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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
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
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比1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
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
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
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
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
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
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
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事：生马丁的气，生阿尔多·杜舍尔的气，生所有人所有东西的气。一秒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几个月来还有比我的脚伤更疼的地方，疼痛从来没给我带来这么多喜悦。我应该一直等马丁来一下的，他总是会检验你，让你筋疲力尽，向你挑战，促使你提高，弄清楚你是不是紧张了。他和我都知道，在周日会有人做和他刚才做的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一位瑞典球员，他一定满怀希望我再也站不起来。我从地上爬起身，继续训练。如果我能避开马丁，我也能避开任何人。训练还没完，我的脚就真的很疼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撑了下来。和其他球员一起训练，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都很振奋。
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球员们一到日本就开始盼望踢世界杯了。在日本，队内的气氛很特别。训练营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外界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情况。当我们的飞机到达东京时，世界杯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候机楼走出来时的情形真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等着见我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和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英格兰队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穿着我们的队服，好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一样，歌迷们挥舞着手，尖叫着往前涌，警察在努力地把他们挡回去。当我钻进大巴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位年长的女土：70多岁，但身体很好，头发花白，又染上了鲜红的条纹。家长们都把孩子举到头上。这些小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模仿了我的发型：金黄色的莫希干式的发型，还有的球衣上印着7号。场面真有点嘈杂，用礼貌一点的方式说，那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见到我们很激动，他们很支持我们。我想他们的态度和世界杯期间为什么没有拥挤的问题有关。相反，人们表现出对足球的一种真正的激情和对英格兰队的钟爱：我们对比赛都有着同样的热情。也不仅仅是球员受到了欢迎，广大英格兰的球迷也同样受到欢迎，礼尚往来，英格兰的球队迷们也努力地回报。这种精神才是世界杯应该有的精神。
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当然意味着踢球。当带领英格兰队出现在体育场内时，与瑞典队踢2002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便永远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那种环境，那种场合，那种在世界杯上作为国家队队长走在队伍排头的特权，令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那是个小男孩的梦，是一种你想都不敢想的梦，而这个梦正在这里发生着。场内的气氛也很好，体育场一个角落里坐着上千名瑞典的球迷；其余则全都是红白色的海洋了，他们是我们本国的球迷和那些热情支持英格兰队的日本球迷。趾骨骨折？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永远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种比赛。
