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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林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大多数人是因为和遵守基督教训的基督徒的人格有了亲密的接触，发觉他们之间“彼此相爱”以后而起信。在他的书中，他多次举出基督徒感人的故事，而使人跟着他信仰基督，包括他本人在内。这正是圣经里所说的有信心必须有善行。在四福音书里，记载耶稣的教训，在在唤起门徒要以他们的行为来表现他们的爱心。林先生强调这点，乃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有力的警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将上帝的爱心在他的行为上彰显出来，他就不能“得人如得鱼”，即使你会传福音，也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而已！我们基督徒应该时时警惕，在行为上在在留心，给世人树立好榜样，来吸引更多的人归主，将天国建立在人间。
林先生平生的著述很多，但专门讨论他个人信仰宗教所由来的，只有这一本。此次译成中文，我庆幸得以趁先阅读，字里行间，在在与作者智慧的火花与灵性的光辉相接，衷心至感愉快。译笔流利畅达，相信必能拥有广大的读者，与我产生同样悦乐的心情。我这篇简单的序文，只不过希望引起朋友们阅读此书的动机而已。
张序于台北
周联华序
每一个人的灵魂在上帝面前都一样的可爱。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愚夫愚妇，贩夫走卒，或是像林语堂博士一样的才气横溢、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灵魂在上帝面前都一样的可爱。他们都需要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欠缺，只有信赖上帝才能得救；只是富有的人，尊贵的人，有学问的人比较困难罢了，因为他们需要舍弃更多的财富、地位和学问。但是一旦这些人舍弃了一切，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一般人虽然仍是一样，但他们却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林博士者，就能写这样一本《信仰之旅》来说明他信仰之经历。
《信仰之旅》的原名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自小生长在牧师的家庭里，他小时候就读经、祈祷、参加崇拜，就连他在自称是异教徒的一段时期，他仍是以基督徒的原则处世为人。他自称是异教徒，因为他不想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字没有记录在任何一个教会的教友名册上。他不甘心接受“装在箱子里”的信仰，当他抛弃“箱子”的时候，连“信仰”也一起抛弃了。然而他的基本人生观仍是基督徒的，也许他像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一样，是一位“存在的”基督徒。
以林博士的真诚、反叛、不愿人云亦云，做一个应声虫，他要自己寻找探讨是必然的途径。他不肯做一盆在暖房里生长的鲜艳花朵，他宁愿在狂风暴雨中遭到打击，然而靠着挣扎和奋斗，仍然能开花结果。也许有人说：“当基督徒就当基督徒好了，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绕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再回到信仰的起点，来信靠上帝？”以林博士来论，这个圈子是非绕不可的，绕了这个圈子使他更坚强、更确实，使他成为识途的老马，能够告诉许多寻求信仰真谛的旅伴，“我们要往那里去？”“这条航程怎么走法？”他终于抵达了彼岸。
在本书的绪言中，林博士说他的著作“并非为那些没有时间谈及宗教，且永不会加入寻求队伍的人而写”，“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晓得，那些自觉已有可靠的拯救，那些永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他是为了在航线中的旅客，希望注视船上的测程仪，也知道这艘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的人而写。但是当我读完本书的时候，也觉得是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传道的人之宣判。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必要的教条、礼仪加在信仰里面，使人看不见信仰的核心。
当然我们可以问：有没有不加包装的货品？有没有不穿衣服的人？每一次到书店去买书，找到一本喜欢的书，没有一个店员不帮你把书包起来的。我不喜欢包装，因为我走出书店的大门，已经在翻阅第一页了。但是店员拿一张纸把书包起来，套上一根橡皮圈是事实。林博士不喜欢穿晚礼服，他喜欢长袍布鞋，简简单单的衣着，但是他毕竟还穿了一件长袍，着了一双布鞋，衣着不仅是御寒，多多少少是在某一个文化背景中的一些最低的要求。信仰的外面总有些包装，总套上一件衣服，但是怎样使包装和衣服做到最简单的程度，不伤害信仰的本质，那才是重要的课题。尤其今天有那么许多人愿意为耶稣作见证人，也愿意在知识群中工作，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包装”和“衣着”。林博士为我们提出了最有力的警告。
也许有人读完了本书会问：“我为什么没有经历过这条航程呢？”《信仰之旅》是林语堂博士的旅程，你当然有你自己的信仰之旅。你的信仰之旅和他的《信仰之旅》一样的宝贵，只是你我写不出一本洋洋大观的著作罢了。
在《信仰之旅》中好像只是林博士一个人在寻找探索。实际上，他并不那么孤单，还有另一艘船在他的面前行驶，那是他的家庭信仰。他更有另一艘船一直在他的边上行驶，那就是他的夫人，她常常独自在床上读圣经、祈祷，使他十分羡慕这样敬虔的生活。当然还有冥冥之中的圣灵在暗暗地带领。终于让他最后又获得了信仰。我希望最后对读者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认为林博士的著作是“包装”。
绪言
这本书是一个人探索宗教时经验的纪录。记载他在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它哲学及宗教的磋磨，以及他对过去圣哲所言、所教最珍贵宝藏的探索。当然，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而我希望能把它写得明简。我确信在这种对最高贵真理的探索，每一个人都必须遵由他自己的途径，而这些途径是人各不同的。哥伦布曾否在美洲登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哥伦布会去探索，且有过探险旅程中一切的兴奋、焦虑和欢喜。如果麦哲伦选取一条更长、更迂回的不同路线来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各人必然有各人不同的路。我清楚知道，今日到印度去，搭乘喷射飞机是简单得多的方法；你可以快一点到达。但我怀疑如果你搭乘喷射机到达得救，更迅速、更正确地认识上帝，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有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找到这位基督教的上帝，而且像亚伯拉罕之妻一样，把这位上帝携带到他们所去的一切地方，最后他们进入坟墓时，这一位神也和他们同在一起。宗教有时成为太舒服了，而且已近乎自满自足。这一类的宗教，好像一具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且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鲁的美式英文中，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我相信许多教会都宁愿把宗教放入手提箱里出卖。那箱子是紧密的，这样，推着它周游各地便方便得多。这是一种获得宗教的舒服而容易的方法。
