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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曼联队来到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俱乐部锦标赛时，那个笑话应验了。第一次去马拉卡纳体育场，当我们从大巴下来走到大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全身湿透了。
随后，我们走向更衣室，几个队友还在谈论炎热的天气。突然，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我们发现更衣室的正中间挂着？个氧气面罩。每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嘿，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接着，我们出去热身一身子还用得着热吗？当时是中午l
点钟，而且室外温度是100华氏度。俱乐部的服装管理员艾伯特·摩根给我们准备了传统服装，而墨西哥人当时穿着背心在场上慢跑，我们穿着黑色的训练上衣上场，所有的人都冲向了底线附近，那里有看台留下的一小块阴影。艾伯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那场比赛过后，我们惩罚了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巴西度过的13天，我们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世界大赛，看到了很多人，比如科帕巴卡那沙滩上的那群孩子们，我们代表俱乐部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拜访的那些年轻人，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回到家里我很开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了。我电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赛季余下的比赛了。我们不用再挂念英格兰足总杯了。在我们离开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球队赶上我们的积分，所以我们在英超联赛里还是排在第一，我们要夺得联赛冠军，而且我们仍然在欧洲冠军联赛的比赛中有一席之地。回来后的第—场比赛是在主场迎战劲敌阿森纳队，他们差一点让我们大吃一惊，还好最后的比分锁定在了1比1。虽然我们没有获胜，但是我想，他们其实更需要这场比赛的胜利。从此以后，我们好像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很放松，完全享受着足球给我的快乐，我责问自己何必那么在乎其他的事情。前面或许确实有些潜在的灾难等待着我，但是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了。
2月12号是星期六，我们以3比0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但是这似乎并不能让老头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有好心情。我们即将在周末迎来一场同样是重量级的比赛一客场挑战利兹联队。为了照顾像我们这样一周双赛的球员，我们得到了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我回到了伦敦郊外的家，准备在星期三晚上赶回俱乐部参加星期四早上的训练。那一天，布鲁克林好像很不正常。由于是第一个孩子，我们认不清症状，所以只要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十分担心，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当父母。或许现在，如果罗密欧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像以前那么担心了。
星期三晚上7点左右，布鲁克林开始发烧，而且全身无力。我把他抱在我的腿上，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布鲁克林到底怎么了，任何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很害怕。后来医生来了，给布鲁克林做了检查后诊断为肠胃炎，于是我决定当晚留在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开车去队里报到。
布鲁克林显得很烦躁，我不喜欢看到他这样，等着好不容易把他哄睡着了，已经是深夜了。我在他的房间呆了一宿，然后在他的小床边睡了几个小时。星期四早上6点钟，我出发北上回俱乐部，我本打算在车后座多睡一会的，但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布鲁克林。我怎么能扔下病重的儿子和妻子，一个人离开呢？维多利亚认为我应该走，布鲁克林会没事的。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心还在布鲁克林身边，直到我确信他没有什么大碍，我想亲眼看到他病情的好转。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20分钟了，我让司机掉头往回开。
