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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动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这一领域中，他公开地挑战权威。拿他的话来说，在麦卡锡时代，“我性格中有两种对立的品格彼此在争斗：一种要我听话，一种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政治舞台上，他妥协的欲望被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对自己的信心。在一种层次上，他可以简单地说，就像他在那段时间里经常说的那样，“我觉得投身政治是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一个科学家的职责。”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必须为自己冒如此大的风险，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如此大的压力寻找一种理由。他以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苦苦思索着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学家一样，鲍林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和许多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将促使社会不断地进步。知识是钥匙。鲍林的道德观念来源于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知识，也会得出与他相似的结论。
鲍林的信念反映了从大萧条到60年代初期其他许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一些科学家尝试共产主义并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因为这一体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国的伯纳尔和约里奥—居里成为左派，因为他们发现在此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处理人间的事务。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多的利益这一社会主义思想在统计学上是完全正确的。苏联在这一意义上也许称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采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骤来推进人类的进步，如将理性运用到处理人问事务中来，将科学家提升到社会的顶层，并制定出一个个理性的五年计划。相对而言，资本主义提升的是企业家，奖励的是贪婪。
鲍林信仰科学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用一种独特的美国言论自由补充这一种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论相当简单，和他的科学思想同源：建筑在已经证实的知识体系上，将问题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并用新的认识重新将这几个部分组织起来。他相信美国政治的基础——知识体系和公认的智慧——是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他推崇这些文件是启蒙运动哲学的不朽丰碑。在麦卡锡时代，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和言论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从一种科学的立场来分析这些概念。照他的观点，美国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学一样，可以用统计学来解释。“真正的民主体系运作的原则是，没有任何人聪明到可以单独一个人对非常复杂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作出正确的决定就是将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见加以平均的过程，”他写道。“这些观点对应着一条从左向右延伸的概率分布曲线。如果现在我们说所有位于右侧的观点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时应该剔除，那么我们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错误的。只要理解概率，那么民主体系的运作显然要求每个人都有对政治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因此，他现在处于概率曲线左侧并没有关系。他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数据点。他有权表达任何他喜好的观点。至少对鲍林而言，这是一个科学事实。
这一认识激励着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激励他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多数科学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们。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一牺牲太大了。他们知道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可能无法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我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如此评论麦卡锡时代，“但是我将继续战斗，为了继续得到我妻子对我的敬意。”
8月，鲍林收到伯克利学术会议代表寄给他的一封信，请他支持他们，反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强迫他们作效忠宣誓。他们在信中写道：“一股恐惧、仇恨和疑虑的情绪已经蔓延到全校。学者们迫于生计，不得不默许一些他们知道将摧毁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东西。”
鲍林的反应异常激烈。“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前引进的政治测试已经使学校受害不浅。这些测试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对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除非校务委员会放弃他们早先的行动，加利福尼亚大学将无法重新恢复其卓越的地位。”他将自己的言论复印了一份送交学术会议，并附上一张便笺，建议校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工业界、金融界和农业界——应该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学术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学术会议保证报纸广泛地宣传了鲍林的观点。
过了十一个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个人走进了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交给他一张传票，传唤他到洛杉矶加州教育调查委员会出庭。鲍林将传票读了两遍，才看清出庭的时间就是当天上午十点半。传票终归是传票。鲍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动，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鲍林以为自己大致了解将要发生什么。委员会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对公立学校的教师可能产生的影响举行听证会，作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对者，他推测委员会将自己召去是为了听他的专家证词。不期而至的传票有些不同寻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让委员会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一边驾着林肯牌轿车驶向市中心，一边在头脑里整理自己的批评言论。
