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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周思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思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思来总理有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4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