很遗憾，比赛不像我们集训时那么激烈，我们踢出了一些好球，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但不知怎么的，比赛并不向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机会并不多，哪来这么多铲球和断球？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什么。但25分钟后，我们进了第一个球。
我从左侧开出一个角球，索尔·坎贝尔及时抢点，顶进了一个漂亮的头球。索尔跑向另一端角旗那里庆祝。我自己也高兴极了，好像是我进了球一样。我转过身朝瑞典球迷那里举起了手臂，而他们却对我一阵嘘声。他们还在笑着，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本就应该进球的。
进球固然会令人高兴，助攻队友得分同样令我兴奋，我很高兴索尔抓住了机会。
我们在一起训练踢球有15年了，当学生时在托特纳姆一起训练，那时他没有多少进球。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与阿根廷队那场比赛的加时赛里，在仅有10人的情况下，他踢进了一球但被判无效，否则我们就赢了那场比赛。现在，在2002年世界杯上，他为我们进球了。但问题是此后我们并没有保持好势头，我们领先但却过于谨慎和紧张，有些不思进取。
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全乱了，控制不好球，传球频频失误，而瑞典队一轮又一轮地向我们进攻。与我们在上半场的进球不同，你可以看到他们进球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作为一支球队，我们精力不够集中，给了他们扳平的机会。丹尼·米尔斯一个匆忙的解围失误被西力克拉斯·亚历桑德森得到球并踢入了网窝。人们会很轻易地把责任全都推给这名利兹后卫。但我认为这不是他的错，这个失球是由我们两到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失误照成的。我想我应该安慰他一下。
“加油，达尼。别泄气。”
几分钟后，埃利克松把我换下。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对拉科鲁尼亚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老实说我感觉不好。脚疼是一方面，但更要命的是比赛的状态。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腿怎么了？埃利克松一定看到了我在喘粗气，他知道我们接下来还有比赛，因此他换上了基隆·代尔。即使这样，我仍对自己被换下感到不悦。这是我第一次对埃利克松先生的决定感到生气。坐在长凳上看着比赛，我越来越失望，最终比赛是一场平局。
1比1的结果对重大赛事的首场比赛来说，算不上是场大灾难，但是我们不满意自己的表现，我们也没有在终场哨声响起之后前去感谢到场的英格兰球迷。为此，第二天的报纸批评四起，指责我们怠慢了我们的球迷，但我认为这不真实。我们一直受到坚定的支持，我想球员们匆匆下场去休息室，是因为我们感到辜负了球迷们的期望。以后我们确实意识到了，不管理由如何，不向球迷们鼓掌致谢是错误的。
作为队长，也许我有责任带个头，即使我是坐在替补席上。第二天所有的球员都讨论了这件事，我们向球迷们许诺，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注意到在背后支持着我们的广大球迷。
回到休息室，感觉就像我们输掉了比赛，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支英格兰队如此无精打采。那天下午，即使是英格兰队的按摩师特里·布莱恩、史蒂夫·斯拉特里和罗德·托恩利也不能让球员们打起精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埃利克松努力想把球员从不良情绪中解脱出来。
“我们还有两场重要的比赛。别让自己因为今天的比赛而灰心丧气。没什么关系，我们1比1平了，没输，不是吗？加油。小伙子们，你们都怎么了？”
我自己的情绪也不高，部分原因是我还在恼怒教练把我换下的事，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把我换下。尽管这样，我听了埃利克松在更衣室里的话，意识到作为队长，我应该尽自己所能积极乐观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晚上，我们都准备好了参加世界杯决赛，而球员们都因为首场比赛的平局而灰心丧气。
到第二天，我们除了忘掉与瑞典队的比赛而外，已别无选择了。我们还有4天时间做准备去迎战小组赛最强的对手。现在，这是一场我们真正需要赢的比赛。作为主教练埃利克松最大的优点之一，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球员。他能对症下药，使每名球员在赛前都能调整到最佳的精神状态。同样重要的是，他好像也总是知道我们体力上的需要。在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间隙，他I
作很勤奋，球员也有所收获。如果我们的体能没有完全恢复，他就会在训练课上减轻运动量。他不会因为我们在对瑞典队的比赛中没有踢好，而通过大运动量的训练来“惩罚”我们。他和史蒂夫·克莱恩循序渐进地使我们慢慢恢复，以准备好星期五晚上在札幌对阿根廷队的比赛。
在那个星期，我们甚至可以从训练营里严格的饮食控制中稍稍解放一下。我必须坦白承认，这是整个夏天我出的最好的点子了。
我们已经离开英格兰，离开了快餐，有三个星期了。我开始想念偶然吃一顿汉堡包和油炸食品了。我想也许还有些球员和我一样吧。
