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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向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大夫、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一个一个，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地捞，我们没那么大能耐，也没那么大的可能，捞个几百几千地贴补贴补家用，总比全掉进他们嘴里要来得划算吧？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
“我没系统地学过历史。只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涉猎过一些相关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说封建社会腐败。其实你翻开史料好好捉摸一下，那些被我们用‘专制独裁和腐败’一言以蔽之的历朝历代，都曾下过很大的力气推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刑罚之重，手段之狠毒，都不是我们这些当代人所能想象，甚至是能接受的。比如，谁要贪赃枉法，不仅要杀你个人的头，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那真是要杀一个断子绝孙。天昏地暗鬼哭狼嚎啊。杀你本人的时候，也不是一刀就解决问题。得从大腿内侧开始下刀，一点一点地‘剐’，一块一块地‘割’，不剐满三千刀，就让你死了，刽子手还得负‘刑事责任’。药料下得如此之猛。他们制住腐败了吗？没有。为什么？在陶里根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有时真让我想得头疼。恶心。
“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
“……我们下很大的力气在抓有问题的‘顾立源’和‘饶上都’，但你怎么扛得住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一批批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制造。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有意无意地、如水银泻地、春风催生野草般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制造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对付那些有问题的‘顾立源’、‘饶上都’。那好办。抓。十个八个、一千一万地抓，有多少抓多少：就像我们说惯了的那样，‘涉及谁就坚决查处谁’：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那数也数不清的‘制造者’或怂恿者、保护者……你有办法吗？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
“也许我们还做了些事情。但是，有用吗？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有用吗？”
说到这儿，劳爷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情，这神情常常出现在那种特别固执，甚至固执到偏执的人的脸上。他们的目光呆滞，但又极其坚定热烈。曹楠说，那一刻。妲恍惚觉得都有一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劳叔了，心里陡然地有些害怕起来。
这时，邵长水问道，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对祝磊的材料进行作假和伪造啊？
曹楠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整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既然是无效劳动，那就不必要这么较真了。不必为此去付出巨大的、以至拿自己的一生做代价来付出。他觉得，如果原封不动地把祝副市长写的这材料交出去，很可能对祝副市长自己、对我都会产生极坏的副作用，就要让我们拿出自己的一生来作为代价……
邵长水问，有那么严重吗？再说，祝磊已经判了死刑了。他还什么一生不一生的？
曹楠说，他觉得，凭他的经验，祝副市长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复。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把他给毙了。也就是说，他还有改判的可能。只要争取到死缓，他不仅能保住性命，而且今后还有走出监狱，重回社会生活的希望。但要是原封不动地把他的这份材料交上去，这种可能和这种希望很可能会破灭。
邵长水问，为什么？
曹楠说，劳叔觉得，祝副市长的这份材料从大面上说，是在“回顾和总结”，算不上是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但是，他的原材料中还是提供了不少的线索，可以让人们据此进一步去发掘和查实顾代省长和饶上都的问题。如果问题仅限于顾和饶，那可能还好办一些。实际上很可能会延伸到其他一些人身上。这个“其他一些人”，就很不好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祝磊正在把更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案子，你想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这样，祝磊就死定了。而像我这样，被动地卷进了这档子事情来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的人，他们恐怕也不会放过。
邵长水说，劳爷这样判断形势，是不是也实在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
