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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在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怎样胜利完成占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1945 年11 月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一个保证维护民主原则的奥地利政府；1946 年6 月怎样采取第二个步骤，签署一项新管制协定，扩大奥地利政府的权力，限制盟国的权力；以及尽管取得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 年底之前，原来的占领目的又怎样变得扑朔迷离，进一步的发展又怎样因占领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遭到阻碍。在这短短的半年之中，奥地利与其说是一个处于重建过程中的国家，倒270 不如说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也许是一个次要的棋子，但却象某些开局着棋手法中为赢得优势而被牺牲的卒子一样，其所处战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邻国家”’时所暗示的，奥地利的前途对整个中欧、南欧和东南欧必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奥地利并不象一个卒子，到1946 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意愿是通过它那个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顽强、巧妙而勇敢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政府是由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战争时期受纳粹之害而复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精神现在却为奥地利的“解放者们”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奥地利进行的冷战和德国的情况相比，武器竞赛或许不是那么露骨，气氛也肯定不是那么激烈。
本编完稿后，奥地利的独立最终已成事实了。根据这一发展对所述情况稍加修改，并着重指出在当年评论时预期可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些因素，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实际上在1946 年底，凡是熟悉奥地利情况的人，几乎谁也不想预言奥地利的发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形势来作一番叙述而已。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绝不代表别人。
战胜的盟国竟然采用四国占领这样一种麻烦的办法来恢复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主权，甚至认为有必要先把这个国家与别国隔绝开来，这对未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似乎难以置信的。为此，有关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背景所作的叙述，也许超过了有确实需要之处。由于盟国所起的主要管制作用是在战后立即产生的混乱已经消除之后，所以关于盟国执行管制的细节则记述得较少。
英国官方文件无法利用，因为政府决定官方文件的公布须待大战正史的刊行。本书史料来源只能局限于已发表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是美国的。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小卡里·特拉弗斯·格雷429 森的渊博详实的著作使作者获益非浅。有关1944 年和1945 年间在伦敦着手制订奥地利民事工作计划的资料，271 有关从战争结束到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工作开始这段期间的资料，都特别难于找到。在此谨向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并对初稿提出意见的友人以及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致谢。
约翰·梅尔1955 年10 月
202奥地利
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1943 年10 月30 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人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1938 年3 月15 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唯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必然要考虑到它对自身解放所作的贡献。
虽然这是第一次联合宣言，但三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在这以前当然已经作过相当考虑了。就英国而言，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它所正式承认的一个作战目标。早在1939 年11月12 日，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1940年11 月9 日，他在官邸演说中明确宣布，奥地利是英国为之而开战的国家之一，英国获胜后将予以解放。1942 年9 月9 日，当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解放奥地利是否为政府作战目标之一时，艾登就是请他去查阅丘吉尔的这篇演说的。艾登补充说，政府当然不能在现阶段就承认或支持将来中欧任何具体的疆界划274 定，但同样并不认为本身要对1938 年及以后奥地利发生的任何变化承担责任。这番话也许应该根据1942 年2 月13 日丘吉尔致艾登的备忘录来加以考虑。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对奥地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希望维也纳可能成为“多瑙河联邦的首府”。当丘吉尔本人考虑到奥地利在战后重建的欧洲所处的地位时，这种设想显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因为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坚持这种设想，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过。
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943 年2 月2 日进一步确定的，当时掌玺大臣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重申，英国的作战目标之一是“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奥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地位，“从现在起到盟国胜利之日这段时期内，一定要受到奥地利国内及其国外若干事件的影响。。
而且必须取决。。干将来奥地利人本身的态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们的敌人并肩战斗”。
