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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评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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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者,坎之象也。其体纯阴,其用纯阳。上则为雨露霜雪,下则为海河泉井。流止、
寒温,气之所钟既异;甘淡苦咸,味之所入不同。是以昔人分别九州水土,以辨人之美恶寿夭。
盖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故
曰: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然则水之性味,尤慎疾卫生者之所当潜心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387 页
以上都是从实体上分析了五行中水火二行对人们的疾病寿夭的密切联
系。
李时珍更推崇祖国医学中的易水学派,重视脾土,成为“补土”学派的
发扬者。
易水学派的创始人是张元素,他创立“脏腑寒热虚实标本用药式”。其
后继者为李东垣,创立脾胃论。李时珍接受这一学派的思想影响,重视脾胃
命门在医理中的地位。《本草纲目》中充分阐发了脾胃(土)的生理功能,
认为它是人体内水火交媾的枢纽,是”血气生化之源”,“元气之母”。善
于培养脾胃,则可期望“百病不生”。李时珍写道:”土者,万物之母。母
得其养,则水人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黄精·发
明》校点本第一册,第720 页)今天看来,李时珍发扬东垣之学,重视“补
土”,是有深刻科学道理的。
土即脾胃,属于中州,它的生理功能在于消化食物,吸收养分,是人体
新陈代谢的主要部位。脾胃虚弱,饮食无力消化,气血就会受到阻碍。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中,强调“补土”的重要性。
(1)营血不能不靠土。他说:”人之水谷人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
溢精气,日化为红,散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红
曲·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 页)
(2)元气不能不靠土。他说:“土为元气之母。母气既和,津液相成,
神乃自生,久视耐老,此其权舆也。”(《莲藕·发明》,校点本第三册,
第1894 页)
(3)五行之运转,以土为中心。五脏的机制,以脾胃为枢纽。李时珍说:
“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木金者也。”(同上)
脾属土,居五脏之中,上通心肺,下达肝肾,口服方剂要通过脾胃,调
节水人之偏胜,而使之得平,因此,脾胃升降枢机之正常与否,关乎全身。
他说:“土气得令,清气上行,天气明爽。”(《泽泻·发明》校点本第二
册,第1350 页)“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倾,九窍为之不利。”
(《辛夷·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36 页)
辛温之药,有温中之功,“能取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治九窍之病。
李时珍认为,能理解而阐发脾胃温和则百病不生的医理的医家为数不多,”
轩岐之后,能达此理者,东垣李杲一人而已”。(同上)
李时珍根据五行生克制化原理,评定了许多药物的性味及功效。
木瓜,能治转筋。寇宗姡衔骸蹦咀Φ媚局崮苋烁危室娼钣
血。”李时珍从五行生克原理出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他认为木瓜治
转筋,实是”土中泻木以助金”的关系。
说木酸人肝以治转筋,那是从表面看问题。本质的联系是木瓜理脾而伐
肝,助土以伐木,平木而使上得令。这才抓住了木瓜治转筋的关键。
李时珍还讲了一个“以土胜水,木得其平”的故事。宋神宗元丰年间,
皇子仪国公病瘛疭(即”抽风”),国医不能治。长公主推荐名医钱乙人治。
钱乙仅投以一剂黄土汤就把病治好了。神宗召见钱乙,问这是什么道理。钱
乙回答说:“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退尔。”神宗大悦,擢为太医院
丞。(《黄土·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27 页)患瘛疭,于是抽搐。一 味
单方就能治病,的确神奇。用五行关系予以解释,其基本原理就是调节生理
机能,使阴阳平和。语言异常简单,但“木平风退”的道理,实为深刻。五
行范畴对于论述医理、病理的妙用,由此可见一斑。把五行学说看作神秘主
义,是一种偏见。
(二)以五行生克原则论述方药妙理
李时珍不止用五行、八卦思想解释生理、病理及医疗法则,在《本草纲
目》中,更用五行生克的原则阐述药物性味及医方妙理。
在医药史上,同一味药属金、属木往往有争论。李时珍结合临证经验,
予以考订。如小麦,属木、属金、属人,说法不一。《素问》说:”麦属火,
