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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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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十三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蚊上树,泡菜,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大桌。怪味鸡和煎蛋汤是张茜亲自做的,味特别浓。四川的特产“五粮液”酒—倒进杯子里,满室的香味便弥漫了。虽然外面正是冰天雪地,室中却是暖融融的,很有点儿家庭的味道。孩子们还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吃,所以,今晚的“宴会”只有两对夫妇。相识这么久了,他们还是第—次这样没有旁人地坐在一起吃饭呢。
  陈毅擎起酒杯,笑着说:“张先生可记得这样一首古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伯驹不假思索地接道。
  “哈,那就饮了这—杯。讲清楚,要喝干的噢!我这个人,在饭桌上可从不愿意吃亏的哟!”陈毅看着慧素,把酒一仰而尽,一言一动,都带着一股子武将的味道。
  慧素和张茜挨着坐,觉得十分兴奋。她是不喝酒的。如此热情,知道不能推,屏住呼吸,把一杯酒也一下子喝了进去。顿时,两颊升起一片晕红。张茜比慧素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显得娇小玲珑,一副欢天喜地的活泼劲,全无犹豫地也把酒喝了进去。
  可这杯酒,在张伯驹的手中却显得特别地沉重。
  餐前,他已把这一段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陈毅细细说了。到戴上右派帽子一段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似乎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人的错事一般,并告诉陈毅,他们夫妇已应宋振庭之邀,去吉林工作。陈毅耐心地听完,竟什么也没说。
  那样子,像是早已知道,又像是根本没所谓,使得张伯驹心下好生奇怪。接着,就开始吃饭了。一上来,陈毅这么好的兴致,先念了半首古人的诗,倒像是方才张伯驹什么也没对他说一般。
  他思付着喝那一小杯酒,喝得很慢,很小心。他能够把事情压在心底,但无法让人认为他没有心事。“喂——”陈毅见张伯驹终于把那杯酒喝完,拖长了声朗然一唤道:“这么斯文,这餐饭可就太难过了。我可是个大食家,放开肚皮能灌一整瓶进去,张茜想拦也拦不住!”他一边说一边动手给几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斟上了酒,说道:“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想它干什么!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有什么奇怪。我这个人,对这个看得最开。‘非其罪,虽累辱而不受’,你还怕事情没有弄明白的那一天么?”
  “可是……或者是我错了。”张伯驹辩道。
  “你?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毅的声音分外地响了:“你们把最最珍爱的东西捐献给了党,给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嘿,峨嵋山的猴都不信!”
  张伯驹心头一热,握酒杯的手颤抖了。
  “我有些话,可能是讲得过头了,比如说……”张伯驹想说明。
  陈毅摆了摆手。
  “我根本不问那些!”他声音重重地说:“如果我陈毅不知道那些珍贵文物在你们心中的位置,我还不敢这么肯定。你们的事,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几个人讲过了。陈毅熟人多,但朋友不多,我这个人从不滥交朋友。俗话说,朋友是半个自己。如果会吹会拍的就是朋友的话,我陈毅的朋友就太多了。人生在世,难得的是诤友、畏友,光能喝酒不行。伯驹先生,你不至于把我看得也那么糊涂吧?”