无庸置疑，英国官方决心恢复奥地利独立的这些声明反映了英国公众对奥地利友好的真情实意。老一代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仍然保存着感情上的联系。而青年一代中有许多人还缅怀着两次大战之间在奥地利山间湖畔欢度假日和追求三十年代在奥地利风行一时的事物，那是当年威尔士王子游览基茨布厄尔和韦尔特湖时开始盛行的。1946 年格鲁贝尔以奥地利外交部长身分访问伦敦时，忿然看到英国人或许只把奥地利人视为“有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民”，而认识不到他们是“欧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正派、勤劳而有才能的成员”。然而情况比有趣和丰富多彩更糟。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表如此乐观而友好的人民，竟会对德国纳粹主义那样一种僵化的信条真诚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较小的熟悉奥地利的人的圈子内，在表示同情的背后，毫无疑问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内疚之感，因为1938 年西方抛弃奥地利时，英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政府领导人保证要完全改变对奥政策，使这些人的内疚之感得到宽慰。八年后，一个英国议员（空军中校沙克275 尔顿）坦率地说：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 年的2 月和3 月。。我正在柏林。当时的情况很明显，除非这个国家说一句决定性的话，奥地利就会灭亡——而奥地利是灭亡了。因此我感到我们对这个不幸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
形成英国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奥地利流亡者和前奥地利大使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在英国致力于宣传奥地利的事业。诚然，这些沛亡者大部分不是正式的政治避难者，而是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们的活动同其他国家具有流亡政府声望的逃亡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40—
1942 年间，在伦敦有两个主要团体。奥地利办事处是由社会党前议员海因里希·阿利纳主持的，成立于1939 年，从1940 年到1942 年出版了《自由奥地利》月刊。1941 年又组成了自由奥地利运动，把各种政治流派从共产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的许多小团体团结在一起，奥地利办事处也从属于这个组织。
自由奥地利运动出版了德语周刊《时代之镜》，直到大战结束之后。除这两个主要组织外，还有第三个组织，即奥地利社会党人伦敦局，大部分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包括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和奥斯卡·波拉克那样的杰出人物在内。奥斯卡·波拉克后来成为维也纳的社会党日报《工人报》的战后第一个主编。这第三个组织拒绝加入自由奥地利运动，其部分原因是该局的许多成员虽然反对纳粹，但在一个时期内还抱着与一个民主的德国联合起来的想法。这三个组织如能团结一致，显然是有利于奥地利的。但在1942—
1943 年间虽然作了多次努力，并由英国政府多方予以鼓励，结果还是没有联合起来。奥地利办事处脱离了自由奥地利运动。1943 年11 月，在秘密的奥地利工会代表弗朗茨·诺维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自称为奥地利社团代表，是由自由工会、伦敦局、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等聚集起来组成276 的。奥斯卡·波拉克在1945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奥地利社团代表乃是真正的代表，而自由奥地利运动实际上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并不包括其他正式的政治团体，仅仅吸收了具有非共产主义见解的个人。
在大战期间，流亡的奥地利人和英国的许多同情者都作出努力要在英军中组成一支奥地利部队。丘吉尔本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从未实现，虽然到战争结束时，据报道大约有三千名奥地利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在莫斯科会议前，关于奥地利的未来地位，美国似乎不曾有过比较正式的声明。美国忙于对日作战，又受孤立主义影响，国务院所关心的是战后大国合作的总的原则问题，而不太注意对待个别国家的具体政策，特别如本书前半部所论述的，战后如何处理德国尚无定见，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在1941—1943 年间，从大西洋彼岸来看，奥地利问题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1941年12 月，丘吉尔首次会见罗斯福时，如果谈到了分割德国——看来有可能—
—他会顺带提到奥地利问题，这样猜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罗斯福总统在1942 年1 月建立了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研究分割德国的计划期间，毫无疑问考虑过奥地利问题。然而，有鉴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分歧长期阻碍美国制订一致的对德政策，注意一下这样的事实也许是并非毫无意义的：1943 年10 月28 日，当时的陆军部长、前任国务卿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对那时正在莫斯科讨论的恢复奥地利独立问题的怀疑：他们显然一点也不领会，需要从根本上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来使和年持久巩固。。。
如果恢复二十五年前凡尔赛和会对奥地利所安排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会使奥地利271 重新处于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看来他们对此全然没有考虑到。战后的中欧要有饭吃。要吃饭就得免除关税。
美国在莫斯科会议前的想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最后一个奥地利国王查理士的长子奥托大公所采取的态度，他是前奥地利流亡在美国的最引人注目的避难者。1940 年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公民一起注册去服选征兵役，但根据法律他是一个匈牙刊人，因此不能为美国军队接受。显然，他一度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的首脑，在美国到处演说，声称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受他统治。1942 年，他取得很大进展，足以打动美国陆军部接受一项计划，由他的军事委员会招募一支奥美特种军团。但是侨居美国的几个经过政权更迭的国家的前政府成员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国务院不得不出面干涉，并于1942 年4 月正式否认它有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图。陆军部接受暗示，在8 月份宣布奥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然而直到1944年4 月11 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国防务哈佛小组主席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关于美国偏爱奥托大公的主张，声明美国政府将授胁任何一个与共同敌人战斗的组织，不过这种援助“所采取的形式，不应损害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一国人民享有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权利”。
法国的对奥政策，由于明显的原因，直到较晚的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
