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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觉地选择了这条宁死不出卖灵魂的道路，你呢？刚才不也是自己坚决拒绝签字的么？不是从一被俘就自愿选择了这条艰险的路么？你可决不能受点皮肉之苦就动摇了啊！大不了就是永远离开这个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你最好现在就在心里做好跟妈妈永远告别的准备吧，做好永别的准备就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我的泪水又涌出来，但惊恐的心却逐渐安定了下来…“
牢门的锁又响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我对自己怎么这样软弱真气坏了，狠命地在大腿上掐了一把。
牢门打开，这回不是那头凶狠的人狼，而是那位棕色皮肤的看守长。从他阶徽上我看出他是个中尉，我向后缩了一下，做好了挨打的精神准备，他厌恶地看了看吐得一地的血水脏物，看了看我身上污迹说：“张，出来清洗一下吧！”听口气是真让我去洗。我站起来随他走出去。牢门外还有一位在监狱服刑的朝鲜难友，提着水桶和帚布等着打扫我的牢房。
出门后，中尉看守长叫一个上士看守领我去洗澡。那位上士拿着一身衣服领我进入大门旁的一个小空房间。
我没有找到淋浴装置，正怀疑着，他叫我脱光衣服。我以为他会给我扛热水来，便转过身对着墙，刚脱下衣裤，突然一股冰冷的冲力极大的水柱把我冲击得一下子贴在石头墙上。开始，我感到剧痛，但很快就麻木了。接着冰得我全身颤抖起来，我只得用手臂护着头来回侧身抵挡这股水流的鞭打。
我听见一阵狂笑，使我气愤极了，但强大的水柱不允许我张口。我被冲得倒在地上打滚。过了好一阵，狂笑停止了，水流停止了，我渐渐缓过气来。睁开眼，见那个上士正一面把一个消防水龙头挂上墙，一面叫我站起来。我艰难地爬起来，上士把那身囚衣扔在我身上，转身出门了。
我手脚发僵，咬紧牙关使劲穿好衣服。他进来叫我回牢房，在关上牢门时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淋浴，不是么？”对我怪笑了一下，走了。
我坐靠在那里，先是全身发冷，怎么也控制不住牙齿的咯咯碰撞，然后是发烧，觉得皮肤像着了火似的。好久好久才缓过劲来。我闭着眼，任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开铁栅栏门的声音，我一下坐直了身子握紧了拳头，横下一条心：“来吧，看你们还有什么整人的花招！”我高兴这次心里不再发怵了。
我的牢房门响了两下拍门声，窗口里出现的却是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的脸。他可能知道了我受到虐待，充满同情地看着我，然后将饭菜从窗口送进来。我发现那碗饭比上午的多了一半，心里发热了，他可能是省下自己的定量来慰问我的。
这天晚上，我不断被恶梦困扰，到处是大火追着我，我被火烤着往一个深渊跳下去，水冷极了，我想游起来，手脚却僵直不听使唤，沉下去了……
到早晨又叫我们出去“放风”时，我才醒来，感到头炸裂似的痛，周身发冷。
这次来叫我出去的是位年轻黑人看守，当他听我说我感冒了，他触了下我的额头，便转身出去，把看守长请来。看守长也试了一下我的额头，回身对他说：“让这个中国人歇着吧！”
过了一会儿，那位中士端来一杯热水和一包“APC”，从窗口递给我，看着我又摇了摇头说：“你躺下吧！不要紧！我去对上面的卫兵讲一下！”
服了药片躺下，我不久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这次重感冒延续了三天，那位年轻的黑人士兵来过好几次，送水、送药，对我表示的同情也只是摇摇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眼里闪着忧虑的光。我不禁想起马克吐温那部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的主人公来。在美国黑人中，善良的受苦人不少啊！
第四天早上放风时，老孙、黎子颖一见到我，立即站到我身边来，一面跑步，一面小声急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简要地谈了这几天的遭遇，为了不让他们难过，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遭受的那些折磨。
他们放心了，要我继续提高警惕，好好养病，并告诉我柳一同志已放回“602”去了，估计是因为他们只把他当作随行人员，就未定为“战犯”。
这天上午刚吃过饭，那位小白脸美军少尉又来了。他在牢门口奸笑着说：“张，现在考虑好了吧！愿意签字么？”
我立起身，两腿牢牢地站稳后说：“请给我纸笔！我要向波特纳写封抗议书！”
他脸色沉下来，眼睛又露出凶光，一步步朝我走过来。我也做好了准备，站在那里看着他。
