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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O”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地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卜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七八”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8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到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冰点”。
4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