  慧素一动不动,用力忍着眼边的泪水。
  张伯驹的心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样的话,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了。
  在部里,他想解释,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不理解,也因为人们太热爱,太单纯。而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一句,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换了谁,也会激动的。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擎着酒杯,猛地往陈毅面前一送。由于过猛,酒泼到了手上,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到。“来,喝了这一杯!”他从心底里喊出了声。
  感情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女人们开始褒贬自己的丈夫,这是她们的乐事,于是,小房里的气氛分外轻松了。
  “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么?”慧素见张伯驹一直不问这个问题,忍不住自己问了出来。
  陈毅粲然一笑:“给我点儿时间,我也许想得起来。不过,这并不重要。普天之下,好人终是多数。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总会表现出来。”他狡猾地眨眨眼说:“我倒挺佩服宋振庭这个家伙。这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也可以叫伯乐识马,慧眼寻人。不然的话,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儿的人才?就算你们肯去,文化部也不一定舍得让你们走呢。你们,也是名人噢,嘿!”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一连打了三封电报来。他怎么知道我们?”慧素仍旧想弄清楚这个底细。她已经隐隐觉出,陈毅似乎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
  “唔,八成有点儿灵性。也许,只是灵机一动;也许,是你们忘了。话说回来,张伯驹鼎鼎大名,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陈毅悠悠地一笑说。
  张伯驹却认真,思忖着说:“在东北,我真是不认识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
  “那只是没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那张作霖、张学良,不也是东北的么?一个人,多做点好事,总会有人记着的。这道理很简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我这个人是共产党,可我相信因果报应。张茜说我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不得好死。可我琢磨,好事也干了不少。将来我死了,有人笑,也会有不少人伤心。”他故意看着张茜说:“别看你对我总是挑毛病,到时候,你比谁都哭得凶。来,吃菜呀,怕不怕辣?”
  便是很普通的话,经陈毅的口一说,也显得妙趣横生了。心情开朗了,饭菜也显得格外有味道。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饭罢,几个人回到书房,又闲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张伯驹起身告辞。由于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陈毅从书柜中取出了一轴用牛皮纸包得很仔细的轴画,双手递到了张伯驹的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把牛皮纸包接了,嗓子眼发堵,说不出话来。陈毅又道:“到那边以后,可不能把老朋友忘了,常来信。这几年,我自觉在诗词方面,心心得不少。和你们通通信,多有裨益。我这个人,别看肚里墨水不多,眼光还挺挑剔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博大宏远,气势咄咄,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韵律铿锵,字字功夫。到吉林后,可不敢把这支笔扔下哟。人一上了岁数,一旦把笔丢下,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握别陈毅夫妇的第三天,张伯驹夫妇便乘火车去东北了。家中的一应事务,托付给老傅照看,却也不必担心。女儿已经大了,能够自理,也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搞考古研究的,人很老实,老两口也很满意。就这样,他们了无牵挂地走了,走向了一片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十四
  车到长春,已是傍晚。手忙脚乱地下了火车,一阵北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冷。他们还是第一次到东北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他们会来么?”慧素帮丈夫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担心地问。上车前,他们已经给宋振庭拍了电报,告诉了他们到达的时间。然而,这种时候,人总愿意往坏处想。
  “不一定收得到。快过年了,好多地方都放了假。”张伯驹弯腰提起一只箱子,对慧素笑笑说:“走吧,先去吃点儿饭,我有点儿饿了。反正没什么行李,自己走吧。”慧素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有许多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份。毕竟,现在他们的身份不同。
  “等一下吧。万一他们来了,找不到我们……多不好。”慧素坚持说。张伯驹点了点头,放下了手提箱。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上车的上车去了,下车的出站走了。火车一声长鸣,也开出了站,站上渐渐静了。没有人来接。
  张伯驹微微一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走吧,我们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恐怕,人家也很忙。你想,这年头,宣传部能不忙么?”慧素的心绪有些灰冷。两个人提起行李,慢慢地出了站。
  “先找旅店,还是先吃饭?”慧素问。依她的意思,是先安顿下来。
  “听你的吧。”伯驹答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他没有表露出什么来,但心里对没有人来接感到有些失望。
  车站的门口人很多,张伯驹似乎是不经意地在人群中看着,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每个人都似乎是来接站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
  雪花飘飘,在街灯下看去,像是在飞舞。落到脸上,凉滋滋的。张伯驹挺了挺身子,用力说道:“一定是没接到电报,我们走吧,雪越下越大。”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跺了跺脚,向外走去。
  一辆人力三轮客车停到了他们身边,一个声音高声搭讪道:“要不要雇车,快——”
  张伯驹问道:“附近有什么旅店么?”
  “这时候?”蹬车的汉子嘲弄地一笑道:“住大车店,便宜,两毛钱一位。可惜,没有夫妻房嘞!”
