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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权是最为现实的做法，布什和哈佛校长科南特①等人预言大多数科学家将会支持梅—约翰逊法案。与他们站在一起的有全国各地的上千名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相信，该法案能够给予军外科学家足够的代表权，同时又能确保原子能研究的优先地位。比如密立根就联合加州理工学院内外大约200名“平民”向国会递交了一封签名的公开信，敦促国会通过该法案。
①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美国教育家、科学家、哈佛大学校长（1933—1953），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组织美国科学为战争服务的中心人物，着有《论了解科学》、《教育与自由》等。
反对梅—约翰逊法案阵线的成员，除了科学家联合会的那些年轻的动乱分子外，还包括了一些受人尊敬的著名科学家，比如贝尔实验室主任和美国科学院院长朱厄特，原子弹研制者费密①和西拉特，当然还有鲍林。鲍林本人同时参加了帕萨迪纳科学家协会和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并以个人名义写信支持麦克马洪法案。
①费密（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研究慢中子人工引发原子衰变，最早实现受控链式核反应，获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39年赴美，1942年主持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
大辩论的结果开始偏向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一方。到1946年春天，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成员增加到了几千人，其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该联合会采取的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立场。成员的增加提高了联合会作为院外活动集团的地位。那时麦克马洪的支持者已经争取到了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的一些政治家的支持。杜鲁门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感受到了战后选民的情绪，决定支持原子能技术的非军方控制，随后国防部长也很快表示支持。到7月份，麦克马洪法案经过一些修正并让军方在拟议中的原子能委员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后，在国会获得通过。
这是一个来得有点突然的重大胜利。在鲍林和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其他成员看来，这是理智的胜利，它表明和平时期军方不再能主宰一切。杜鲁门和他的部长们开始谈论与苏联和其他国家共享原子秘密的问题，国际关系开始趋暖。人们希望，经过斗争，这个世界有可能摆脱战争的阴影，实现持久的和平。
但是，这种趋势很快就中断了。
好莱坞
随着麦克马洪法案的通过和广岛冲击波的逐渐淡去，许多科学家重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工作和家庭，然而鲍林却继续活跃在政治活动中。公众仍然渴望了解更多的有关原子弹的信息，请他作报告的邀请源源不断。现在他在解释原子弹的技术原理时，还不时插进爱因斯坦等人有关实现平民控制、公开交流科学信息以及成立世界政府的论述。但问题是，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谈得越多，他的报告就越发显得苍白无力。
爱娃·海伦目睹了这样的情况。鲍林每次作报告时，她几乎都陪同前往并坐在前排仔细倾听。她注意周围听众的反应，观察哪些地方效果好，哪些地方效果差，并在会后进行点评。她认为鲍林的问题是缺乏信心。每当鲍林谈及政治问题时，他就对自己的有关知识缺少把握，说起来理不直，气不壮。比如谈到原子能技术的控制问题时，他总是服从更高的权威，引用其他科学家或政治家的论断而乏陈己见。这样的讲话丧失了他作科学报告时惯有的幽默感，并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而显得不够真实，因此听起来枯燥乏味。在一场效果很差的报告之后，爱娃告诉鲍林：“你缺乏自信。听众的印象是你对自己所说的东西没有把握。”
对爱娃的评论，鲍林一向是认真对待的。他认识到自己必须努力变成一个原子能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如同他以前步入免疫学和生物化学等新领域并成为这些学科的专家一样。他开始研究政治、历史、经济和国际关系。阅读有关书籍，政府报告，从《路易斯安那时报》到《纽约时报》的各种报纸，包括《国民》、《纽约人》和《时代周刊》等在内的各种杂志，还阅读由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出版的名为《原子科学家通报》的新期刊。
鲍林发现，与量子力学相比，原子能政治学要简单得多。此外，影响决策的竞争对手也比较少，无非是政府、工业部门、军方、科技界和公众等方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计划和关注的热点，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并不困难。他发现，只要弄清楚每一方的动机和行动方式，就不难理解人们关于原子弹问题的不同言论。几个月以后，他宣称：“我可以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了。”然而，他的演讲却引来了麻烦。
最早邀请鲍林去演讲的团体之一是一个政治行动组织，名叫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这个组织成立于战后，是代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立法利益的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同工会或实业家协会的性质相类似。这个组织的政治立场左倾，它的好莱坞分会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士所组成，中间还夹杂着少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多数成员来自电影界。特里林①谈到罗斯福新政支持者时说，他们“怀疑甚至否定利润驱动原则，相信进步。科学、社会立法、计划经济和国际合作，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特里林的这些评论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组织而言的。
①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31—1975），着有《弗洛伊德和我们的文化危机》、《文化之外：论文学和学识》、《真诚与真实性》等。
鲍林在这个组织的第一次演讲很受欢迎。在随后的答问时间里，有人问他美国武库中究竟存有多少颗原子弹。鲍林回答时作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也许有100到200颗原子弹，并且在下个年度有制造500颗原子弹的潜力。鲍林的这个估计大大超过了实际数字——当时美国武库中能够用于实战的原子弹不足10颗。一个记者报道了鲍林的估计，使其迅速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当时仍在竭力争取通过梅—约翰逊法案的格罗夫斯将军当然很不高兴，并把自己的不快告知了鲍林。“我对原子弹问题所说的话被错误地引用了，”鲍林在1946年2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记者对我的粗略估计作了错误解释，并传遍全国。格罗夫斯将军认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然而军方对他言论的不快并未使鲍林感到担心。他写道：“你清楚，我跟原子弹工程毫无瓜葛，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因此可以自由地作各种猜测。”
