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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黄盖当面顶撞周瑜是假，而蔡中、蔡和却相信周瑜发怒是真。黄盖献苦肉之计，若非出于黄盖自愿，周瑜岂能使黄盖行此计？周瑜本欲行苦肉之计，苦于未得其人，唯有黄盖能舍身许国，因而周瑜的苦肉计方能付诸实现。与其说这里显示的是周瑜的智谋，倒不如说显示的是黄盖的赤胆忠心。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曾有下面一段议论：吾尝观黄盖苦肉之计，而叹其计之行，亦有天意焉！盖此计之可虑者有三：使黄盖受杖太毒而至于死，虽捐躯而无补于国事，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一可虑也。使众将不知，有愤激而生变者，则弄假成真，未图彼军，而先致我军之叛，二可虑也。又使曹操惩于蒋干之被欺，拒盖之降而不纳，则黄盖徒然受刑，周瑜枉自妆乔，适为曹操所笑，三可虑也。乃黄盖不死，诸将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此成功，岂非天哉！（《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
阚泽献诈降书可说是最精彩的一幕戏。欺一般人容易，要欺奸雄却难。黄盖受杖刑，可以不死于杖刑，而阚泽献诈降书，就有可能死于诈降。而阚泽最终不仅不死，反而获得成功，就在于他掌握了说奸雄的谋略。说奸雄之法，当用激将反说而不用卑辞顺说。曹操熟读兵书，深谙智谋权术，并常常以此自负。阚泽了解曹操的这一特点，所以当曹操说识破他行诈降计时，他置生死于度外，镇定自若，当众嘲笑曹操无待贤之道，且料事不明，损伤曹操的自尊心，使他一步步落入阚泽的圈套。若曹操不知是苦肉计而欺骗他，这并不难，在曹操已经知道是苦肉计的情况下，再让他相信不是苦肉计，这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曹操的奸，更显出阚泽的巧。周瑜和黄盖的苦肉计虽然巧，假如没有阚泽的巧和大智大勇，再巧的计也是枉然。 所以有了巧计，还得有行巧计之人。
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晋国联合秦国进攻郑国，很快就包围了郑国的国都。郑文公急得手足无措。大夫叔詹对郑文公说：“秦晋合兵，其势甚锐，若与之硬拼，必败无疑。只要得一舌辩之士，以厉害说动秦公，使之退兵。秦军一退，晋国势单力孤，就不足畏了。”郑文公问群臣：“谁可担当此任？”大夫佚之狐上前说：“臣愿推荐一人。此人姓烛名武，已年过七十，三代任为圉正，一直未得升迁。此人舌辩过人，望主公优礼相加，派其为使者，必能说动秦公。”郑文公遂召烛武入朝，封其为亚卿。烛武当夜受命而出，命壮士用绳索将其从城墙上吊下东门，径直向秦军营寨而去。秦军士兵把他拦在寨门外，根本不让他进去。于是烛武就在秦军寨外放声大哭，吵得秦军不得安宁。军士只得把他带进去见秦穆公。秦穆公问：“你是何人？”烛武回答道：“老臣乃郑国大夫烛武。”穆公问：“你为何在我寨外大哭？”烛武说：“我为郑国将要灭亡而哭。”穆公说：“郑国将要灭亡，你为何在我的寨外号哭？”烛武说：“老臣哭郑，同时也哭秦。郑亡不足惜，唯独可惜秦国的灭亡。”秦穆公一听此话，不觉大怒，呵斥道：“秦国有何可惜？你若说不出道理来，我立刻就把你斩了。”烛武面无惧色，说道：“秦晋合兵攻打郑国，郑国不敌二国，其灭亡自不待言。如果郑国灭亡而有益于秦国，老臣又何敢言？依老臣之见，郑国灭亡不仅无益于秦国，而且大有损于秦国，君为何劳军费财，甘愿为别人所驱使？”烛武的这一番话，使秦穆公大感疑惑，态度也变得宽和了，急切地说：“愿闻其详。”烛武见秦穆公已有所心动，便接着说道：“郑国在晋国的东边，秦国在晋国的西边，秦国与郑国相距千里之远，中间隔着晋国，秦国的南边又是东周，请问秦国能越过周、晋而拥有郑国吗？郑国虽然灭亡，土地皆为晋国所有，秦国能得到一尺土地吗？秦晋两国，比邻而立，势不相下，晋国日益强大，则秦国日益弱小，秦国竟然甘心为晋国兼并土地而削弱自己，稍有头脑的人都绝不会出此下策。晋惠公曾答应将河西五城给秦国，不久就反悔了，这是君所知道的。秦国对晋国累世有恩，但是曾见晋国有分毫回报于秦国吗？至晋文公复国以来，大肆扩充军队，以对外兼并为基本国策，现在拓地于东，灭亡郑国，他日必想拓地于西，祸患就将及于秦国了。君不会不知道晋国借虞国之道以灭虢国之事吧？虞君不智，贪得小利，助晋自灭，君岂不以此为鉴哉！以君之贤明智慧，竟然甘心堕入晋国的权谋，此臣所谓‘无益而有损’，所以为秦痛哭者也。”秦穆公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称秦穆公像是，最后不禁悚然动色，由衷地说道：“大夫之言是也。”烛武见秦穆公已被说服，就进一步说道：“君若肯宽缓对郑国的包围，吾君愿与君订立盟誓，归顺秦国。君如在东方有事，郑国愿竭诚相助，行李往来，皆取给于郑国，郑国犹如秦国的外府，君以为如何？”秦穆公听了，心中大喜，遂与郑国订立盟约，秘密撤兵而回。