但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它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生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因为宗教是一株最好在田野中生长的花，那些在盆中或温室里生长的，容易变色或变得脆弱。
因此这必然是一个个人经验的故事，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必然要以个人的探讨、以个人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这本书并非自传，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必须提及某些个人的环境及背景，使这个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它绝非一次平易无奇的发现之旅，而是一次灵性上充满震惊与遇险的旅程。这其中常有些类似雅各布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对真理的寻求很少是一种愉快的航行；常有类似使哥伦布船上水手们震恐的风暴、船难及令人困惑的罗盘偏差；常有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回航的威胁。我曾航过可咒诅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涡流。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我这本书并非为那些没有时间谈及宗教、且永不会加入寻求队伍的人而写，因为这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晓得、那些自觉已有可靠的拯救、那些永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我和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们不起共鸣，我只是对那些问及：“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那里去？”的人说话。在每一条航线上，都有些旅客，为求心安，认为有必要先看看船上的测程仪，并找出他们的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我是对这类的人说话。
近代世界及当代历史的发展，对于我好像是不知往何处去的冒险，当我们愿意问及：“我们现在是到何处去”，乃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受到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完全自动地航行。我还想象到在这艘鬼船上面，有时乘客之间发生大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正向着那裹驶去，因为它显然是无人驾驶。有人意图发表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的意见，而有些富于想象力的人则开始主张这艘船可能是自有的，由于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造成了。在这热烈的争辩中，我可以发现一种挫折、困惑及不满之感，于是有人喊：“我并不要到别处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证明这艘船是没人驾驶而自动的，那些富于臆测力的人便发表意见说那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臆测，给此学说的拥护者以理性上十分约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臆测的飞翔中，看见这种事物偶然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洞的幸而相配，那些主轴及主要推进器之洞的直径的全等）概念的庄严和伟大，他们相信那些心智较为渺小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但船上大多数水手及乘客的心里却被另一个较为实际的问题所占据：他们是从何处来？而最后将在何处登陆？
我并非为取悦任何人而写，反而可能使某些人不快，因为我所说的是直接来自个人的观点。在宗教的信徒中，容忍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一切宗教差不多都是如此，而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僵硬，放入箱里，且放上防腐剂，它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在这件关于宗教的事情上，每一个人都似乎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因此我越老，我越容易怀疑我自己对别人的批评。”真的，有许多人，以及各种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他们有异见，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词中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唯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则永远没有错。虽然许许多多个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是差不多和他所属的教派一样高，但很少有人会这般自然地像某一法国妇人在和她姐妹的小争论中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未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这种对于我们个人得救的焦虑，是完全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中，人们却容易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而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多于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教条。这种过度的保护及信仰的负担，可能压扁了许多青年人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父亲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们是住在南中国海边的漳州。有一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例行回到城里两次。当时我父亲是十二、三岁左右。我的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基督教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常常去贩卖甜食，下雨天就改卖油炸豆。漳州的居民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那些豆被炸脆之后，味道有点像美国的爆玉米。他是一个好担夫，遵从我祖母的吩咐去抬这些行李，那个牧师的太太和他同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担在他肩上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有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但那妇人再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还加上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对我的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一点点东西你不在乎，我知道你一定能担得起。”其实她并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从漳州和她的住所之间担来担去的。