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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总理。在符腾堡…巴登，选举结果不是决定性的，民主人民党的赖因霍尔德·迈尔博士继续领导着包括四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四名社会党人和一名共产党人的政府。美国人倾向于鼓励联合，作为一种促成各党共同工作的办法，以减少削弱各个州政府力量的相互猜忌。
在英占区于1946 年9 月举行地方自治选举时，基督教民主联盟比社会民主党获得较多的选票和席位。但选举的一个特色是无党派的候选人赢得了一批席位，虽然他们所得的总票数不尽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官员认为这批人的当选是没有政治背景的新来者在提名委员会里所做工作深得人心的结果，但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更多地倾向于挑剔选举制度上的毛病。10 月份县一级选举却呈现出不同的情景；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一千一百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前者赢得三千五百十八个席位，后者赢得二千五百十九个席位。共产党人赢得一百三十九个席位，中央党赢得一百九十个席位。1947 年州一级选举的结果如下：选举之后，阿诺德就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欣里希·科普夫仍然在下萨克森州领导一个联合内阁：
在石勒苏益格，赫尔曼·吕德曼领导下的社会党政府取代了施特尔策。
1946 年9 月法占区的地方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一百三十万张选票，社会党人获得五十六万张选票；1947 年5 月的州选举中，基督被民主联盟在各处都占优势。211 当然，选举情况并不是在各个州都是可以相比的，但最后结果说明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实力最强的政党。有一定数量的小党派和中立派游离在两个阵容之间，可能为随便哪一个营垒吸引过去。许多没资格参加选举的纳粹分子不会老是受到排斥，以后他们可能加强右翼的力量。此外，上述选举是在战败后反应初现之际举行的，在这种情况卞，右翼政党的这些支持者由于一时尚未受到这种反应的影响，也许认为隐瞒他们的真实观点是得计的。在西部，的确毫无迹象表明人们强烈希望开展什么社会革命。问题的发展有几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时势变得并不十分有利的话，那里的大多数人会坚决要求民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确实认为党的名称加上民主二字远不止是随波逐流，但党的追随者也的确包括某些不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问题的最后解决也许要由这样一批德国人来决定，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有很多人明白表示他们厌倦政治，不肯从事政治活动或参加任何一个政党。
第十四章 宣传工具
要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得忽视人们读的和听的东西。但是，在有关德国投降的文件中只有一处提到宣传工具问题，即在1945 年6 月5 日的柏林宣言中有一条，规定除由盟国代表指导背外，所有广播电台和电信设施均应停止活动。在波茨坦协定中唯一涉及该问题的是一条规定：“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除了受理一个并非专管此事的管理局所提出的一项查禁纳粹书籍的禁令之外，未曾审议过这个问题，而这项禁令的提出则是无视英美当局将近一年中所实际奉行的政策的。到1946 年4 月下旬，政治管理局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宣传报道问题，但那时各盟国的政策已经确文，因而该委员会除了争论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英美两国政策的如此相似，是由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战部在德国投降前所作的共同安排，而并非迫于形势。然而这对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俄国人则更是毫无影响。
第一节 报刊
212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方案中的三个阶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即封闭原来的报刊、由军政府出面办报和批准德国人办报。继《法兰克福评论报》（1945 年7 月31 日创刊）之后，到那年年底在美占区批准出版了二十三种报纸，总发行量达到三百十七万份。此后两年间又增加了二十一种报纸。
这就使美占区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柏林美管区有《每日镜报》，于9 月批准出版，由埃里克·雷格任编辑。对比之下，英国批准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一方面，即使让德国报界人士在英国人的直接监督下工作得稍微长久一些，预计也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当时对于批准办报的依据还存在着争论。美国的观点是，在新闻纸张和优秀的办报人员都缺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中获准创办的报纸数目应该少一点。而且，他们只批准那些代表几种观点的集团办报，希望借此来阻止德国政治家的分裂倾向，使任何报纸都无法只拥护某一政党的政策而排斥其他。如果让读者听取几种观点，就会促进讨论。美国人赞成各报之间的竞争，于是其他报纸随后便应运而生，以1946 年4 月创刊的法兰克福《最新新闻》为开端，这些报纸在许多城镇创办起来。但在英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却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除非给予德国人实践的机会，否则即不可能指望他们恢复民主政治的习惯。在占领当局掌握着那么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在一段时间内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讨论；而如果各政党没有自己的喉舌，讨论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在任何地区都按平均五人一份来规定报纸的总发行量。对任何申请办报的政党，都根据对其实力的估计给予一部分发行量（在1946 年选举提供出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后，作了必要的更动）。对于这种办法来说，唯一的例外是，有些农村地区，看来办一份以上报纸很难不亏损，因而在这些地区准许发集团办报执照。现在看来，美国的政策比英国的政策高明一些。其高明之处在于，由于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没有太多的狭隘观点，总的说来报纸的质量比较高。