心之谷也。”郑玄说:麦有孚甲,属木。许慎则认为,麦是金王而生,火旺
而死,属金。三种说法莫衷一是。《名医别录》认为麦养肝气,同郑玄的说
法相台;孙思邈认为麦养心气,与《素问》一致。李时珍考订的结果,认为
麦“除烦、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之病也。当以《素问》为准”。
他进而分析了三种不同说法产生的根源,“盖许以时,郑以形,而《素问》
以功性,故立沦不同耳”。(《小麦·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451 页)
甘草的性味最特殊,它有“协和群品”的特征。李时珍用五行、八卦概
念分析其属性。写道:
甘草,外赤、中黄,色兼坤、离;味浓气薄, 资全土德。协和群品,有元老之功:普治
百邪,得王化之道。赞帝力而人不知,敛神功而已不与,可谓药中之良相也。
——(甘草·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693 页
李时珍把甘草的特性,高度抽象概括为“土德”二字。在这里“土”是
一个属性范畴,其特点是生长万物,容纳万物。有调和百物的特性,用以代
表甘草具有协和群品、治疗百邪的功效,生动具体,雅俗共赏。
意苡,有治疗泄痢、水肿的功效。李时珍用五行关系阐明其特征说:“薏
苡仁属土,阳明药也。故能健脾益胃。上能胜水除湿,故泄痢、水肿用
之。”(《薏苡·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491 页)火具红色,牡丹皮也是
红色,李时珍阐发了牡丹皮可治“相火”的千载秘奥。他说:”牡丹皮治手
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人也。古方惟以此
治相火,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后人乃专以黄蘖治相火,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
此乃千古秘奥,人所不知。今为拈出。”(《牡丹·发明》校点本第二册,
第854 页)《仙传方》载有一种成药名“冲和膏”,它的特点是一方之中,
五行均备。此膏由紫荆皮、独活、赤芍、白芷、木蜡五药制成,治一切痈疽
发背流注诸肿毒。李时珍分析说:紫荆皮乃木之精,破血消肿;独活乃土之
精,上风动血:芍药乃火之精,生血止痛;木蜡乃水之精,散肿散血;白芷
乃金之精,去风生律止痛。最后总结道:“盖血生则不死,血动则流通,肌
生则不烂,痛止则不煟缛ピ蜓陨ⅲ黄圃蛴部上⒍咀猿N逭呓恢危
病安有不愈者乎?”(《紫荆·发明》校点木第三册,第2127 页)
以上是李时珍借用五行概念概括植物性药物的特性。至于动物性药物,
他同样利用五行、八卦概念去揭示其性味、主治的特点。
羚羊角人肝经甚效。按一般说法,羊属火,为何有此特效?原来羚羊属
木而不属火。李时珍在《羚羊·发明》中写道:
羊,火畜也,而羚羊则属木,故其角人厥阴肝经甚捷,同气相求也。肝主木,开窍于目,
其发病也,目暗障翳,而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风,在合为筋,其发病也,大人中风抽搐,
而羚羊角能舒
——校点本第四册,第2843 页
关于鸡肉在药物学上的功效,诸家本草用五行概念进行解释,颇有争论。
寇宗姡衔骸百阄纾Α<γ谖甯撸战临阋病8卸淦
也。今有风病之人食之,无不发作。”这是肯定《周易·说卦》”巽为鸡”
的说法。八卦巽又为风,故食鸡肉易动风。朱震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
“鸡属土,而有金木火,又属巽,能动肝火。寇言动风者,司俗所移也。”
李时珍同意寇说而批评朱说。尽管同意鸡属巽,为风木之说,用以解释食鸡
肉易“生热动风”,毕竟欠科学根据。这说明传统哲学中八卦学说,有些卦
象,实在莫名其妙,如《周易·说卦》所谓“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
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良为狗,兑为羊”之类。何以作如此规定,是无法
论证的。根据这种规定,容易束缚科学家的头脑,妨碍科学的发展。李时珍
虽欲有所修正,但并不能摆脱这种束缚。《乌骨鸡·发明)中李时珍用五行、
八卦思想分析,乌骨鸡的药用价值,写道:”鸡属木,而骨反乌者,巽变坎
也。受水木之精气,故肝、肾血分之病宜之。男用雌,女用雄。(校点本第
四册,第2590 页)乌骨鸡能治肝肾血分之病,其科学根据来自历代医家的临
证经验。为使这种有效的验方带上理论色彩,就提出“巽变坎”、“受水木
之气”的说法。其所以用八卦、五行概念,目的只在便于”比类取象”。古
代科学家未掌握别的科学方法,只好借用传统哲学中某些般范畴来概括复杂
的自然现象,不可避免产生局限性。
平时珍将五行、八卦看作一种进行类比的逻辑符号,用以概括共性,引
起触类旁通的作用。对丹砂的分析就是如此。他写道:
丹砂,生于炎方,禀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丹色而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
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是以同远志、龙骨之类则养气,同当归、丹参之类
则养心血。可以明目,可以安胎,可以解毒,可以发汗,随佐使而见功,无所在而不可