烛武之所以游说成功，首先就在于他以号哭秦军这一奇特的举动引起秦穆公的注意和好奇。这是烛武游说的先决条件。然后他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对秦国“无益而有损”的原因：第一，郑国距秦国遥远，中间隔着晋国，灭掉郑国只对晋国有利；第二，秦、晋两国比邻而立，此强则彼弱，秦助晋灭郑，无异于为人兼地而削弱自己；第三，晋国以对外兼并为基本国策，今日向东边拓地，难免他日向西边拓地，祸患将及于秦国；第四，晋国借道灭虢的史鉴不远。这四条理由无不立足于秦、晋的双边关系，说明秦国出兵助晋伐郑是严重的失误，合乎情理，故能深深地打动秦穆公。最后烛武又提出郑国愿意与秦国结盟，使秦国得到实际好处，秦穆公更是喜出望外。烛武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秦国撤军，从而使郑国免于亡国之祸。
子贡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孔子曾把他比喻为瑚琏。瑚琏者，宗庙之贵器也。当时，齐国权臣田常欲作乱，但又畏惮高、国、鲍、晏等大臣，于是劝齐君兴兵伐鲁，企图削弱诸臣。孔子得知消息以后，便对弟子们说：“鲁国乃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你们为何不出？”子路、子张、子石等请行，孔子皆不准。子贡请行，孔子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子贡来到齐国，对田常说：“君兴兵伐鲁不好。鲁是难伐之国，其城墙薄而低矮，其土地狭而浅薄，其君主愚蠢而不仁，其大臣虚伪而无用，其人民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与之交战。君不如伐吴。吴国城高而厚，地广而深，兵甲坚而新，将士精悍，武器装备精良。这是最适宜讨伐的国家。”田常一听，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先生之所难，乃人之所易；先生之所易，乃人之所难。先生如此教我，却是为何？”子贡回答道：“我听说，忧在内者攻强敌，忧在外者攻弱敌。现今君之忧乃在国内。我听说君曾三次欲加封而不获成功，就是因为有大臣不赞同。齐国若伐鲁获胜，则齐国疆域扩大，国君威望大增，大臣地位更加巩固，而君却无功可言，国君就会日渐疏远你，君若欲成就大事，就难上加难了。更有甚者，君在齐国的地位和处境也危险了。所以我认为不如伐吴。吴国强大，伐吴不胜，损兵折将，大臣内空，如此一来，孤主在上，只有依赖君了。”田常一听，不觉击掌称善，便问道：“我们已出兵伐鲁，若转而伐吴，大臣怀疑我，该怎么办？”子贡说：“君暂时按兵不动，我请出使吴国，说动吴国救鲁而伐齐，君就可以移兵迎吴了。”
于是田常就派遣子贡出使吴国。子贡对吴王说：“当今之诸侯国，惟齐与吴最为强盛。现在齐以万乘之国而伐千乘之鲁，与吴国争强，我为大王深感忧虑，特请大王救鲁伐齐。救鲁可以显名，伐齐则有大利。大王挥师北上，诛暴齐，服强晋，存亡鲁，镇抚泗上诸侯，一举而称霸，利莫大焉。”吴王说：“您所言极是。但是我忧虑的是，越国有报仇之心，待我灭越以后再北上救鲁如何？”子贡说：“越国之弱胜于鲁国，吴国之强不如齐国。王若置齐而伐越，齐国早已灭掉鲁国了。大王既然追求存亡继绝的名声，又畏惧强齐而攻灭弱越，岂能显示大王之勇！保存越国，可以向诸侯显示大王之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大王不就成就霸业了吗？如果大王还担心越国，臣请东见越王，令其出兵随大王北上。”吴王大喜，就让子贡出使越国。
越王听说子贡到来，亲至郊外迎接。越王说：“此乃蛮夷之国，大夫何以辱而临之？”子贡说：“我此次前往吴国，劝说吴王救鲁伐齐，吴王非常愿意，但又担心越国，想伐越后再北上。这样，越国就危在旦夕了。”勾践请求子贡出谋救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而残暴，群臣不堪；国家连年战争，士卒疲弊，不堪忍受；百姓怨声载道，大臣人心混乱；忠臣伍子胥强谏而死，佞臣太宰伯专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吴国的败亡之象。王若能出兵助吴伐齐，以骄其志，送以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威，吴王必定挥师北上伐齐。吴王被打败，此乃大王之福；吴王若胜，必然兵临晋国。臣请北见晋君，使其共同攻打吴国。其精锐被齐国削弱，大军又困于晋，吴军实力必然削弱，然后大王乘其弊，必然灭亡吴国。”越王勾践非常高兴。
子贡辞别越王，回到吴国，将越国愿意出兵助吴攻齐之事告诉吴王。果然没过几天，越国大夫文种就带着重礼来到吴国，向吴王表达越王愿亲自率兵助吴攻齐的诚意。吴王大喜，对子贡说：“越王愿亲自随从寡人伐齐，先生以为如何？”子贡说：“这不妥。诸侯会认为大王不义。大王只要接受礼物，同意越国出兵，谢绝越王亲临就行了。”吴王采纳了子贡的建议，于是举倾国之师北上伐齐。