第一份获得英方许可证的报纸是1946 年1 月8 日开始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伦瑞克报》。不久其他报纸也相继得到批准，到这一年的仲夏已办了三十五种报纸。4 月份，英管区“官办”报纸《柏林人报》为《电讯213 报》所取代。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很快达到将近五十万份，成为该市一家最大的报纸。其编辑阿尔诺·朔尔茨恰巧是该报所取代的“官办”报纸的主要撰稿人；该报曾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那时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艰昔斗争之中）。
苏管区的主要报纸仍然是《每日评论报》，但每天至少出版七份各自独立的报纸。在苏占区，各政党获准办报，但只有统一社会党获得畅通无阻的发展。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其结果是水平不断下降。
直到1947 年，俄国审查人员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对每一份行将出版的报纸进行审查：甚至在取消这种审查的时候，还通过新闻通讯社发出关于处理新闻报道的严格指示。1945 年末，经法方讹准，柏林出版了第一份晚报《信使报》，由《法兰克福报》原驻巴黎的一位记者担任编辑。
英国人和美国人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改革德国报刊并提高其水平，不仅编排方式以西方标准来衡量是完全过时的，特写几乎没有，而且编辑部评论与新闻之间的界线也非常模糊。据信，这种情况曾帮助纳粹分子控制德国人的思想，因为普通的德国读者不是受到鼓励专从直言不讳的新闻报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习惯于接受夹叙夹议的新闻，因而把偏见和事实混淆起来。必须把C·P ·斯科特的名言“评论自由，事实神圣”由新奇之谈变成家喻户晓。根据许可证上的条款，要求编辑把新闻单独刊登，并且规定他们不要在第一版登载任何其他东西。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因为素不熟悉而不受欢迎；管制一取消，就出现了某种倒退现象，农村地区的报纸尤其是如此。但总的说来，这次改革已扎下根来，尽管有些报纸（主要是有插图的周报）也学到了一些不大好的手法以求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为反复灌输办好报刊的原则，曾作过很大的努力，并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和讨论。
当获得许可证的报纸开办的时候，原来的意图是要对报纸进行仔细的监督，如果发现任何被认为有害的言论时就予以申斥。许可证的条款允许实事求是的评论，甚至允许对盟国政策进行合理的批评，同时又要求领有许可证者不得发表任何中伤污蔑盟国或妨碍盟国政策实施的文章。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实行严密的控制。虽然尽量任用会讲德语的官员来负责报界工作，但这样的人太少，并且还有许多别的任务，不允许他们对各种报纸每期刚214 出版就及时阅读。即使他们确实发现了某些问题，在未同所在部队首长商量之前，甚至也许在未同司令部商量之前，也不能加以制裁。因而总要到出版好几天以后才能对那些冒犯当局的文章进行评判，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评判的结果也差不多总是只对被告告诫一下就轻轻放过。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度量也许比不上英国人，但无论在美占区或是英占区，很少吊销许可证，就是吊销也只限于几个星期；大部分受到这样惩罚的是共产党报纸，这些报纸对当局的冒犯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是蓄意的。
这种不加严密控制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可取之处的，其理论如下，德国人只有通过无拘无束地做些蠢事，才能学会如何明智地运用自由（评论家们认为许可证的条款本身约束得太死，那他们一定是听信了德国人的抱怨而没有阅读德国人的报纸）。但是德国人看到的是正在按照德国的观点来撰写的新闻稿件，这一事实加上有必要提高德国人尊重客观报道的标准，使盟国认识到拥有它们自己的喉舌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当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政策到1946 年年中左右得到彻底贯彻时，在大多数宣传工具中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齐头并进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给予德国人适当的、越来越多的自由去办他们自己的报纸、电台等等，甚至把负责批准的任务也交给了德国机构。另一方面，使德国人办的报刊、电台与盟国直接控制的报刊、电台竞争。后者有意避免使人觉得太象进行宣传：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有利条件是说话比较具有权威性，而且在消息来源、人员配备和新闻纸张供应等方面也享有优先权。这类报纸中首先出现的是《新报》，由美国主办，从1945年10 月起在慕尼黑出版。它每周出三期，而由于新闻纸张缺乏，德国人得到批准的报纸仍被限定每周出两期。该报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最新”消息上，而是放在新闻特写和关于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背景知识方面。因为出版这些官方报纸的另一个目的是旨在消除德国人对外国的无知和误解——纳粹留给德国的遗产之一。丰富的内容是这些报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尽管德国人无疑是有保留地阅读这些报纸，但这些报纸还是逐渐受到欢迎。