说实话，即使我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我打电话到俱乐部里找史蒂夫·麦克拉伦。这是我9年里的第一次缺席训练，我想只要我解释清楚，他们会理解我的，史蒂夫当时不在，于是我留了言给他：“布鲁克林病得很严重，我现在不来可以吗？我认为我应该留下来陪他。”
没有人回电话给我。
事后证明，我在那句留言里面应该提到我是从伦敦打来的。但是伦敦是曼彻斯特的死对头，我和老头子的紧张关系完全来源于我的家庭生活，所以当时我想，如果我在电话里提到我从伦敦打来，会激怒他的。早上10点钟，布鲁克林醒了，他看起来好多了。一小时后，我又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再次给史蒂夫打电活，这回打通了。那时已经是中午了，队友们的训练已经结束了。我问他我是否应该来卡灵顿自己训练一下，他告诉我说不用了，随后他又补充：“大卫，我必须告诉你，主教练很不高兴。”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当然，当时不太好和史蒂夫说下去。
我想，没关系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我错了。
星期五早上我正准备去训练，这时史蒂夫·麦克拉伦告诉我老板很愤怒，并让我去见他。我想等我训练完再去见他也不迟，于是继续训练。当训练进行到自由时间时，老板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和史蒂夫说了几句话，然后对着我吼道：“贝克汉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突然，我当着全体主力球员的面和曼彻斯特联队的主教练发生了口角，我企图为自己辩解什么，但是老头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再次向我咆哮道：“滚出去和预备队训练吧！”
在那么多队友面前被他如此羞辱，这对我的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尤其在我认为我什么也没做错的情况下，这谁也受不了，于是我拒绝了他。我走出了体育场，来到更衣室换好衣服，走向我的汽车。突然我停住了脚步，我对自己说：“明天有一场重要的比赛不要让事情变得太严重，你是一个职业球员。”
于是我又回到了更衣室，换回运动装在健身房自己练习。大约半小时之后，罗伊·基恩来了。我不知道事情到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于是我问他该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你应该和主教练好好谈谈。”
我相信要是换了罗伊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不该听取他的意见。
我径直走到老头子的办公室，敲门之后走了进去，我领教了我职业生涯里最狠的一次训斥。在他看来，我的观点完全错误了。我针对我的态度向他道歉，但是我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
“不是我不想来这里训练，你也知道，我总是把家庭看得最重的。我的儿子病得很厉害，所以我没有来参加训练。”
老板可不这么认为：“你的责任是来这里踢球，而不是在家里照顾你儿子。”
不要误解我，我明白老头子的意思，也理解他。即使我不同意，但是在这个赛季关键的时候，从整个俱乐部的运作上考虑，他是有道理的。那天真正导致一场大争吵的，是维多利亚星期三晚上在慈善活动上露面的照片，那正是我缺席训练的前一天晚上。到了下午茶时间，布鲁克林表现得很正常，于是维多利亚决定在儿子睡着的时候出去几个小时，履行一个很久以前的承诺。老板却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当你老婆在外面卖弄风骚时，你却在家里看孩子。”“卖弄风骚”这个词和他讥笑的口吻让我失去了理智：“别那样说我的妻子，如果我那么不尊重你的妻子，你会怎么想？”
我确实应该迟些时候再去见他，我预料到他会对我发脾气，但是我没有预料到我也会对他发脾气。他让我不要报名参加对利兹联队的比赛了，也不让我见其他的队员。
我走下楼来，在更衣室里换了衣服，然后离开了训练场。我不敢相信主教练仅仅因为这个就不让我去参加比赛，但是他的确这么做厂。到了晚上，我和大家在一起，知道自己不用抱什么希望了。
夜里，我和其他去参加对利兹比赛的队员一起上了车。第二天早上，主教练在我们住的宾馆里宣布了首发出场名单，我当然不在其中。当我们下楼之后，他又宣布了替补名单，我竟然连替补席都去不厂。后来，新闻终于报道了这件事情，还有那天下午我在看台上看着我们队1比。获胜的照片。回想起来，媒体的作用真是十分巨大，我真怀疑是不是星期五我从训练场走出来的照片和媒体编造的一些故事，是促使老头子做出弃用我的决定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切都会好一些呢？
在对利兹联队的比赛之后，我被国家队征召去参加比赛。当我回到曼联时，我和老板、史蒂夫·麦克拉伦，还有加利·内维尔坐在一起谈了一次话。这次会面没有被媒体报道，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之后，老头子说：“不如大家把这件事忘了吧！让我们回到足球上吧！”
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得到解脱。老板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发生争吵的人，不仅仅因为当他生气的时候很可怕，也不仅仅因为他可能不让我参加比赛。在我的事业上，老头子是为我带来一切的人，如果说曼联队是我的第二个家的话，他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