我仍记得看过父亲肩头的疤痕，当然它并非单是因为这些行程；但我曾常常想及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非必要而可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种不同宗教的祭司们喜欢加在青年人肩上的信仰的重担，且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信，你将发现它是真的。”有时那些青年人的肩头会长出脓包。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我生于十九世纪之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是中国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之年，条约规定割让台湾且承认朝鲜独立，也是甲午役中国败于日本的后一年。中国在日本手上受到压倒性的失败，是因为满洲帝国的寡后把准备建设近代海军的钱，移去做现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宫的建筑费。旧的夏宫已在一八六○年为英法联军劫掠及焚毁，而这个无知又顽固的妇人和她的排外情绪，助成数年后拳匪之乱的突发。我记得听父亲说过关于拳匪之乱时那个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当时我是五岁。查考年鉴，我发现订立马关条约那一年，同时也是德国物理学家栾琴发现X光的那一年。
我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会的屋顶滑下来。那间教会只有一个房子，而紧接着它，是一座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人可以透过教堂后面一个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的本身。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椼桷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空间，一个孩子可从这方面的屋顶爬上去，挤过那个狭窄的空间，而从另一方面滑下来。我记得我以一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子惊异于上帝的无所不在。它令我困惑，因而想到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头上几寸。我也记得曾因日常谢饭的观念而自辩，所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一切生活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中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童年是惊奇的时代，而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我就发见许多值得惊异的东西。在我的前面是南山的十个峰，而后面是另一个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环绕着高山，当地人称它是一个“湖”。由此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在那个时候，帆船的行程约需三天。乖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久印在我心头灵性上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在南方，从我们乡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裸露的黄土冈。但我们深入内陆，因此到了离我们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无法走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小的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举起来渡过那些急湍，船夫们把裤子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托在他们的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这般接近高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那些高山是接近上帝的伟大。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藐视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虚伪而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已成为我及我宗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产生内在的力量与独立之感，这些，没有人可从我身上拿走。这山还给那句圣经上的话带来真实感：“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若未能领略到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去家中的井里汲水。学习汲水的技巧是很有趣的。当吊桶到达井底时摇动它，这样它便会翻转来装满了水。我们不知道有小机器，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这样的灯，同时还有几盏点花生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岁左右才和我们的生活有关。我母亲常用一种大豆残渣做成的“豆饼”；它只有一点点的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是像一根方木条，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点，在洗濯的时候，才不至于太快用完。
我父亲是那时候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近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味。我的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为她的孩子们的爱慕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我们弟兄及姐妹们常合谋对我们的母亲作善意的戏弄。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来告诉她。她愿意听，但有点不大相信，直至我们爆发笑声时，她的面孔折皱起来，她会说：“你们在愚弄你们愚蠢的老母亲。”她为扶植那些孩子，曾忍受过许多劳苦，但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已把烹饪、洗涤等家庭杂务拿过来做。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作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成。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但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我的父亲是不从习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其它的孩子们梳辫子，而是留着一种僮仆式的短发；我的姐姐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他有时会凭一时的冲动，走到河岸近着桥头的地方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会聚集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