我们对视着，他后退了一步，出手了。第一拳仍然是朝我腹部击去，我往下蹲了一下这拳击在了胸膛骨上，我下意识地用双手去阻挡。他抓住我双手向墙板上压去，然后用膝盖朝我下身猛然一击，我只觉一股钻心的痛楚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这条人面狼已经离去。虽然我的下身、胸骨比上次挨打还要痛些，但我的情绪却平静多了，甚至还有点高兴，高兴我的精神总算坚强了些。
为了减轻痛感，我便努力去想他们的杜德将军被我们抓住时叫喊挣扎的狼狈样子和在批判会上汗流浃背的苦相，回忆杜德、柯尔逊、波特纳等几位美国将军相继在文件上签名时的窘迫样子。想起这些，觉得很解气，痛感也减轻了许多。尽管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这个办法还是缓解了不少肉体上的痛苦。
那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砸在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惊醒了。我睁开眼，只见头顶上蹲着个卫兵，正朝下看着我。在灯影下，我看不清他的脸，连忙坐起来，身上那个东西掉在地板上。我拾起看，便睁大了眼睛，原来是一块巧克力！
我朝上看那卫兵，他正向我招手要我站起来。我站起身离他很近时才看清了他就是那位给我送药送水的黑人中士。
他伸头往厅内办公桌那边看了看，回头对我悄悄地说：“值班看守睡着了。今晚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值勤站岗，明天我就在朝鲜满一年，该回去了。我来送你块巧克力。你病全好了么？”
我直点头，轻声说：“谢谢你，但你让我太吃惊了！”
“我佩服你们中国人，我喜欢中国！”
“你怎么会了解中国？”
“我的邻居就是从中国移民来的，他常给我讲你的国家。他对我很好，从很小起就常给我吃糖块。”
“你是哪里人？怎么当上兵了？”
“我是内华达州人，中学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就出来当兵了。”
他忽然又问我：“张，你不想抽支烟？”
“在这里行吗？”
“行，你抽时把吐出的烟赶散开，我替你看着！”说完他捂住手点燃一支烟通过铁丝网递给我。
在我一生中这又是一次关于抽烟的难忘经历！在那个冷酷的监狱里，在受到美国军官的严重侮辱后，却能得到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冒着危险给我的一支烟！现在我的这位黑人朋友在哪里呢？你一定也没有忘记35年前的这一幕吧！你不知道当年你那支不值一分美金的烟曾在我心中产生了多么大的温暖！你现在一定是一个美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吧！多么遗憾连你的名字也忘了问！现在，让我在这里，在我自己的祖国，在首都北京向你衷心地问好！今天，中美人民友好之林已经很茂盛了，其中就有我们当年播下的那颗种子！
又过了一天，我决定采取主动。在放风后，我向看守长要求给我纸笔：“我要给波特纳将军写封信！”
看守长似乎很理解我的要求，没说什么就从抽屉里取出纸笔给了我。我表示了感谢，就拿着它们回到了牢房。
我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中朝战俘谈判代表们所受的虐待和我自己被强迫要在什么《悔过书》上签字与那位白脸少尉对一个数千名中国战俘的代表所施加的无耻的人身侮辱与摧残，并写道：“对此我提出强烈抗议！所有的事实您是完全清楚的，代表团并未给杜德将军任何人身侮辱和折磨以迫使他在《认罪书》上签字。我们是无罪的，把我们判定为战犯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坚决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代表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所代表的各自的战俘营中去！”
最后，经过我反复思考还是写上了一句使我后来一直十分懊悔的话：“如果我们能获得无罪释放，回到602后，我们愿意服从美军当局的合理管理。”
我懊悔的是虽然我说的是“服从合理管理”，但美方总是认为他们对战俘的非人道管理是“合理的管理”，这样写不仅容易被他们钻空子，更糟的是这句话里听起来有服软的成份，有损我们的尊严！
当时我只是想：“先争取被放回去再说，回去后我怎么干你们就管不着了”，认为是一种斗争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波特纳并不，他没有被麻痹而“放虎归山”。
但是这封抗议信却使看守长对我有了较深的印象。另外，那个白脸少尉也竟然没有再来加倍折磨我，虽然我对此做好了充分精神准备。
看守长与囚犯