  张伯驹忙追问道:“没有别的旅店么?”
  “明儿清早!今儿黑,您老就忍一宿吧。除非您是大干部,上头来的。”汉子用手往前面一指道:“像那样的,就行了,小汽车候着,一天一宿了,那还差不多。二位,上车吧!”
  张伯驹无意地抬头一望,立时怔住了。
  汉子指的地方,是一块好大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北京来的张伯驹先生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高高地挂着。方才,他们因为没注意高处,竟没有看见。
  慧素已经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了,张伯驹一把拉住她道:“走,走,瞧那边,瞧!”声音激动得已经走了调儿。那汉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提着行李,连忙向那块大牌子走去。
  牌子下面,真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顶上积了好厚的雪,显然已经来了许久。车旁,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正一边跺脚,一边说着什么。
  “恐怕这趟车又没有。”那姑娘说。
  “八点钟还有一趟到齐齐哈尔的车。”男人的口吻很耐心。听得出,他们已经来了好久了。
  张伯驹走到他们旁边,才猛地停下了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头看看,慧素正双手提着一只大号的旅行袋跟过来。见伯驹停下了,她便问:“是这儿么?”
  张伯驹抬头看了看空中挂的木牌,点了点头。
  那姑娘猛然见到了他们,用手一指道:“嘿,可能来了!”那中年男人连忙转过了身子,迎了上去,热切地问:“你们……从北京来?”
  “对,对,我叫张伯驹。”
  “哈!”那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出言无忌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你们的电报上没说坐哪趟车。这时候了,真担心你们到不了呢!”
  “嘿,这怎么好意思!”张伯驹喘息着说。由于激动,他的脸泛起了微红。
  姑娘和中年人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车里,中年人又把那块牌子从电线杆上解了下来。一边说:“老宋担心我们不认识您,出了这个主意,还挺灵!”
  汽车在斯大林大街上平稳地行驶着。张伯驹望着窗外银装了的世界,揣摸着这位“宋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出,这里一定有个谜。
  起码,他们今晚不必住大车店了。他并不怕住大车店。但他希望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客人。
  慧素新奇地看着窗外,问那姑娘:“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宋部长家。宫大姐说了,这顿饭,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今天一上午,宋部长都在车站上等你们,猜你们会上午到。下午他有个汇报会,来不了,才没有来。”姑娘笑笑,又说:“我叫小华,宋部长说了,以后,让我给张老当学生,不知道行不行?”
  “宫大姐是谁?”
  “宋部长的爱人,你们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慧素道:“天下第一的好人,一点儿没架子的,待人可真心呢!”
  宽阔的斯大林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街边树上,积了厚厚的雪,煞是壮观。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这使得张伯驹心中十分感慨。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车子拐上了一条窄马路,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驶进了一个大院,绕了几个弯,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中年司机响亮地按了几下喇叭,跳下了车,先为张伯驹拉开了车门。那边平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了几个人。司机打开后车厢,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抓起最大的一个袋子。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则拿起了张伯驹的手提箱,一边忙不迭地问:“冷吧,快到屋里暖一暖。”
  张伯驹猜:这个大个子,可能就是宋振庭了。从气质上,他感觉得出来。
  他有点儿紧张,正了正头上的棉帽子,跟在大个子后面走进了房。
  房里暖如夏。不一刻,大家都进了屋,热切地道着短长。大个子把一杯热茶双手递给张伯驹,问道:“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不,没什么。”张伯驹接过了茶杯,看着对方的脸。
  “我是宋振庭。”大个子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轻松地说:“我们好做认识了很久,对不对?”说着,他招招手,那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忙走了过来。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脸边竟抹上了一点儿面粉,全然像个乡下的妇女。“她叫宫敏章,我爱人,叫她‘小宫’行了。来,吃饭吧,看凉了。”那口吻,像是拉家常。
  张伯驹方才的紧张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有了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从接到宋振庭的第一封电报时起,他就在心中刻画宋振庭这个人了。此刻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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