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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冲突。
我们最终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袭计划。
预定的储油设施被击中了，但这些损失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了北越人。他们很快适应了这种打击，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储油罐内，还在全国各地隐蔽存放五十五加仑一桶的汽油。他们还通过铁路从中国增加石油输入，从停泊在岸边驳船附近的苏联油轮上大量卸油，这些油轮沿着红河三角洲的许多港湾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轰炸的目的在于动摇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战的能力。这次轰炸计划的失败使我不得不考虑选择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学家（其中有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罗姆·威斯纳）按照合同与国防部国防研究所的贾森研究室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轰炸确实没有奏效，建议设立一道“屏障”来制止敌人的渗透，这种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体内容是在非军事区和非军事区以西老挝境内的狭长地带布设地雷和传感器，形成一个复杂的防御带。（传感器会将我们的飞机引向移动的敌军。）建立这样一道屏障花费很大，但是由于我军的轰炸效果不显著，所以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派艾尔弗雷德·D·斯塔伯德中将全权负责。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想法反应冷淡，但未全力反对。建立屏障的目的在于使敌人在渗透时多遭受损失。这个目的达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参谋长们一直要求加强对北越的空袭。我们的分歧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公开化了。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言时有如下对话：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不相信迄今为止的轰炸行动已经大大削减了输入南越的人员和物资的数量，而且我认为以后任何规模的轰炸都做不到这一点。
参议员坎农：军事顾问们同意作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认为应该由惠勒将军回答这个问题。
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正如我说过的，我相信我们对北越的轰炸使人员和物资的输入量减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怀疑轰炸的效果。
这些对话说明参谋长们和我的意见分歧很大，由此而产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争论地面战略、安民计划和轰炸计划的数月中，谋求和谈解决问题的努力仍在进行，但没有实效。
批评家们指责约翰逊政府在发动有限战争期间从未认真执行谋求和平的任务。这项指责是否有根据，那个阶段的三次外交活动足以说明问题：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宁使团和两次有代号的外交活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号为“金盏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号为“向日葵”。这三次行动足以证明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谋求政治解决越南问题，也能说明我们为什么未获成功。
有些人指责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增加了美军的伤亡，并招致了扩大空袭的压力。在停火计划夭折以后，总统确实不愿再听到类似的建议。然而，使他感到恼火的是，两个月后他又遇到了这样的尝试。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提出来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远东问题专家切斯特·A·朗宁前往河内，带回北越总理范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国“无条件永远停止轰炸，我们将进行会谈”。
加拿大人认为范的口信是真诚的和平建议。在他们看来，与河内原来坚持要求美国接受其四项条件之后再进行谈判的立场相比，这是一个进步。华盛顿的许多人不这么看。他们不欢迎皮尔逊和朗宁以前对华盛顿的越南政策的公开批评，而且认为范的口信故意讲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会谈”而不是“谈判”，显然是指初步接触，而不是实质性的谈判。总统不愿意在河内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再次停止轰炸。
这样，约翰逊政府没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没有让朗宁进一步探寻范文同的真意是错误的。
几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波兰代表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访问河内后返回西贡，带回了“非常具体的和平条件”。他说北越人愿做“政治让步”以结束战争，愿意“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莱万多夫斯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西贡外交团团长意大利大使乔瓦尼·多兰迪，乔瓦尼·多兰迪转告给了美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华盛顿作了汇报。这就是代号为“金盏花”的外交活动。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莱万多夫斯基进行了秘密会谈。个子瘦长的洛奇经常蜷缩在一辆私人轿车的后座上前往多兰迪的办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让人看见。
九月，总统委托阿瑟·戈德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美国如能“确认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后能立即得到对方使战争降级的适当反应，就停止一切轰炸行动”。
自一九六五年实施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求河内在我们停止轰炸的同时减少其地面行动。北越人似乎认为，我们是以继续轰炸相威胁来迫使他们采取使战争降级的行动，他们拒绝在此种压力下采取行动。为了缩小双方之间的距离，我们说：“私下给我们一些保证，我们就立即停止轰炸。之后，你们应该减少渗透和在南部的军事活动。”
这样做意在给河内留面子，让他们减少军事行动，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分两步走的计划。