我请看守长转信之后不几天的一个深夜，他值夜班，竟把我叫了出去。我迷迷糊糊地跟了出来。他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听罐头和一瓶威士忌酒，还有两个听装啤酒。罐头已经打开，里面插上了叉子。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站在桌前没有说话。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坐下吧！张，今晚没事，找你来谈烫天！”
我只好坐下来。他把一个罐头、一筒啤酒推到我面前用手势让我自己吃，我欠了欠身表示感谢。
他打开啤酒一仰脖喝了好几口，用手抹抹嘴说：“张，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回答：“父母兄妹。”
“你没有结婚么？”
“没有！”
“有心上人么？”
“有了，但…”
他掏出一个皮夹，拿出两张相片给我看，一张是他和一个相当摩登的女人站在一辆很漂亮的小轿车前，背景是一座非常华丽的别墅；另一张是他和一个肤色发黄的老女人互相扶着肩在一个小套间里照的。
我拿着后一张问：“这是你的老母亲吧？”
他点了点头说：“60多岁了，受了一辈子苦，最近来信说病在家里没人管！”
我指着另一张相片问：“那么，这位漂亮夫人，这是您妻子吧！她不住家里？”
他把相片取回去看了半天，先对着威士忌瓶了喝了大口，说：“这世界上的女人都是见利忘义的东西！她跟一个洛杉矾的富翁跑了！”
“那么，这汽车、这别墅她都不要了！”
“嘿，张，我如果有这么贵重的汽车和别墅，她就永远属于我了。这是我离开美国来朝鲜之前，站在别人的房前和车前照的相。它只是用来装门面的！”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同情，安慰他说：“等战争一结束，您回国一定能重新找一个忠实的伴侣。那时候，您的积蓄会使你不那么困难了。”
他往后一靠说：“张，你以为我这个中尉的月薪可以买座金山吧？我当了十多年兵，差点把命赔上，也没买上一座别墅！”我哑口了。
他停了一会儿说：“不谈这些丧气的事了！你吃肉吧，喝酒吧，这是我真正请你的！”
我动了动身子，还是没有动手。
他替我把啤酒罐打开说：“在这一时刻，我们不是看守长和犯人的关系，我把你看成朋友，你别有顾虑！”我只好喝了口啤酒。
他把罐头推得距我更近一点，说：“吃吧，别看现在你落难，战争结束后你回中国比我有出息。我看出来你文化高，本事大。我还敬重你有骨气，那么整你，你并没有屈服！我看得起勇敢的军人！”说完他拿起啤酒罐说：“来，干了它！”
我看着他那微醉的诚恳的脸色，喝干了那小罐啤酒，感到有些头晕。
他见我不肯动肉罐头，就从抽屉里取出张干净纸，把里面的士豆肉取出来包在纸里说：“你带回去吃了，明天放风时把纸丢了就行了。”说完硬塞在我手里。
他领着我回了牢房，又轻轻地上了锁关好小铁门。
回到牢房，我慢慢地把那包食物吃了下去，把纸捏成团塞在裤袋里。我听着外面看守长还在独自喝着威士忌，深深感到在他的内心并不比我们这些“犯人”更光明！
？狱中绝食纪念“七·一”
日子在极其单调苦闷的心境中一天天熬过去，眼看7月1日党的生日快到了。
6月30日早上放风时，我和老孙、黎子颖跑在一起，我建议明天绝食一天，并由我今天向波特纳提出书面抗议：抗议美方不遵守双方协议，扣押代表入狱，要求立即将我们中国代表释放回“602”去！我们为此绝食一天。
我说：“这也向敌人表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对自己党的感情。”
他们赞许地点了头，黎子颖还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使我很受鼓舞。
回来后我又请看守长给我纸笔，他笑了笑拉开抽屉，取出来给了我。我回牢房趴在地板上写完“抗议信”并请看守长代为转交。他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三人拒绝进食。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奇怪地看着我。我用不熟练的朝语告诉他：“我们党的生日是今天，我们对她想念！”
他悄悄地翘起大拇指说：“中国共产党万岁！”
下午，布鲁克斯上尉和一个手里端着盘子穿白大褂的美军来到我的牢房。我自从在前方战俘收容站见他一次后再也未和他见面，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他进来后上下打量着我说：“张，你瘦多了！你不听我的劝告，落得如此下场，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说：“承蒙您来看我，谢谢！我并不后悔没有到你们第八军去当平民翻译！”
“你又不是共产党，跟着他们胡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太单纯了！”
“我本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你们却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相信马列主义的人，这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劳哩！”