子贡又到晋国，对晋君说：“齐国与吴国即将开战，若吴国战败，越国必然乘势攻吴。若吴国打败齐国，吴国必然兵临晋国，晋国不可不预先防备。”晋君一听，感到非常恐慌，就问子贡该如何应对。子贡说：“惟有厉兵秣马，才有备无患。”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子贡所预料的那样。吴国与齐国在艾陵大战，大破齐师，然后兵临晋国。吴晋两军大战于黄池，晋国打败了吴国。越王得知消息以后，即出兵偷袭吴国。吴王得知越国攻吴，便急忙撤兵而回，与越国交战，最后被越国打败，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夺得了霸权。
子贡不愧为春秋时期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之所以游说成功，关键在于他能准确掌握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能把握田常与夫差的心理和性格，因势利导，设下连环计，使各国按其部署行事。故司马迁赞叹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到战国时，天下有七个大国：齐、楚、魏、赵、韩、燕、秦。秦国僻在西戎，中原诸国不与其通好，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秦孝公即位以后，以不得列于中国而深以为耻，于是下求贤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者，吾将授以尊官，封之大邑。”
卫国人公孙鞅好法家之术，深明治国之道，但在魏国却长期沉滞下僚，不得重用。他看到了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决心前往秦国一展身手。公孙鞅进入秦国后，打听到秦孝公有一位最宠信的大臣景监，于是先以重金贿赂景监，向景监谈了自己来秦的目的以及平生所学，赢得了景监的好感，景监表示愿意为他引见。公孙鞅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套游说秦孝公的谋略。
秦孝公第一次召见公孙鞅，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公孙鞅向他大谈远古时期三皇五帝的道理，秦孝公像听催眠曲一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公孙鞅离开以后，景监入见，秦孝公责备他说：“你推荐的客人真是一个狂妄之人，他向寡人谈什么三皇五帝之道，迂腐而无用。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人？”景监退朝，对公孙鞅说：“我把您推荐给君主，您应该投君主之所好，这样君主才有可能重用您。您怎么谈那些迂腐无用的陈词滥调呢？”公孙鞅说：“我不知道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先对他谈了一番帝道。君主既然不喜欢帝道，我希望能再见君主。”景监说：“现在君主正不高兴，等五日之后再说吧。”
五天以后，景监对秦孝公说：“臣之客请求再见君主，还有话要对君主说，望君主能接见他。”秦孝公求贤若渴，于是又召见公孙鞅。公孙鞅这次向孝公谈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秦孝公对公孙鞅说：“您确实博闻强记，然而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的方略怎么能固守陈规。您所谈的这一套完全不合实用。”于是就毫不客气地叫他退下。景监在宫门外等候，见公孙鞅出来，便问他今日游说如何。公孙鞅说：“我向国君陈述夏、商、周三王之道，仍然未能符合国君的心意。”景监听了，生气地说：“您怎么还是说古代帝王的那一套东西？”公孙鞅不慌不忙地说：“我以前不明国君的心意，恐怕他的志向高远而轻视我的卑下之言，所以用古代的‘帝道’和‘王道’进行试探。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之所愿，您若能使我再次面见国君，定能使国君满意。”景监说：“先生两次晋见，都惹恼了君主，我还敢饶舌去触君主之怒吗？”在公孙鞅的再三请求下，景监答应五天以后再去求孝公。过了五天，景监侍奉孝公。孝公正在饮酒，忽见天上飞鸿，不禁停杯而叹。景监问：“君主为何叹息？”孝公说：“寡人下令求贤，如今已过去几个月了，犹不得贤者。寡人就如同这鸿雁，徒有冲天之志，只是没有羽翼，触景生情，故此叹息。”景监趁机说道：“臣的客人自言有帝、王、霸三术，前两次向君主陈述了帝、王之术，君主以为迂远难用。他现在更有‘霸术’欲向君主陈言，愿君主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孝公一听“霸术”二字，正中下怀，就叫景监立即召公孙鞅晋见。
