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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菴，括苍人。考《黄溍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於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
△《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著录。履祥籍隶兰溪，於王柏为同郡，故受业於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於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著於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於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
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
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於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
於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於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於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於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
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
△《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因撰。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传。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於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后并已阙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阙病也。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於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
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
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
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溍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
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於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於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四书通》·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是编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皆阐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相戾者。因重为刊削，附以己说，以成此书。凡朱子以前之说，嫌於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大抵合於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於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然观其《凡例》，於“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於“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后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间有所注，亦不甚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四书通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后，故名曰《四书通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缑山名瑛，金人。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
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
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钤煌保搿吨芾瘛繁疚男∫臁８撬未洹耙蟆保矢摹耙蟆蔽爸凇薄Ｄ说吨芾瘛缝断拢槐嫫浜我圆煌＝圆幻庥兴鼗ぁ２恢熳又г诿魇サ乐第洌滩槐匚湟病！睹献印贰坝氤蜒粽剑銎淦咭亍币惶酰嬷形健啊妒芳恰纷靼艘兀聪晔胧恰保恢韭碚辍妒芳撬饕访髯ⅰ妒芳恰饭疟咀髌咭亍Ｊ侵熳映破咭啬司莨疟荆敲蟆４嬷谐忠刹痪觯嗍ъ犊己恕Ｓ秩纭叭谩币段庠酱呵铩罚杭霸铀怠６独肥旅慷嘀谜范锻罚喾歉局АＨ淮蟾裴缫昝鳎度巳讼岸敛徊煺撸灰痪弑瓿龃Γ墒〖煸闹常堆д咭嗖晃薏挂印�
△《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独立武《序》作“隽翁”，盖传写字异也。其仕履无可考。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於乡矣。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后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於前，列答於后。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詹道传撰。道传，临川人。其始末未详。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其所援引，亦间有牴牾。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
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於《尔雅·释器》。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
又此书於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於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
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朱公迁撰。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於末业，乃列之於“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踳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
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徵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玑，温州平阳人。据所作《管窥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编见於《秘阁书目》者五册。
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於下。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凡三十年而后成。於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夥。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牴牾。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夫载宝而朝，论南宫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异，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璿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而因但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别白。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
△《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号讷菴，馀姚人。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骥《跋》称讷菴先师用功於《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帧？鳌Ｈ辉蛐潜救ⅰ端氖椤罚飨瓤洹洞笱А罚毙洹吨杏埂罚队铩贰ⅰ睹稀吩蛞沿�
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复不苟。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颒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盖犹能自抒心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