他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的胃里沸腾起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美军端的盘子，那里用纱布盖着的真是注射器。
我正色道：“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诉你！”
他狠狠地看着我，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临走，他从窗口对我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凑空问老孙：“布鲁克斯去见你没有，给你打了针没有？”
老孙说：“那个上尉就是布鲁克斯？打什么针？他进来看了看，话都未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是来查房的呢！”
我便把他在我牢房的情况汇报了。老孙说：“你做得好，你在斗争中越来越成熟了！”
人的一生受到真正值得记住的表扬不会太多吧。但是“成熟了”这个表扬却给了我多么大的激励啊！
上午进餐时，我们3个中国人都在碗底发现了一个肉团子。这是监狱伙房朝鲜战友们冒着危险拿狱中美军的供应慰劳我们的。这使我十分激动，朝鲜战友们和我们心相连啊！我的这些朝鲜战友肯定也不会忘了35年前的那个7月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纪念性绝食，他们都这么慰问过我们。如今，他们也老了吧！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打听到，再见到他们呢！
第十三章 在朝鲜蹲美国监狱（下）
囹圄中的反思
在这个监狱里，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个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任生命无声地流逝。这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更加难以忍受。所幸的是敌人虽能囚禁我的躯体，却无法囚禁我的思维。我大半时间是靠板墙坐着，抱着双腿，低头闭眼，轻轻摇晃，让记忆把我带往童年、故乡，带到外面那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去。
虽然我对自己幼年毫无记忆，我也能根据父母告诉过我的情况再次去想象：想象1929年7月23日我在上海四川北路那个四川饭馆的里屋呱呱落地；想象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毕业后失业，到上海开饭馆，满头大汗地在充满油烟的灶间给顾客炒回锅肉的样子；想象母亲为了继续她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学习而不得不离开我去上学，回来却发现我爬在床上抓自己的粪便吃，心痛得抱着我大哭的样子；想象“一·二八”事变后父母带着三岁的我绕道厦门、广州、武汉回老家四川广安县代市镇时的仆仆风尘……
从那以后，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童年的嘻戏欢笑，祖父母对自己的钟爱；在祖父那幢兼营造纸和卖纸张文具的小作坊里和哥哥们捉迷藏；清明时节全家下乡去祭扫那么多的祖坟时，我们张家众多的小孩子在竹林和松树、青杠树林子里奔跑着“打仗”；在乡下那铺满月光的石坝子里玩老鹰抓小鸡……
我闭上眼，生怕这么令人愉快的回忆飞去：在代市镇小学那用庙宇改成的阴暗的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我和同学们趴在草地上支着下颏出神地听国文教师给我们讲《木偶奇遇记》；在远足旅行中，我们在石岩下躲雨时自然课老师给我们描述将来人类怎样用电光来轰散乌云，赶走我们四川那没完没了的雨水了；在旧风琴伴奏下，音乐老师在教我们唱儿歌：
“蝴蝶姑娘我爱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啊！我的亲爱的启蒙老师们，是你们给了我文明、智慧和理想！你们在哪里？我的泪水洒满了衣襟！
回忆飞到了抗日战争：镇子上来了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对着我们这批穿草鞋的小朋友们唱：“打回老家去！”我们陪着他们哭，参加他们为庆祝台儿庄胜利举行绕镇子一周的“提灯大游行”。
音乐老师开始教我们唱《中国不会亡》—“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我止不住轻声地哼起这支记忆深处的歌子来。
有时，饭送来了，我的回忆暂时中断，但吃完饭，那种噬心的孤独感又迫使我尽快钻进回忆里去：武汉失守了，大人们的情绪十分低沉，我看见几个教师在宿舍里流着泪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