他不了解的是，这一委员会脱胎于特尼委员会，主席是特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法律顾问也是特尼委员会的律师。听证会的意图与其说是征询专家证词，不如说是搜寻赤色分子。
上午10时30分，鲍林走进了洛杉矶州政府大楼的大听证室。在宣誓讲真话之后，他坐了下来，对委员会发表他的开场陈词。鲍林真心实意地开始陈述：“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通过合适的安全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维护我们的个人自由。”他解释了无视概率曲线两侧极端意见的危险，并陈述了他认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险地迫使人们顺从。他说效忠宣誓并不能限制颠覆活动，因为真正的颠覆分子会签署誓言，而继续我行我素。鲍林现在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师们一致同意，共产党员是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不应该继续教学。鲍林作证说：“我认为如果涉及共产党活动的话，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并举行相应的听证会和审判，如果有证据表明当事人是共产党的话，就应该开除。我不认为效忠宣誓和共产党活动有什么关系……那些反对签名的人是那些坚持美国基本信仰的人，他们坚信我们必须维护民主，必须恪守先辈们进行独立战争时的精神。”最后，鲍林卖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将强迫教师在誓言上签字比作是俄国强迫科学家接受李森科学说，比作30年代纳粹对科学家的迫害。
接着委员会回到了正题。委员会的律师问鲍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学院发现任何颠覆活动的迹象。鲍林回答说没有。律师提醒鲍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怀恩巴姆，他曾经雇佣的已被判刑的共产党员。鲍林对于听证会语气的改变非常吃惊，他说怀恩巴姆的罪状是伪证，而不是颠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于这个国家有任何不忠，”他说。
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内，委员会盘问了鲍林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问他如何能够忍受赤色分子将党派路线强加给无助的年轻人，以及为什么他不同意拯救孩子比正常的诉讼程序更为重要。最后，鲍林忍无可忍了：
多内利参议员：我认为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纳税人会觉得与其让孩子们在少不更事的时候潜移默化地接受教授们共产主义的教条，还不如取消一些高等教育。
鲍林：是的。您相信坚持民主的原则是错误的。
多内利参议员：不，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情。
鲍林：正确的决定基于对所有人的观点加以平均，而不排斥那些由于其意见和政治信仰受到压制的人的观点。
多内利参议员：一个人有一种思想，然后走上教师这一人们所信赖的岗位，这与您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就像今天出庭的一位教授所说的，父母把他们在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教师，而这些教师却偷偷摸摸地向这些孩子传授共产主义的教条。根本就没有人让他们教这些课程，我认为没有必要雇佣这样的教师。
鲍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这类教师的例子的话，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作证呢？
委员会担心斗不过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暂时休会吃午餐，让鲍林在下午两点钟再回来。
下午的听证会如同一场恶梦。委员会又回到了怀恩巴姆的问题上来：他什么时候开始为你工作的？谁推荐了他？你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背景？为什么不？接着他们又转向鲍林自己的政治活动。手里握着特尼委员会的档案，主席开始逐一盘查鲍林值得怀疑的朋友。加州参议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现鲍林担任副主席的美国进步公民组织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他是否知晓这一点？你是否支持坎特伯雷红色教长？亨利·华莱士？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吊会‘你对共产党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对最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审判有何评论？鲍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接着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心问题被提了出来。
律师：鲍林博士，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你是共产党员吗？
鲍林：嗯，这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询问我的政治信仰。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我想这是例行公事。
律师：是的，我想请您回答……
鲍林：我正在想着那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一个受到威胁的同事们——起初他们中许多人反对效忠宣誓，接着他们一个一个受到失业的威胁，被要求放弃他们作为一个美国善良公民的原则，放弃他们的信仰——我意识到这就是政治压力。最终坚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数一些人，大约一百名左右，他们最后落得被开除的下场。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猜测我对于效忠宣誓的反对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压力。除非到了决断的时候，不然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采取何种行动。我见过许多人，原先强烈地反对效忠宣誓，然而当他们看见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会失业时还是签了字。现在我发现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觉得很难决定，仅仅是为了一条原则，是否值得无视可能带来的麻烦。然而，我觉得自己对于民主的认识没有错，我们只有捍卫民主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因此我拒绝回答任何有关我的政治信仰和组织归属的问题。因此，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委员会决定休会片刻以商量对策。鲍林面临着当时许多证人在国会委员会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种选择：问答这一个问题；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已超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拒绝回答。鲍林不想回答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曾经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进监狱或受到内部流放的处罚。在委员会面前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这等于承认有罪，而且常常会导致证人被开除。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种对策，也就是达尔顿·特朗勃和好莱坞十君子所采取的对策。然而这一方法也有其危险：拒绝回答一个立法委员会的问题会被套上蔑视法律机关的罪名。