——《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0 页
用“离中有阴”、“火中有土”概括丹砂的气味特征,进而说明它“随佐使
而见功”的基本特性,实际上是表明它有调和阴阳的功效。如此表述,显然
不落常套而别有情趣。
五行说成为李时珍袭用的一种比类取象的思想工具,在总结某些医、药
实践经验上,产生一定良好的效果。但用五行进行比类,纯属直观取象方法,
难于概括复杂的自然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五行生克模式,用来概括药物、
病变之中复杂的、多变的联系,很难避免简单、粗放、肤浅的弊病。
运用阴阳、五行、八卦思想总结中医、中药学中的经验。已有几千年历
史,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效的、科学的。今天要研究发展祖国的医药学,应
当采取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那将导致对待民族文
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四、论医论药强调天人统一
人的生命,同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不管论医、论药,都需要考虑自
然界的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在中国传统哲学上就是研究天人关系问题。“天”,
指自然界及其一切变化;“人”。指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和改造。天人关系
问题,是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李时珍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
一思想。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的思想,在《本草纲目)里都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李时珍考虑天人关系时,着重研究的是人们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要严
格遵守季节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医药学者诊病、论治、处方、制药,时时都
要考虑天文、地理的影响。从时间上考虑,不同的季节,易患不同的疾病;
同一病症,在不同季节,处方用药要依天时变化而有所不同;药物的栽培、
收藏、炮制都应遵循严格的季节要求。从地理条件考虑。不同的地域,生长
不同的药物;地域水土不同,对人体的生理特点和治病用药都有所影响。
一个医药学家,坚持唯物论,就是要遵循客观自然法则,遇事要以时间、
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一)治病论药必顺天时
天时或岁气,是客观的存在,有它变化的客观规律。李时珍强调,论药、
治病,必须首先考虑天时条件。他说:同样一种药物,”生产有南北。节气有
早迟,根苗异收采,制造异法度。”(校点本第一册,第47 页)”南北”指
地域差别,“早迟”指节气差别。同一药物,采根、采苗,季节要求下一样,
炮制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季节,对药物的栽培炮制影响很大。李时珍以最
常见的霜、露为例,二者同是自然界水蒸气的变化,时间有早晚,特性则大
异。”阴盛则露为霜。霜能杀物,而露能滋物”。一杀一养,”性随时异也”。
同是霜。时机不同,亦有利、有弊,“当降而不降,当杀物而不杀物”。或
“不当降而降,不当杀物而杀物”,对人类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危害。
(校,点本第一册,第393 页)
农作物同天时的关系至为密切。顺应天时耕种,则产量高,粮食籽粒饱
满,富有营养:违反天时耕种,不但减产。而且质性不良。李时珍引用《齐
民要术)的论断说:”粟之成熟有早晚,苗杆有高下,收实有息耗,质性有
强弱,气味有美恶。”(校点本第三册,第1482 页)
李时珍根据这一普通原理,论定同是稻米,因其生长于不同节气,不同
地域,其性味亦异,有的可人药,有的不可入药。《粳米·发明》写道:
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寒,粳
性多凉。
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迟粳、晚粳
得金气多。故色白者入肺而解热也;早粳得木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若滇岭之粳则性热,
惟彼土宜之耳。
——校点本第三册,第1467 页
这是从药物学立场,看待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稻米,对人体营养卫生的差
异,以及在药物上的不同价值。李时珍本着这一天人统一原则,看待一切药
物的栽培、收采与炮制。
人参有坚实、虚软之分,究其原因,乃由于采取异时使然。李时珍说:”
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加种菜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