然而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大战之前有许多奥地利人逃往法国，1939 年，这些逃亡者中的大278 多数人已经投身于法国军队。许多人在让他何选择进拘留营或进外籍军团中服役时，都选择了后者，不料后来在法属摩洛哥给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然后由盟军把他们释放再度参加部队。作者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在他们最后回国之前的四年间都相继穿过法、美、英三国的军服。
在法国本上有一个奥地利民族阵线，它与受共产党人控制的自由奥地利运动有联系，述有奥地利解放协会和社会党等组织，都因民族阵线带有共产党色彩而拒绝与之联合，但它们与民族阵线一样，也同法国抵抗运动合作。在自由法国部队中确实组成过一支奥地利部队，那只是1945 年4 月25 日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发表前苏联的对奥政策，早在1941 年12 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尔汇报说，他首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谈时，斯大林就扼要叙述了他对战后欧洲和处理德国的计划，显然毫无保留地建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此外，与此有关的是，1938 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菲舍尔后来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霍纳后来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共产党人的宣传，不论是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还是在英国和别处的自由奥地利运动的宣传，其主题都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阵线。在伦敦的若干非共产党组织曾提出恢复1929 年修改过的1920 年共和国宪法，作为奥地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暂定基础，对此，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均未加以反对。
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 年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坐下来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对于宣布279 一项总政策会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井非如此。在1955 年，可以得到的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叙述最详的材料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菲利普·E ·莫斯利的记载。他说，艾登、科德尔·赫尔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会谈中都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奥地利的声明，鼓励奥地利人“为本身解放作出贡献”，并允许他们独立。这样一个声明的草案是事前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准备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较，英国人宁愿采用美国的文本。因此这一丈本就“借给”了英国人，由艾登在会上提出，其后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联合王国）、詹姆斯·C ·邓恩（美国）和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就在这时候，苏联的政策第一次显示出有了变动。在起草委员会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坚持要另加一条，断然地强使奥地利承担“政治上和物质上对战争的全部责任”。英国和美国代表立即予以反驳，他们认为这与三国已宣布的目标，即把奥地利当作侵略的受害者来对待，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争辩说，奥地利不仅在被德国并吞后不丙是一个国家，因而对1939年及以后希特勒的行动绝对不能负责，而且，提出“物质上的”责任，意味着奥地利要接受赔偿的要求。要求赔偿与公开声称希望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两者几乎是互相抵触的。不管怎样，奥地利经济的全部资源只能补偿德国战争破坏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们虽然抵制，维辛斯基还是固执己见。
最后英美两国代表作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让步，把那条修改成“奥地利。。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
实际上还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话。这种让步虽然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想象中的盟国团结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铸成了大借，给战后处理奥地利问题经年累月不断带来纠纷，甚至在1955 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后对其经济还继续产生破坏作用。
对另外一个问题，苏联也表示反对。莫洛托夫严峻地拒绝了艾登提出的关于允许欧洲小国联合起来的建议。这一建议无疑是反映了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计划。280 如前所述，1941 年1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艾登第一次谈到战后的目标时，只是提到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1943 年苏联加进要奥地利承担责任的条款，乃是克里姆林宫业已增强自信心的一种尺度。1941 年冬，德国军队一直在敲着莫斯科的大门，苏联正处于时运最坏、声威最差的时候。有某种迹象可以设想，当时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毁之前可能会同盟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打算保存德国的实力用以对抗苏联的做法，自然要加以关注而采取对策了；而让奥地利独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国的这一企图。可是到了1943 年，苏联着着胜利，使战后前景完全改观。单纯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复存在了。德国的侵略狂澜已被堵住，而且已经逆转了。基辅解放在即。首先是纳粹侵略者给苏联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使赔偿损失成为苏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向一个刚恢复完全独立的国家索取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对战争的全部责任”，那就可以据理向其索取赔偿了。
莫斯科会议后三国外长发表的比较全面的公报被视为三国协调的新迹象，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声仍然可闻。12 月2 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一方面祝贺莫斯科会议不采取公开宣布对待具体国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关于奥地利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