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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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