非地产有虚实也。”(《人参·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701 页)
根据《内经》”必先岁气,勿伐天和”的原则,提出“顺时气而养天和”
的主张。人们与不同的季节流行病作斗争,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一
般情况下,顺天时用药,即升降浮沉则顺之:二是在特殊情况下,逆天时用
药,即寒热温凉则逆之。一顺一逆,似相反,而实相成,都是从治本出发,
贯彻“先岁气、养天和”的原则。《本草纲目》中,有不少“顺天时”用药
或”逆天时”用药的医案。例如治疗湿热痢疾,用雄黄、荆芥等辛热之品,
以顺夏浮之气;但也有用黄芩、黄连、柏叶等清热之药以止痢。这是逆天时
用药了。(《百病主治药,痢》校点本第一册,第175 页)如治中暑,固然
用香蕾、桂心、雄黄等辛温之品,以顺夏浮之气;但也用黄连、滑石等清暑
之药,是逆天时用药了。李时珍批判某些庸医不知顺逆天时的诀窍,误投药
饵以害事。他申述《素问·移精变气论》的观点指出:”暮世治病,不本四
时,不知日月。不审从逆,病形已成,以为可救,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神农本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本四时”,”先岁气”。紧
密地结合时令来观察疾病的变化和决定用药的原则,这是医家治病所必须遵
循的。李时珍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实质上就是在医药学中,以唯物主义态度
看待天人关系。
(二)病因地而异,药随地而变
对人类生理卫生的影响,除四时气候变化这一重要因素外,地理环境也
十分重要。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生产活动、起居饮食无不受其限制。地
域不同,流行的病症大不相同,生产的药物品类大异,气味悬殊。李时珍十
分重视地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出“随地所宜”原则,作为处方投药的宗
旨。《本草纲目》中论病论药都紧紧扣住这一点。《方民》中写道:
人禀性于乾坤,囿形于一气。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水食者
腥,荤食者膻。膏梁藜苋,肠胃天渊;菒褐罗纨,肌肤玉白。居养所移,其不能齐者,亦自然
之势也。故五方九州,水土各异,其民生长,气息亦殊。
——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 页
“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是讲地理条件有差异;”膏梁藜苋”。腥膻之异
是讲人们的”居养”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人们的“气息”既殊,则寿夭疾苦
随之而异,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囿形于一气”,是论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气息各殊”,是论事物的特殊性。李时珍广采关于“方民”问
题的论述,“以备医诊”(同上),目的十分清楚。
李时珍从”五方九州,水土各异”的客观规律出发,考察了不同地域人
民的不同气质、不同病症以及不同治疗方法。
首先他推崇《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有关论述:“东方之域,鱼盐之
地,滨海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为痈疡,
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
其民华食而肥脂;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
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其病脏寒生满,其治宜灸。南方者:
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
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
病多痿蹩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方民》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2969
页)李时珍认为上述分析,是从地理条件差异出发而得出的一般原则,具有
普遍意义,值得医家认真思考,严格遵循。
为了充实上述观点,李时珍从《河图括地象》一书中,引用了佐证材料:
“九州殊题,水泉多异;风声气习,刚柔不同。胃州:其音角羽,其泉咸以
酸,其气舒迟,其人声缓。荆扬:其音角徵,其泉酸以苦,其气慓轻,其人
声急。梁州:其音商徵,其泉苦以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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