曹楠说，他从来也不否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总的方面来说，的确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但是在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局部中，阳光全都照到了吗？您看，他自己后来不就是被谋害了吗？他出事的那一刻，阳光呢？好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邵长水说，所以他想修改祝磊的那份材料？
曹楠说，是的。他觉得让祝磊在材料里做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发一些人人皆知而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感慨，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对任何人都不会再构成威胁了。也不想再“威胁”什么人了，这样，也许他还真能再活一回。
邵长水问曹楠，你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曹楠说，在跟我接触的这么些年中。他这人有一点特别让人放心，就是实诚。心里有什么，他嘴上就说什么。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这就是劳爷的真实想法，如果说。那个阶段，他从精神上确实已经“认输”了，不想再继续自己从前的努力。真的已经“沉湎”在“吃喝玩乐”之中，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饶老板，压根儿就无心于什么“秘密调查”，而且整个人都变碍有一点儿神经质，应该说对任何人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那么。“谋害”一说，又从何而来？他已经无“害”于人，人又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置他于死地的，真的只是一场无任何加害意图的交通事故而已？
邵长水拿这些疑问去请教赵总队：赵五六却没咋声。过了一会儿，只是说，你跟曹楠的谈话。有录音吗？邵长水说，有。赵五六说，把录音留下，我想仔细听听。
那天晚上，曹楠也没回码头街的住所。出于安全考虑，并征得大夫同意，邵长水把她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离开医院时，还配足了必要的消炎、止血、止痛、镇静药和相应的药棉、绷带；在空空荡荡的五号楼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这么做。也希望她有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静下心来再仔细地想一想。看看还能提供什么情况不。安排好这一切后，他就回二号楼自己的宿舍里去了。他心里略有些不安：赵总队要再听听谈话录音，难道他从刚才的汇报里感觉出什么他邵长水没感觉出的蛛丝马迹了？
二十四 回顾
回到宿舍，略事洗漱，邵长水便和衣把自己放倒在了床上，合上眼，稍稍镇静一下自己，让呼吸匀和下来，然后又坐起，重新翻开记事本，把跟曹楠的谈话内容，逐一回忆了一遍。他忽然想起，跟她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问一下，祝磊那份材料的原件到底哪去了？还没整明白在保险柜里被炸掉的那份，究竟是不是那原件。
他赶紧打通五号楼的电话，告诉曹楠先别忙着休息，他还有个挺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来补充问一下；说罢，匆匆往五号楼赶去。
曹楠当然不会马上休息。经过这样一番谈话，就是木头人，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平静。况且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手腕上的伤口比在医院“抢救”时那会儿，一胀一胀地跳疼得更加厉害了。也许那会儿只想着死，疼就完全被忽略了。也许大夫当时用了麻药或止痛的药，而几个小时过后，这些作用于神经的玩意儿，逐一在失效。
也许八十八号这儿的环境，那死一般的寂静，能使最麻木的人也可以充分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每一点最微弱的疼痛……她低声呻吟了几下，辗转换个睡姿，还是忍受不住，便开开灯，查看了一下伤口处的包扎。刚想探过右手，去拿水和止痛片，门外就有人进来了。她以为是邵长水，便索性披上衣服坐起。但进来的是复核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被安排在隔壁房间休息，目的还是为了照顾和看护曹楠。
“疼吗？”那女工作人员递过药片和水，轻声地问道。
“真对不起，闹得你们都没法好好休息。”曹楠诚恳地说道。
“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得走那绝路”女工作人员跟大姐或大嫂似的，温存地啐嗔道。
“……”曹楠红红眼圈，低下头去。
“快把药吃了。躺下吧。”女工作人员说着，就要替曹楠把披在肩膀头上的衣服给去了。
“一会儿邵助理还要来说事哩。”曹楠忙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她总习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也许看他的年龄和气质，应该是担当“助理”那个角色？
“没事。他来归他来，你就躺着。出那么多血，不好好歇着，怎么行？吃一堑长一智啊。流点血，长点记性。你不想想，你要真出事了，最受不了的是谁？还不是你爹妈？！”女工作人员提到“爹妈”，眼睛略略湿润起来。
“……”曹楠再次低下头去。
“躺下吧。快躺下吧。有啥事。叫我。啊？自己别瞎动。”女工作人员替曹楠掖好被角，拧弱了有调节光线强弱功能的台灯，便径直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也想到，一会儿邵组长还要来，留一点灯光，比较适宜。
没等脚步声完全从房门口远去。曹蒲便又慢慢睁开了眼睛。疼痛，加上稍微的头晕，口干舌燥，使她觉得还是稍稍坐起来一点为好，同时又喝了口水，润润又有点苦涩的喉咙，挣扎着把外衣穿好，并设法把伤了的左手垫得高一些——这也是刚才那位“大嫂”教她的，抬高受伤部位，免得血往那儿淤积！能暂时减轻伤处胀疼。
不知是此方法的功效，还是刚吃下的那两片止痛药的作用，或者还是因为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伤处果然不像刚才那样火辣辣地疼了。执疼到不太疼，这种感觉真好。但这一刻的恍惚间，她再次感觉到冰凉的刀口切割到手腕上的那一阵麻酥酥的痉挛，再次看到自己在拿起刀片前，在屋子里不知所措地近似疯狂的张望。那种绝望和恐惧，多义的绝望和恐惧，非常混乱的恐惧和绝望……