鲍林夫妇由于与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交往而结识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社会活动分子，这些人似乎都信仰鲍林所说的“很合我口味的相当自由化的政治”。于是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对来自小城而又十分爱看电影的鲍林夫妇来说，能与好莱坞明星交往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好莱坞分会的负责人是克伦威尔，他是电影“林肯在伊利诺伊”和“赞达之囚”的导演。分会成员包括凯克纳、罗宾逊、哈佛兰、威尔士和马奇等。鲍林夫妇由于这层关系得以出入制片厂，观看拍电影，在制品人的豪宅里品尝鸡尾酒，在私人放映厅里观看新片预映。他们还与卓别麟聊天，在拉夫顿和兰彻斯特的好莱坞别墅里谈笑风生，还在布朗德比与当时还只是一个自由派演员的里根一起推敲委员会的政策声明。
鲍林对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工作并不积极，只投入很少一点时间；而对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事却非常投入。他按时参加例会，协助起草行动目标和政策。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好莱坞分会科学部的副主任，并与弗朗克·锡纳特拉、曼①、埃灵顿②罗斯福夫人③等一起成为该组织的全国董事会的成员。
①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衰败，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因抨击纳粹政策被迫流亡国外（1933），加入美国籍（1944），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②埃灵顿（Duke Ellington 1899—1974），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乐队指挥，20年代在纽约自建乐队，对乐队爵士乐进行许多革新，著名大型作品有《黑色、棕色和米色》、《跟上时代的回忆》。
③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的夫人，社会活动家，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45；1949—l952；1961），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1946－1951），对世界人权宣言（1948）的起草和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爱娃·海伦觉得，与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和他们的穿着随意的夫人们相比，这些名流有趣得多，因此她乐于与他们交往。然而鲍林却不一样。经过一段短暂的兴奋之后，他感到多数好莱坞人知识浅薄，发现这些人对什么事都有兴趣，唯独对科学兴味索然。尽管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包含“科学”这个词，但它从未能吸引很多科学工作者加入。这也许是由于该组织不久便被贴上了共产党阵线的标签，也许是由于出现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这个政治性的科学家组织。鲍林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在理工学院的唯一会员，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成员回忆说，有一次，在某个董事家中花园里举行野餐会，鲍林夫妇应邀参加。他看到爱娃在餐桌旁与其他来宾谈笑风生，而鲍林则独自一人远远坐在游泳池的另一端。来宾们似乎都怕与这位大科学家交谈。鲍林与客人进行的仅有的一次热烈讨论发生在他和另一位来宾的十几岁的孩子之间，讨论的题目是高中化学。
深入社区广场
1946年10月初，尤里打电话给鲍林，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由此把鲍林的政治活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鲍林知道，这个委员会由从原子科学家联合会成员中遴选出来的精英组成，包括西拉德、尤里这些著名科学家，并由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爱因斯坦关于公开分享原子技术的雄辩讲话在争取公众支持麦克马洪法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为政府制订政策，而是向老百姓说明原子弹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正如紧急委员会的成立声明所表明：“我们的世界正面临危机，而那些掌握决策权的政要们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被释放的原子能已经改变了一切，唯独我们的思维方式仍原封不动。人类由此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人类如要继续生存并走向繁荣，确立新的思维方式已刻不容缓。”
委员会偶尔就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控制原子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借助爱因斯坦的崇高声誉而受到媒体的广泛重视。除此以外，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集经费以支持公众教育的各种刊物，诸如《原子科学家通报》等杂
鲍林把委员会的邀请视为巨大的荣耀，欣然接受了。他十分敬佩爱因斯坦。与少数几个科学家而不是与一个大型组织共同工作也很合他的心意。而且，参加紧急委员会也不致过于分散从事科研的精力。尤里向鲍林保证，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只需每年到爱因斯坦家附近的普林斯顿开几次会，商议公开声明的内容以及确定筹措和分配经费的策略。
但是，加州遥远的距离，日益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喜欢独自工作这一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使鲍林后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这类会议。他偶尔作为委员会的发言人到西海岸巡回演讲——一次他与西拉德一起冒险乘坐颠簸的小飞机沿哥伦比亚河谷上行，到达斯波坎市向该地区的电气工人大会发表演说。但是在各次委员会会议上，即使在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经常是唯一缺席的委员。多年以后，其他委员甚至回忆不起来是否见到过他。
对鲍林来说，比参加会议重要得多的是有了与爱因斯坦单独谈话的机会。鲍林认为爱因斯坦是与牛顿和达尔文并列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自成一格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在创立崭新的物理理论方面领先于同代人的距离要以光年计量。鲍林还发现，爱因斯坦有关和平问题的论述也比其他科学家的话更能抓住人心，发人深省。