公孙鞅进到宫中，孝公问道：“听说先生有霸道之术，何不早赐教于寡人耶？”公孙鞅说：“并非臣不想陈言，但霸道之术与帝、王之术不同。帝、王之术，在于顺乎民情，而霸道之术，则必须违背民情。是以不敢先向君主陈言。”秦孝公一听，陡然变色，手按佩剑，厉声问道：“霸道之术为何必须违背民情？”公孙鞅回答说：“琴瑟的音调不准，就必须改换弦索，重新调音。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应该改变政策的时候，如果不加改变，国家就治理不好。民众往往安于现状而不思振作。如管仲相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尽改齐国原有的风俗。小民百姓习惯于旧制，对新法颇为不满。但不久齐国大治，国富兵强，民众也得到好处，称霸诸侯，这时人们才知道管仲是天下奇才。”公孙鞅的这一番议论使秦孝公非常满意，但他对公孙鞅的实际才能究竟如何，心中还没有把握。公孙鞅早已把握到秦孝公的这一心理，于是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请求告退。孝公正要听他的进一步阐述，却见他要告退，便极力挽留他。公孙鞅说：“臣说的这一套，愿君主深思熟虑三日，主意已决，然后臣才敢尽言。”公孙鞅一出朝，景监就责备他：“今日君主对您的议论再三称道，怎么不趁此畅所欲言，却要君主深思三日，您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公孙鞅说：“据我的观察，君主之心意尚未坚定。待其意志坚定以后，才不致有变化。”第二天，孝公就派人来召公孙鞅。公孙鞅请来人回谢孝公说：“臣既然已经与君主约定，非三日后不敢见君主。”景监也劝他，公孙鞅说：“我第一次与君主相约就自己失信，今后如何取信于君主？”景监这才对公孙鞅深感佩服。
第三天，孝公派车乘来迎接公孙鞅。公孙鞅进入宫中，孝公亲自赐座，向公孙鞅请教，态度非常诚挚而恳切。公孙鞅尽展其学，向秦孝公详细阐述了如何使秦国富强的道理，以及秦国现在存在的弊端，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等等。彼此问答，接连三天三夜，君臣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融洽。于是孝公拜公孙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由于秦孝公的充分信任，公孙鞅的变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秦孝公封之以商、于之地，故后来公孙鞅即以封地为姓，人称其为商鞅。
以后秦国的历代君主都坚持商鞅的新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与东方的齐国一道，成为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游说之士奔走于各国，摇唇鼓舌，纷呈说辞，掀起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战。人们把这批游说之士叫做纵横家，把他们的游说谋略叫做纵横之术。联合各弱小国家以对抗一个强大的国家，叫做合纵。臣服于一个强国以攻打别的弱小国家，叫做连横。合纵进攻的对象主要是齐、秦两个国家。连横则以齐、秦为中心，战国后期主要是以秦国为中心。
过去有关战国纵横家的事迹，记载得最多的是关于苏秦和张仪在各国间的游说，并把二人说成是同时代的人，二人的游说针锋相对，由此衍生出许多精彩的故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该书记载了大量纵横家的事迹。该书表明，苏秦死于张仪之后，其主要政治活动也比张仪要晚。从该书的记载来看，最早发起合纵的是魏国的公孙衍，最早游说连横的是秦国的张仪。后来游说合纵的重要人物有苏秦、李兑等。
公孙衍原本是魏国人，做过秦国的大良造，因与张仪不合，被秦王免职，后又回到魏国，担任过将军和丞相。当时魏、韩等国经常遭受秦国的进攻。为了联合东方各国共同抵御秦国，公孙衍发起了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共同称王的活动，组织合纵抗秦。为了离间五国的联盟，张仪离开秦国，来到魏国，得到魏王的重用，被任命为相。他企图破坏公孙衍的合纵，让魏国与秦国连横。由于张仪的破坏，公孙衍发动的五国合纵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公孙衍离开魏国后，到齐、燕、赵、中山、韩等国去游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