在我离开父母之后，我就已经把老特拉福德当成了自己的家了。无论老头子怎么对待我，无论我怎么生他的气，我还是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球队能取得好成绩。从我还是少年时，来到老特拉福德之后，无论在球场上还是球场下我都受到了他巨大的影响。也许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使我的情绪非常激动。
那一天下乍，在训练完毕之后，我去了特拉福德购物中心购物。当我刚刚走出中心回到车上时，电话响了。是老板打来的：“你他妈的在哪儿？”
“什么？”
“你他妈的在哪儿？”
“我在我自己的车上呀。”
“别骗我了，你在巴塞罗那，对不对？”
我几乎大声笑了出来：“我的确在我自己的车里，我刚从特拉福德购物中心里出来。”
老头子好像一点也不相信我：“我朋友说刚才在巴塞罗那机场看到你了。”
我能说些什么？我于是把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描述了一下，并告诉了他我的车位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那好。再见！”
我后来才知道，在给我打电话之前5分钟，他先给加利打了个电话，告诉加利他听到的消息，并问加利是否知道我在哪里。经过了那天早上的四人会谈之后，加利放下电话对我说：“大卫，事情都这样了，你千万别在巴塞罗那出现呀！”这种事情实在太怪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和老头子有过这种对话。他几乎认识曼彻斯特所有的入，能了解他球员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别人会不停地向他报告所见所闻，这其中或许有入告诉过他，我刚在巴塞罗那下飞机。问题是无论这些消息是真是假，都会激怒老板，这对故事的主角是绝对不利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非常遵守职业道德的球员，我总是很小心地照顾自己，从不酗酒或彻夜不归。当我回伦敦看望我的家人时，我从不自己开车，都是司机开的。只要星期六有比赛，我最晚也会在星期三晚上驱车回到曼彻斯特。有些谣传说，我每天都要驾车往返于伦敦和曼彻斯特，老头子居然相信了。他很恼怒，因为我知道。他觉得我的私生活严重地影响了最重要的东西一为曼联赢球。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相信我，但是我可以做些事情让一切好起来：那就是踢球。
在繁忙的英超联赛赛程中，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对我们来说是—次中场休息。当我们回到英格兰的时候，觉得自己十分强大。客场对利兹的比赛过后，我又赢回了我的主力位置，而在那之后直到整个赛季结束，我们只平了两场比赛，其余全胜。
最后我们夺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阿森纳队18分，这种差距说明了一切。整个赛季我们只输过三场比赛，没有哪支球队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去巴西意味着我们没有机会卫冕英格兰足总杯了，但是那个赛季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能卫冕欧洲联赛冠军。在欧洲赛场上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在输掉奇怪的比赛和队员普遍发挥不佳的情况下，如何从小组赛里出线。然而一旦进入淘汰赛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杯赛制，对手是世界上最强的几支球队。最后在2000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们被皇家马德里队淘汰了。
第一场在伯纳乌举行的比赛中，我们与皇家马德里队0比0打平了。他们踢得很棒，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取胜。和皇马踢比赛总有机会取胜，只要我们踢得比他们还好。如果能在西班牙争取到一个客场进球，那么一切都将不一样了。我们都非常期待回到老特拉福德的主场比赛，我们坚信能击败他们，球迷们和媒体也这么认为。但是皇马可不这么认为。那时的皇马还没有齐达内，没有菲戈，也没有罗纳尔多，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优秀的队员。老板总是说他认为劳尔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在我们企图击败他们之前先进了一球，我们败了。输给皇马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他们是最后的冠军，而我们则被彻底地击败了，我们本来有机会的，但是没有珍惜。
这场比赛和2003年我们在马德里比赛的上半场有些相似。在老特拉福德比赛的下半场前15分钟，他们好像着了魔一样，每次进攻都能有所建树，而我们却怎么也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我可以清晰地记得他们那时的左中卫阿根廷人雷东多，他以—个不可思议的转身拉球晃过了海产·博格，然后传中，跟上的劳尔轻松推射入网。
完美的过人，完美的传中，完美的进球，一气呵成。上半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失球了，下半时劳尔又梅开二度，就在这场我们不能输的比赛刚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已经0比3落后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开始反攻，我进了一个球，然后斯科尔斯进了一个点球。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我们淘汰了。