续会之后，律师试图恐吓鲍林，提醒他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最好还是回答这一个问题。鲍林见多识广，当然没有上当。他坚持不回答问题。如果委员会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得传唤他。律师退了一步，又继续盘问。鲍林冷静、严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委员会一无所获。最终，大失所望的委员会成员又将讨论带回到了起点：
多内利参议员；好了，博士，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不管这是否是对俄国的公开宣战，我们的国家正在和共产党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年轻士兵正在异国的土地上捐躯。如果我们允许共产党人渗透进我们的大学，向我们的青年人传授共产主义教条，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当有人提及共产主义，或是问你是否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你总是不断地提到政治压力和政治权术……我觉得你将共产党称为一种政治组织是不公正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同情共产党的话，将这称为政治现点也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是颠覆，是背叛，特别当我们正在进行战争的时候。
鲍林：好吧，我很有兴趣了解你想些什么，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我再次重申，如果我犯了法，我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多内利参议员：你不觉得拒绝回答你是否是共产党员，并蔑视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是违法的吗？……
鲍林：我觉得，而且我必须说，我是在没有法律准备且没有任何法律咨询的条件下来到这里的。你们没有理由询问我的政治信仰和联系，这一原则足够了……即使我会将自己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我也将坚持这一点……
多内利参议员：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如果你缴纳党费，如果你是一个宣扬以暴力来椎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的成员，你说的所有的漂亮话不会使事情的性质有丝毫的改变。
讯问的结局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韦布赖特参议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转而支持这些共产党人，而且明知他们受某一个外国势力的操纵，那么我们会走向何方？如果我们都采取同样的态度，那么我们将何去何从？
鲍林：你指全国所有的人民？
韦布赖特参议员：是的，我们将何去何从？
鲍林：那样的话，作为全体人民的选择，我们将会有一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委员会讨了个没趣，占不到便宜，精疲力竭地宣布散会。
听众中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合上了笔记本。几天之后，他将一份完整的报告交给了胡佛。
尽管在委员会面前镇定自若，鲍林的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考虑到蔑视罪的威胁。他曾经亲眼看到与国会委员会作对使达尔顿·特朗勃陷于的境地——由于被认定犯有蔑视国会罪，这位剧作家在狱中服刑，妻子和三个孩子则过着凄惨的生活。在州议会这一级，鲍林还不能确定将会有何种处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被认定蔑视州议会，他肯定会被加州理工学院开除。
第二天，鲍林拒绝回答委员会提问的消息就上了报纸，传遍了校园。鲍林不知所措，向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自由派物理学教授查理·劳利森求助。劳利森的办法非常简单：在胁迫之下向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做违背鲍林的原则，但是他完全可以自愿地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讲述自己的观点。理工学院的内部调查已经表明鲍林不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劳利森建议鲍林给杜布里奇写一张便笺，说明你不是党员。然后让杜布里奇想办法对付。
鲍林考虑了劳利森的建议，起草了一个很长的声明，在同一天送交给杜布里奇，并附上一张条子：“亲爱的李：我送上这份关于我的政治信仰的声明。你可以随意引用。”在这份三页的文件中，他复述了自己在委员会面前拒绝就自己的政治信仰作证的理由，剔除了对忠诚宣誓的批评，并在最后总结道：“我相信一个公民有权利在他希望的时候宣布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权利在他希望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某些共产党人所信仰的极端思想和政策；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坚定地捍卫我们民主的基本原则，包括信仰哪怕是极端的政治主张的权利。”
在文章中间，鲍林写道：“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从来没有和共产党发生过任何瓜葛。”杜布里奇需要听到的无非是这些。他刚听到新的一轮校董们有关鲍林危机的抱怨，他很高兴自己的化学系主任作出了这一份声明。他建议鲍林作一些润色——增加了一个部分：“总体来说，我并不反对效忠宣誓。我曾经自愿地就我对这个国家的服务作过许多效忠宣誓”——接着，杜布里奇对鲍林说，他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杜布里奇与教育委员会进行了联系，安排鲍林两天后在委员会到帕萨迪纳再次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出席。听证会开始后，鲍林走了进来，宣誓之后念了自己的声明，转过身去，走出会议室，身后议员们窃窃私语。当他走出门的时候，鲍林似乎听到有人说，“我确信他愚弄了这个委员会。”这很可能是多内利参议员的声音，他属下的工作人员正忙着罗织鲍林藐视议会罪。
听证会的情况经报纸披露后，照例又有一批反对鲍林的信件涌向了杜布里奇的办公室。然而这次杜布里奇可以从容应对了，因为他握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所铸成的挡箭牌：鲍林已经宣誓保证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可以写信告知那些对鲍林不满的校友们，尽管他们强烈反对鲍林的观点，但是只要鲍林遵纪守法，而且不把政治带进课堂，那么“最恰当的方法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宜采取过火的措施。”
16 生命的奥秘
偏离航道
此时，鲍林的注意力频繁地在政治与科学间来回穿梭。政治活动将他置于受人攻击的地位，研究工作则成了他摆脱重压的手段。在出版社一再催促下，他于1949年完成了《普通化学》一书简易本的编写工作。此书更适宜于达不到加州理工学院水准的大学一年级新牛，因而读者面更广，他用录音机口述，让秘书整理成文，然后再由他作最终的润色。他的另一部书名为《大学化学》，1950年问世，也甚为畅销。1950年，鲍林购买了一辆崭新的英国造两座位绿色赛车，作为他给爱娃·海伦的生日礼物。
鲍林继续在思考蛋白质的结构。1950年春，怀恩巴姆案发生时，劳伦斯·布拉格、约翰·肯德鲁、马克思·佩鲁茨等人在《皇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文，题目为“晶体蛋白的多肽链结构”。鲍林见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