意思。铜像造好后，正准备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接替邹文怀的新任宣传部主任陈铜民说出一番话，令邵逸夫大跌眼镜。陈铜民说：“六先生（”邵氏“员工常称邵逸夫”六先生“、”六老板“或”六叔“），通常只有死了的人竖铜像，而你如今身体健康，精神也好过年轻人，怎么想到要竖个铜像呢？岂不是自己诅咒自己？况且一个人有功勋，铜像应该竖在公众场所，绝不能摆在自家厂里。”
陈铜民的话乍听起来，像是蛮有道理，活人给自己造铜像，邵逸夫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自铸铜像就是自己咒自己，好像也没什么道理，活人给自己照相可以，画像也可以，塑像怎么就不可以？照片、画、铜像都是艺术品，怎么能说是自己咒自己呢？无非是给后人留个长久点的纪念罢了，这当然有点儿自己宣扬自己的意思。问题在于陈铜民把这个意思点破了，好像不赞成老板这样炫耀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陈铜民的意见。所以邵逸夫感到既尴尬又别扭。
后来，邵逸夫的这个铜像被弃置在道具房里，一些对邵逸夫有意见而不敢当面说的人，便来到道具房里，拿邵逸夫的铜像撒气。曾有人说，那个铜像不知挨过多少武师们的拳脚和小姐们的唾沫。
从1969年开始，“邵氏”出现衰微的迹象，旗下艺员纷纷跳槽，人才接二连三地流失。虽然像李翰祥、张彻这样的大导演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再也不回头，比如大导演胡金铨、大明星王羽等。
“邵氏”留不住人，根本原因是“邵氏”的体制决定的。“邵氏”属于家族企业，实行的是封建式的家长化管理，邵逸夫是这个电影王国的“国王”，他的意见便是圣旨。无论他多么开明，都无法消除这种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弊病。留不住人才的次要原因，是邵逸夫本人“数口太精”（算盘打得紧）。
有一次，“邵氏”剧组在外拍片，剧务签了一张采购单，要领20元钱去买100个生煎馒头，请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不对，他清楚记得生煎馒头在片场饭堂只要一毛钱一个，采购写两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还要用车，于是不批。其实这天片场饭堂的馒头师傅恰好因事请假一天，当天没有馒头卖。
还有一次，岳枫执导一部电影，让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劳单，呈请邵逸夫批准。他眉头连皱数下，然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制片部的董千里找到许国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片情况，不是叫你去做副导演，所以老板希望你打个折扣，收800元算了。”许国一听火起，就把酬劳单撕掉了，边撕边叫：“邵老板多了1000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了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邵逸夫数口有多精。
那是程刚执导影片《神刀》。据说程刚是向邹文怀举报李翰祥密谋背叛“邵氏”的人。之后他获得邵逸夫的重用，将他提升为导演开拍《神刀》。该片在市场上卖到97万港元即奉命收场。程刚为此央求邵逸夫多映一天，让他也过一过“百万导演”的瘾，但是遭到拒绝。
外人可能对此弄不明白，多赚钱难道邵逸夫也不同意吗？其实错了。程刚如果成为“百万导演”，薪水就要加到“百万导演”的同一水平，虽然票房增加3万，程刚的薪水未必增加3万，但他不能让手下人轻易得意，为此他宁肯少一点票房收入。
关于邵逸夫数口太精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的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人心涣散，“众叛亲离”。
邹文怀一直被认为是邵逸夫的心腹红人，外界甚至讥讽他与邵逸夫长期以来“狼狈为奸”。的确，邵逸夫与邹文怀曾经互相倚重，共同创造了邵氏公司的数度辉煌。邹文怀被邵逸夫授予极大的权力，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
但是，自从1969年，一个名叫方逸华的女人进入“邵氏”之后，邹文怀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他认为“邵氏”再也不是自己待的地方，于是拉拢一帮朋友，竖起一杆大旗，创立了嘉禾影业公司，公开与“邵氏”分庭抗礼。
那么，方逸华这个女人凭什么威胁到邹文怀，她和邵逸夫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红颜知己1931年，方逸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英文名为MonaFonf。其母方文霞是30年代上海的“舞国红星”。方逸华随母亲姓，无人知道其父是何许人也。
40年代末，方逸华母女来到香港。母亲方文霞一度在中环“百乐门”伴舞。方逸华中学没毕业便辍学了。她特别喜好西洋音乐，爱唱英文歌曲，那时，她与外籍乐队接触较多，不久便到歌厅登台。
1950年，来自上海的歌星屈云云，首次赴新马登台，打开了“蕉风椰雨之乡”的财路之后，引起众歌女竞相仿效。那时几乎所有歌女都要到新马去淘金，方逸华也不例外。1952年，方逸华在新加坡认识了邵逸夫。
邵逸夫似乎也是个歌迷，至少他被方逸华的歌声迷住了。
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个相当保守的社会，当地一些富商的太太们，对来自香港的歌女深恶痛绝，但又奈何不了自己丈夫对她们深深迷恋。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