我不是住自己脸上贴金，但是我实在为自己的那个进球感到高兴。我摆脱了罗伯特·卡洛斯之后，瞄准了球门的上角射去。我曾经多次和卡洛斯交手，代表曼联对阵皇马，代表英格兰对阵巴西。
每个人都在谈论罗伯特·卡洛斯的进攻有多么犀利，但是那天晚上，他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防守球员。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左后卫。有人说他因为太喜欢助攻而经常在身后留下空当，但是实际上这家伙在落后别人5—10英尺的时候仍然能追上去将球铲断。我总是很喜欢和罗伯特·卡洛斯交手，因为对手不是皇马就是巴西，当我和我的队友和世界上最强的球队交手时，真的很兴奋。
离开欧洲赛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坐在那里表示遗憾。无论我们有多难过，都必须通过再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来证明我们自己。我想曼联队区别于其他球队的最大长处就是我们对失利的态度，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精神。在比赛当中，整支球队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十十么时候失败过，总是保持着必胜的信心。即使我们真的输掉了比赛，不管多重要，所有的队员在一个月之内肯定会恢复过来，把输掉的比赛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像1999—2000赛季那样连续很多场不败，最终夺得联赛冠军，这一点老头子功劳不小。曼联队的教练组成员，包括以前的诺比·斯蒂莱尔斯和埃利克·哈里森，他们也都能激发起球员的斗志。即使在青年联赛和预备队联赛里面，我们也总能通过训练和比赛恢复由失利带来的低落的士气。
这种精神可以称作顽强，正是这种不甘得第二的强烈欲望，使我们取得了1999—2000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在曼联，每个人的血里都流淌着职业精神，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反射着职业精神。我想这种精神，在我们这群90年代在曼联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我、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莱恩·吉格斯和尼基·巴特。罗伊·基恩经常嘲笑我们这群“92班”，但是只要你认真比赛，他就会承认你的重要性。
我们在一起有一种融洽，—种默契，没有人能够摧毁或复制这种融洽和默契。
它是我们这群人一起在曼联那么长的时间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们之间有完全的信任，没有人会脱离这个群体，充其量我们只是让某些人感到失望，但我们绝对不会失和的。
还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足球而生，为了为曼联队效力而生。近两年，尤其是在我们一无所获的2002年，一些无聊的评论家和一些球迷开始呼吁是拆散“92班”的时候了。
显然，现在我不得不离开这个集体。但是对于俱乐部，我觉得它正在冒险，长期以来确保胜利的精神很有可能就要失去了。不是很多俱乐部都有这种精神的，而且这种精神作用是曼联俱乐部从今以后无法用任何东西代替的。
第九章 德国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去吧，尽情享受足球……我们比他们更强大。”
足球是不是—项集体项目似乎并不重要，球踢得不好时，总会有人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拿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经历来说，1998年是我，2002年是戴夫·西曼。
在2000年的欧洲锦标赛中，因为成绩不理想，菲尔·内维尔又成为球队的替罪羊。
对于媒体和一些球迷而言，似乎总该有一位英雄或罪人。
我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权利对英格兰队发表意见，只不过我有时在想：他们是否意识到，对球队的过分挑剔和指指点点，有时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球运动员也可能会对你说，他们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其实，请相信我，受到指责的球员，心里都非常清楚；而且不管装得多么坚强，这些责难总会影响球员的信心和态度。
当然，挑出—人来背黑锅，绝不是仅在国际足球赛场上。在2002年秋季的—段时间里，曼联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对此，球员自己也心知肚明。原固有很多：伤病困扰、球员停赛以及整个球队在信心和注意力上陷入低谷。我自己也有问题，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有人认为，一切似于全是莱恩·吉格斯的错。不过，在更衣室里，不管是球员还是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这样认为。一些老特拉福德球迷的不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