我和埃利克松谈了一下，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坏处，然后向英格兰队的厨师交待了一下。星期三晚上，我们成群结队地下楼吃晚饭。餐厅的门关着，门上有两个巨大的拱形扶手。我们走进去，看到了一堆麦当劳的快餐，有牛肉汉堡、奶酪汉堡、薯条，你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一堆快餐摆在一个房间里。所有的球员都吃了一惊。我们狼吞虎咽吃掉了所有东西，好像是孩子们在糖果店里那样，高兴极了。这顿饭让所有人都满意，在我们对丹麦队之前我们又照样吃了一顿。也许我们准备迎战巴西队时也应该这样吃顿快餐。
在英格兰队，我们也做很多工作研究对手。这是大卫·赛克斯顿的工作，他70多岁了，是曼联的一名教练，由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下一个对手的情况。他会介绍20多人的球队里每个球员的情况，然后他就放一段录像给我们看。与人们从星空体育节目上看到的球员录像一样，播放某位球员的动作：在我们进攻时他是怎么做的，在我们防守时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大卫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他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对抗那名球员。这就像是在计划一次军事行动。在我待在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里，卡洛斯·奎罗斯在赛前准备会上提出过很多相同的思路。这种工作现在已经越来越盛行了。现在每个人都好像有新的技术了。出于天性，我就显得有点老套了，我只想出去比赛。但我也明白了了解对手强项和弱点的重要性。这一点小小的优势正是在最高水平的比赛中战胜对手所需要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说：我已等不及要和阿根廷队比赛了。对下一场比赛的前景正可以一扫我们被瑞典队逼平的晦气。我一直很赞赏球员迎战世界杯热门队所做的准备。在足球比赛中，自信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阿根廷队是世界杯的大热门之一，参加比赛的每一名英格兰球员都坚信我们会击败他们，从每一位球员到整支球队都具有这个坚定的信念。与瑞典队的平局使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更简捷，星期五晚上我们一定要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英阿大战一直是世界足球的盛会之一。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英阿碰撞就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在圣埃蒂安发生过的一切，使2002年在札幌的赛前形势更为紧张。
赛前所有的热点都是关于英格兰队的，尤其是关于英格兰队长的一争取机会进一球。
自从那场平局之后，报纸一直在谈论着“复仇”和“命运”还有“贝克汉姆”。两支球队中都有一半的球员参加了4年前的那场比赛。在阿根廷队中也包括了塞巴斯蒂安·贝隆，他还是我在曼联的队友。每当我看到我在1998世界杯上被罚出的照片时，我就想起了贝隆催促裁判向我出示红牌的场面。关于那件事我们从来没认真谈过，毕竟这与我们一起为曼联队踢球无关。但我们的确开过玩笑，是关于我们两支国家队棋逢对手的玩笑。当大家都不在国家队集训比赛时，我和其他的英格兰球员时不时地高唱“阿一根一廷”，而他则唱着“英一格一兰”。在札幌赛前我见过贝隆，我们之间还是相当放松和友善。他鼓励我振奋起来：“你一定很疲惫，大卫。
我打赌你的脚还在疼。“
“不，赛季后我不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吗？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健康过。”
我—直在努力克服紧张的情绪，当4年前的那段记忆重新涌入脑海时，紧张情绪就随之而来。那时候，当我和媒体以及球迷打交道时，他们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对话，都是关于西蒙尼和那张红牌的；而现在，则是关于其他一些问题了。
我也还在为我的趾骨担心，虽然感觉很好。但我不喜欢草皮的外观，而且我们在一个有顶篷的体育场内，湿度也不稳定，该怎么踢呢？我为该穿哪双鞋而发愁：穿长钉的鞋，摩擦力可能会大一点，但这样一来，鞋可能会粘住草皮，那么在90分钟的比赛里，就有可能伤到自己的脚。
最后我穿了一双恰好合脚的鞋。
去球场之前，我和维多利亚通了电话。她呆在家里，我们第二个儿子罗密欧快要出世了。即使在世界的另一端，如果有人知道怎样让我放松的话，那个人一定是维多利亚。我告诉她自己的感受，她祝我旗开得胜：“享受比赛吧，尽自己最大努力。英格兰这边，很多人都翘首以待。”
我一直努力在想一些积极一点的事。我们甚至谈了如果我得分奠定胜局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宁可那么想而不考虑相反的一面，如果今晚有些什么不对，维多利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像上次那样再次承受这一切。
然后，就在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她咯咯一笑：“别做傻事，好吗？”
我笑了，情绪也上来了。
“我不知道，我见机行事，也许我真应该就这么上场，然后踢他们谁一脚，为上次的事报仇。”
我永远忘不了在对阿根廷的赛前，我们走出更衣室时，全队升起的那种激情和使命感。我看了看迈克尔·欧文，他有一种对比赛纯真的全神贯注的表情；我看了看里奥·费尔南德和索尔·坎贝尔，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