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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来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来不及吱一声，更无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来吧……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