依据这个新计划，莱万多夫斯基十一月份声称北越已同意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开始在华沙与美方接触。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国飞机轰炸了河内周围的一些新目标，这些目标是原定于十一月十日轰炸的，因天气不好而推迟了。波兰人对此十分恼火，但同意按原计划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国大使约翰·格罗诺斯基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亚当·拉帕茨基。北越人没有露面。不过，波兰人继续努力想把双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约翰·格罗诺斯基和亚当·拉帕茨基再次会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国又轰炸了河内周围的目标，其规模是十二月初的两倍。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一些美国高级官员认为河内可能会误解会谈开始前的这轮轰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约翰·格罗诺斯基、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汤米·汤普森和我都曾请求总统推迟轰炸。但是，仍未摆脱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阴影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推迟轰炸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对方很快做出了反应。十二月十五日，亚当·拉帕茨基通知约翰·格罗诺斯基，美国的轰炸已使会谈成为泡影。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官员随后告诉约翰·T·麦克诺顿，莫斯科原来认为有谈判的良好气氛，但轰炸行动“毁掉了这种气氛”。他说河内有一批人对和解有兴趣，但他们不可能“在炸弹在河内倾泄的形势下积极活动。”
十二月轰炸破坏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吗？密切关注此事的美国官员切特·库珀认为北越人“最多……只是给了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调解人的身分，而不是任何具体承诺”。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后来认为“金盏花”行动是一场骗局。他们两人的看法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
几个星期后，第三次和平努力（代号“向日葵”）又遭惨败。这次行动还使美英关系紧张了一段时间。这次行动分三个单独的渠道：与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直接联系；林登·B·约翰逊总统亲笔致函胡志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通过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进行斡旋。
这次努力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当时，苏联人通知我国驻莫斯科使馆，如果我们要求会见北越代办的话，初步接触也许会导致正式会谈。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约翰·格思里会见了河内代表黎庄。约翰·格思里报告说，黎庄显得很紧张，只是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未说。但他邀请约翰·格思里再见一次面。这次格思里勾画了结束战争的蓝图：首先停火，然后撤出军队，进行选举，让民族解放阵线参与政治，最终统一北越和南越。黎庄还是一言不发。一星期后，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约见格思里，进行了冗长而无礼的指责。
二月六日，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在伦敦迎接了前来正式访问的阿列克谢·柯西金。因越南过春节，我们暂时停止了轰炸。哈罗德·威尔逊和柯西金讨论了北越外交部长阮维桢发表的声明：如果轰炸能无条件停止，“就能开始”会谈。阿列克谢·柯西金说他不能保证轰炸停止后一定能开始会谈，哈罗德·威尔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方案。但是，有证据表明北越人在加强渗透，这使总统在二月八日致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强化了他的立场：双方共同采取使战争降级的措施。
美国要求哈罗德·威尔逊收回分两步走的计划，代之以一个新的方案：如果河内停止渗透，华盛顿将停止轰炸。哈罗德·威尔逊对此十分恼火，但还是转告了阿列克谢·柯西金。
美国不情愿地接受了哈罗德·威尔逊的一项建议：延长春节停火期限数小时，以便阿列克谢·柯西金向河内转达新方案。戴维·K·E·布鲁斯是我的老朋友，担任我国驻伦敦大使（后来在他的葬礼上我曾为他抬过棺材）。他要求延长四十八小时，而总统只同意延长六小时。阿列克谢·柯西金答应尽力去做，但他十分生气。戴维·K·E·布鲁斯打电话给迪安·腊斯克说延长这么短的时间非常荒唐，因为六小时内阿列克谢·柯西金根本来不及与河内接触并得到结果。他请求迪安·腊斯克面见总统要求延长几天时间。
迪安·腊斯克拒绝了，如果他未拒绝，也许会好一些。当总统在内阁会议室怒气冲冲地发表意见时，我支持总统。总统说，我们已经两次延长停火时间，并取消了一次延长期限的计划。他的决定是基于以下情况：每次停止轰炸期间，北越都加强了渗透活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指责这种局面增加了美军在南越的伤亡。此外，我们获悉有大批北越军队在调动中。在哈罗德·威尔逊得到俄国人的答复之前，轰炸行动就恢复了。
两年后，哈罗德·威尔逊在电视上说：“我认为我们离和谈已经不远了……但希望突然破灭了。”他说，只要延长四十八小时就行。约在此时，汤米·汤普森再赴莫斯科担任大使。
据他报告，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阿列克谢·柯西金在伦敦的声明……不是毫无根据的。”换言之，俄国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准备进行谈判了。
哈罗德·威尔逊和阿列克谢·柯西金是对的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在谋求结束战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
从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众仍然非常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尽管美军的伤亡和新闻媒介对战争的议论日益增多。在圣诞节停火结束之后，民意测验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战争持中间立常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报告，“关于越南战争，全国目前有一点是‘一致’的：美国人民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有一半人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不过，哈里斯也报告说，“美国人民的意见分歧已越来越大，部分人赞成全力作战以缩短战争进程，部分人赞成谈判而不愿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他的结论是：“如果国内有某种舆论倾向的话，那就是以军事手段解决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
赞成参议员理查德·B·拉塞尔的“要么战胜要么撤退”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左翼势力的压力——要求我们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达到高潮，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决定不参加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无须特别担心这方面的压力。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更担心的是来自右翼势力的压力。霍克斯指责我们在迫使我军把一只手放在背后作战，他要求我们解除对美国军队的一切束缚。