事情当然还是由齐神父的那个电话引起的。齐神父并不知道“改写”和“伪造”的事，但她是知道的。那天，劳叔跟她谈完后，她心情非常古怪，说沉重，不太够；说压抑，也不太全面；说害怕，似乎仍嫌单一了些……她不愿意相信劳叔因为对他自己和周围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了，才要向这世界说“假话”的，而且还要“强使”即将被处决的祝副市长在临死前也“奉献”出一份“假话”。
难道人只能这样活？他们的今天，就是她的未来？
接受委托，把一个人，一个曾被自己“无比”钦羡和敬仰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话，从“死的牢笼”带往“鲜活的人间”——这使命让她惶惑，却也让她激动万分。替一个活在最艰难之中的人做一件他最想做的事，而且又充满着风险——二十岁刚出头的她为此而激动、战栗。她一直为自己能跟这些富有阅历，并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长者交往而感到荣幸。（有没有虚荣的成分？也许吧。）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历史的地方，哪怕是最新出版的书，它本身和它的讲述，都是属于过去时的。即便它讲述的是对未来和未知的预测和猜想，当这些预测和猜想形成文字和书籍，被送进图书馆来以后，它一定也就成为了“以往”和“已知”。更新的预测和猜想，对更广漠的未知的探索，一定已经或正在萌发和产生了。站在图书室的柜台里，注视着柜台外来借书还书的人，她知道自己其实是站在历史和现实、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上。她把历史递给现实，她让现实倾听历史。但她知道，自己却是浅薄的、苍白的、柔弱的，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是茫然的。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她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感到“茫然”。她寻找成熟、成就，寻找力量……为此，她结识了李敏分、劳东林，结识了祝磊，以至顾立源……书，是他们之间的媒介。他们从她这儿找到了书。她要在他们这些拥有现实的长者身上去寻找对她来说依然还是比较遥远的“现实”。他们都对她很好——虽然各有各的好法，但有幸的是他们都不曾妄图“伤害”她。（是来不及，还是不敢，还是压根儿就不愿意伤害她？她没细想过。）跟他们交往，总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紧张、兴奋和忐忑，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隔阂和拘谨。其实她并不想完全破除这种“隔阂和拘谨”。反倒是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她时时感觉到有那种破除这“隔阂和拘谨”的冲动。
第一次见顾立源，就让她感到特别不习惯。是祝磊带她去见顾立源的。那会儿，他还没调省里来。也就是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时候——还在陶里根当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时候。“这就是你说的那‘闺女’？那，是不是该叫我大伯？”他嚷嚷着，用力地握着她的小手。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嗓门，狡黠而活跃的目光。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肩头披着那件“著名”的黑大衣，不时地习惯性地耸耸头，以使大衣不会从肩头上掉落下去。不管上哪儿身后也总是跟着一个或两个秘书、随从之类的人。一转身，一投足，他那双永远擦得明光锃亮的扁头皮鞋总在闪烁着经典的光彩……所有这一切都使年轻的曹楠产生了特殊的困惑，他怎么不像平时在报纸和电视里常常看到的那市委书记和市长啊？他怎么更像印象中的老板、经理？而让她更为“出奇”的是顾立源接下来说的那句话：“我是不是得给一点见面礼啊。”他大声笑道。
这句话刚说完，他那位秘书立即从随身带着的黑皮包里数出一千元现金递给曹楠。当时给曹楠的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上这屋里来搞直销的女孩，众目睽睽之下，可怜兮兮地正等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拿多少？”对钱的多少似乎有非常准确的敏感度的顾立源，在瞟了一眼那些票子后，立刻很不高兴地瞪了秘书一眼，训斥道，“你在打发谁呢？”秘书苍白起脸，忙又数出一千元。顾立源更不高兴了。大声呵斥：“你抠抠索索地在丢谁脸呢？花你钱了？快掏！”秘书吓得赶紧再去黑包皮里掏钱。但在包里摸索了一下后，那只手好像是粘在了包里似的。迟迟也拔不出来了。在场的人，包括顾立源自己都明白，包里肯定没现金了。秘书又不敢明明白白说出这个可能会让顾立源更加恼火的情况。顾立源一时间也有点尴尬：这时。聪明的祝磊出来救场了。他微笑着走过来，从那两摞现金里馒条斯理地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递到曹楠手上，说道：“颐伯伯的心意你明白了就行了。他是想给得越多越好。但多到什么份儿上才是个头呢？多就是少，少也就是多。惟少才能多，惟多才知少=没有少，也就不会去多。没有多，也就不会去少。少者，多所倚。多者，少所趋。好了好了。多多又少少，少少又多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多’和‘少’，就是这个世界所有人为之苦恼的向往的矛盾的挣扎的根本。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上来吧。回到这最少、也是最伟大的起点上。拿着吧，闺女，顾伯伯希望你能在这‘一’的基础上，演绎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未来的百、千、万来。”随后他把其余的一千九百元又放回到那个黑皮包里了。
事后，曹楠困惑地问李敏分：“您不是一直特别推崇陶里根的这位顾书记的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就是一个俗人。对不起，我甚至都觉得他有一点‘恶俗’。你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