在鲍林应邀参加紧急委员会前几个星期，爱因斯坦对《纽约时报》发表讲话说：“原子弹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熟悉的世界的性质，因此人类必须改变思维方式以适应新的栖息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不会拥有防卫原子弹袭击的方法……美国的核武库虽然占有暂时的优势，但我们肯定不可能永远独占秘密。一部分人率先发现的自然界秘密，总有一天会被另一部分人掌握，只要这些人保持耐心，坚持探求。”与鲍林一样，爱因斯坦也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政府能够惩罚任何战争发动者。爱因斯坦同意这样的观点，即科学家在教育民众认清核战争危险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决定美国政策的将不是联合国会议桌上的讨论，而是普通老百姓在社区广场通过的决议。我国在纽约、巴黎和莫斯科的代表将最终根据这类决议去行事。”他还说：“我们必须到社区广场宣传原子能技术的真相，从那里将能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在加入紧急委员会之前，鲍林与爱因斯坦只在社交场合有过寥寥数语的交谈；但在此之后，鲍林只要来到普林斯顿，就会应邀前去拜访爱因斯坦。爱娃通常陪同前往。爱因斯坦总是站在默塞街的老式住宅的门口迎接他们，然后陪同他们走进二楼的书房进行交谈。谈话一般延续一个多小时，内容很少涉及到科学问题，主要话题还是世界大事、公众舆论、原子弹的残忍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爱娃谈话时充满活力，才智焕发，爱因斯坦和她交谈特别投机。鲍林回忆说，爱因斯坦非常幽默，他们三人经常说些轶事和笑话。私下与这一伟人交谈，鲍林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澄清。爱因斯坦曾经鼓励罗斯福研制原子弹作为击败希特勒的武器。而现在妖精已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他就感到负有特别的责任促使人们能理智地使用这一种武器。与众多的科学家相比，爱因斯坦是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观察美国的原子弹政策的，他批评当时存在的滥用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倾向。他认为，真正的罪恶是民族主义，它带来狂妄和自傲，带来强烈的竞争和战争的欲望。为了克服这一种倾向，唯一的途径就是宣传和发动民众，使他们认识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爱因斯坦告诉鲍林，现在已经出现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因为原子弹的产生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可怕的技术产物将驱使人类实现某种形式的全球合作，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科学家理应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否则人类将面临灾难。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在分析原子弹政策的时候，应该限于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进行，只谈那些可以弄清和评估的情况。由物理学家来告知人类学家怎样开展工作是荒谬的，更不要说政治家了。不同领域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去指导。然而爱因斯坦却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他曾在30年代亲眼见到了德国的魔鬼希特勒，并且毫无畏惧地点名批评。当爱因斯坦谈及原子弹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谈论千吨①核查体制，而是谈论那些想“驱使我们生活在全面恐怖气氛中”的政府官员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瘤”，谈论美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说：“使人改变罪恶的思想，比使钅不元素改变性质还要困难。”他说这一切的时候做到了直抒心声。
①千吨是原子弹或氢弹当量的单位，等于1000吨梯恩梯炸药的爆炸力。
于是鲍林也开始直抒心声了。鲍林将爱因斯坦作为自己的楷模：一个科学家在战后就应该像他那样凭良知采取行动。鲍林后来说道：“正是爱因斯坦的榜样使我和我的妻子下决心为这一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火烧的烟味
然而，在苏联东进和美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紧急委员会和原子科学家联合会为争取制订合理的原子弹政策的努力很快就付诸东流了。
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把苏联“解放”的东欧国家统统封闭起来，从而导致丘吉尔在1946年的秋天发表了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为反共分子创造了在其后40年里流行全国的通用词语。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也对国民党政府构成了危险。自俄国革命以来，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经常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危险作为口实来吸引选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一武器又再次被抬起来加以使用。
共和党人利用这个题材攻击民主党。当时存在于苏联和世界各国之间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原子弹问题。共和党人宣称：民主党内充斥着共产党同情者、绥靖主义者以及主张世界大一统和共享原子弹秘密的人。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对国家安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1946年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断言：美国人民必须在共产主义和共和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很多选民相信这个说法。在那一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国会中新增了几十个席位，这个结果是公众舆论反共倾向抬头的明显信号，也是给杜鲁门和他的民主党人敲的一次警钟。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当然不会不看到形势发展的方向。他的讲话调子突然明显右转，再也不谈与俄国人共享原子技术了。他还采取实际步骤使民主党人表现得与共和党人一样反共，其中之一就是发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自1947年3月起实行忠诚和安全审查制度，禁止联邦工作人员参加任何被司法部长认定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组织、共产党组织或者颠覆性组织，甚至也不准对任何这样的组织有“同情的表示”。这一措施的真实目的是清除政府雇员中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杜鲁门这一后来被人们称为“效忠制度”的行政命令，成为各州政府公职人员的忠诚检查和宣誓制度。司法部长手中的黑名单，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