然而，我们认为在有核时代对越南进行无限战争，将使我国和全世界处于非常巨大的危险之中。用迪安·腊斯克的话来说，我们不得不“以冷血的态度去做热血之事”。总统夫人在日记中描述了我们的困难处境：“到处都是麻烦。我国人民的想法似乎是，‘或者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战争并赢得胜利，或者抽身而退’。进行有限战斗是极为艰难的。”
此时，左派的口头指责和暴力行动开始多起来，特别是在大学校院内。这些反对派经常把我当作攻击目标，说我是美国的“战争机器”的象征。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个星期，阿默斯特学院和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因我获得荣誉学位而罢课表示抗议。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儿凯西所在的查塔姆学院毕业班演讲时，遭到了纠察队员的轰赶。
我尊重这些大学生提反对意见的权利和勇敢精神。“现在一些大学生提出抗议有重要的意义。”我在查塔姆学院说，“但是，某些极端分子的抗议行动也许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完全认清我们的原则和优势。在我国，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说：“我认为如没有表示反对意见的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有民主。”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仍然如此。
在我访问校园期间，最令我烦恼的是我发现，学校的名气越大，学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对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阿默斯特，抗议我露面的人都戴着袖章。我查点了人数，计算了四类抗议者所占的比例：毕业生，成绩良好的毕业生，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成绩极为出色的毕业生。使我惊奇的是，学术水平越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园示威活动发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学。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动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学发生的。当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教授邀请我去向一些在校学生讲话。与此同时，在哈佛大学给研究生讲授国际关系的亨利·基辛格邀请我到他的班上去。我接受了两人的邀请，还想访问我的母校——哈佛商学院。
十一月七日，我来到坎布里奇，没有带保卫人员，我在担任国防部长的七年中，去国内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机有时带着手枪。他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职内曾为当时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开过车。
在我们的汽车尾箱里有一支模样像钢笔的催泪瓦斯枪。有一天，我到肯尼迪家族开会，讨论为约翰·F·肯尼迪总统选择墓地的计划。会后，我问尤妮斯·施赖弗（肯尼迪总统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车。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园饭店。当我和尤妮斯行驶在康涅狄格大街时，我决定告诉她如何使用催泪瓦斯枪。我把车窗玻璃摇下一点，拿起催泪瓦斯枪摁了一下。由于车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车内，本计划在沃德曼公园饭店演说的尤妮斯被呛得尖叫起来。我们到饭店时，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访问哈佛商学院时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学院的学生在查尔斯河上随意畅谈、争论，使我兴奋不已。然而，当我离开昆西学院前往兰德尔教学大楼亨利·基辛格的班级时，麻烦出现了。昆西学院的大门面向米尔街，是一条仅够一辆轿车通过的砖石小路。学校派一辆小型客车和校园警卫送我去兰德尔。当我进入轿车时，一大群学生迅速围了过来。
这时场面一片混乱。学生们挤在车的周围，开始摇晃起车来。司机担心我和他受到伤害，给车加上档，开始朝前面的学生开过去。
“停下！”我大喊道，“你会压死人的！”
他挂上倒档向后开，但学生们已围到了车后。我说：“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他警告说：“他们会对你施暴。”
这时已聚集了数百名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任何经历过聚众滋事场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劲推开车门，走出来大声说：“好吧，小伙子们，我回答你们的一两个问题。
但必须明确两点：“你们在聚众闹事，有人可能会受伤，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钟后我还有个约会。”
我问谁是负责人，“大学生民主协会”哈佛大学分会（一个激进的抗议团体）主席迈克尔·安萨拉拿出了麦克风。我建议我们上到车顶，既能看见大家，又能让大家看见。
“在你们提问题之前，”我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时光，也曾做过你们今天做的事。”
学生们报之以嘘声，还互相推来挤去。我认为干脆声明他们的威胁吓不倒我！可能会避免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所以我说：“那时候我比你们坚强，今天我更坚强。那时候我很讲礼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讲礼貌。”
问过几个问题后，危险显然更大了，所以我结束讲话，跳下车来，挤进校园警卫为我打开的昆西学院的一道门，来到一个四通八达、联结哈佛大学许多大楼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这个地下迷宫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兰克，他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第四国会选区的代表。巴尼·弗兰克和我穿过迷宫，摆脱了其他学生，来到哈佛园内。我遵守诺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讲了话，心情多少有些烦躁不安。我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宽敞明亮的书店里浏览书籍半个小时，使自己平静下来。
晚上我与迪克·诺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进晚餐。我们的谈话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个想法：由于战争的进程出乎预料，未来的学者们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为这种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了《五角大楼文件汇编》的形成。
返回华盛顿不久，我收到哈佛学院院长约翰·U·芒罗关于那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