英国办的同类报纸是《世界报》，1946 年3 月在汉堡215 开始出版，当年秋季增加了埃森版，次年夏季又增加了柏林版。其目的是使《世界报》成为一份比《新报》更侧重新闻报道的报纸，因而它除了采用路透社所发消息外，还从伦敦得到特殊的新闻供应。它很成功地达到了一百万份发行量，按德国标准衡量这是异乎寻常的，尽管这个数字后来下降了。该报的主要困难是物色一个第一流的英国新闻工作者，这个人既能讲流利的德语又愿意按照管制委员会内部等级制度的规定领取薪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英国的政策是在柏林和伦敦决定的，报纸却得在汉堡出版，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无法解决了。不仅英方主持办报的人员缺乏编辑才能，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英国的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是，虽然《世界报》被认为是阐述英国观点的，但它常常阐述的只是德国编辑人员所想象的英国观念，这就必然造成麻烦。该报有一个方针是毋须始终支持占领国的行动，但德国编辑人员当然感到难于掌握分寸。如果经济形势的压力并未使高级英国官员无暇把对于该报的一般口头支持转变为落实到物色人员和调整薪金方面去，那就很难令人置信这个问题竟会无法解决。问题还在于人们未能理解编辑部把政策化为社评不能仅仅根据临时的指示行事，而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尽管如此，该报还不失为英占区最好的一份报纸，对德国报刊产主了有益的影响。
另一种英国的官方刊物是画刊《世界一瞥》，在英国出版（因为德国缺乏纸张），不定期地出售。第三种是模仿《读者文摘》的《新作品选》，也在英国出版，由英美共同指导。美国人在德国出版了《现代》画报月刊和文学双月刊《美国评论》。所有这些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向德国人提供客观的报道和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了使刊登的宣传材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只给它裹上一层恰到好处的“糖衣”。与这些刊物平行的有大量的不同种类和价值更为悬殊的德国刊物（至1946 年底，美占区有二百五十五种）。由于对读物的需求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以致任何可以出版的东西部有销路，但因纸张缺乏，随之需要对发行量加以限制，这就意味着报刊的价值从未受到真正的考验。这样一来，在申请发给一种新期刊的许可证时，就有一个216 微妙的问题向盟国提出。不批准就有审查专横之嫌，然而，每增加一种新刊物又意味着原有刊物的发行量要减少，而这些刊物很可能是更值得支持的。这个问题是凭经验来解决的，凡申请出版的报刊看来已经够多或者申请者的背景并不很硬的，则一概不予批准。
占领区边界的划分情况使得苏占区拥有德国的纸张和造纸材料的生产能力过大，而法占区也拥有与其人口不相称的资源。美占区情况较差，英占区最糟（尤其是在重要化学药品或亚硫酸纸浆的产量方面，纸浆产量只相当于全德供应量的百分之四）。而且，造纸厂也象其他工厂一样，由于缺乏必要的原料，特别是缺乏煤，都开工不足。1946 年5 月，英占区一百七十家造纸厂中实际开工生产的只有四十家。克莱将军提出的经济政策排除了向国外大量采购纸张的可能，而国外也是供不应求。当然，报纸无论如何不是纸张供应的唯一竞争者，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定量供应卡、竟选传单、小册子、商业单据和无数其他用途都要求配给，甚至包括肠衣和烟卷也要用纸。
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意识到现代文明有多少方面要依靠纸张。
人们可以轻易地说，由于限制报纸每周出两期，每期出四版，限制书籍每版印五千册，宣传工作所应得的纸张配给是很不充分的，但其他非基本用途的纸张配给也是很少的。无可否认，若不是偶然遇到有“黑市”纸张的人，使无法扩大发行量；然而这种“黑市”纸张绝大部分是数量少而规格不一。
因此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不考虑各种纸张类型，不考虑配料及其供应，不考虑各种造纸厂适合于制造何种纸张以及种种类似的因素，而空谈“纸张”本身，那完全是欺人之谈。
为了给最初几家官方报纸提供新闻，成立了在盟国控制下的通讯社，美占区于1945 年7 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DANA），稍后英占区在汉堡建立了德意志报刊服务社（DPD ）。这两家通讯社都靠占领国的一家通讯社提供国外新闻，而由自己的记者提供国内新闻；这两家通讯社很快建立了交换新闻的关系。217 德意志报刊服务社通过一条直达线路从伦敦获得消息。后来私人报刊获准出版之后，这些通讯社仍然受盟国控制；当时很难在领有办报许可证的人与通讯社的负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两家通讯社永远由政府控制。盟国要等获准出版的各报都站得住脚，然后鼓励业主联合成一个合作团体，再将通讯社移交给它。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和德意志报刊服务社先后于1946 年10 月和1947 年1 月完成这一移交工作；而这两家通讯社又于1949 年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
由于在四方委员会之外还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触，俄国人充分了解英美对德国报刊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所易于理解的。俄国人对西德报刊登载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恼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敏感。然而这不过是责人严而律己宽，因为在俄国严密控制下的东德报刊经常刊登攻击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难说到底是哪一方先开始攻击的，因为这需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评论，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毫无可能取得一致。而且，批评开始是攻击德国各政党的政策，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到攻击它们的后台盟国的政策。象英占区和美占区负责处理那些攻击占领当局文章的机构一样，四方委员会审议控诉的机构，工作进展也是缓慢的，对柏林报刊的审议则是例外。结果是，提出控诉也不见得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在相互作出某种保证之前，各方都不愿严格约束自己的报刊。由于东西方之间总的关系趋于恶化，双方所掌握的德国报刊对对方的评论也就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了。所有这些相互攻击，有多少是出于恶意，有多少是出于误解，则很难说；无庸置疑，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并且互相影响，愈演愈烈。
1946 年8 月20 日，英国驻柏林的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总部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议。简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英管区报刊上的反苏文章提出了抗议。这就导致克莱将军两天以后在同一个讲坛上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议。一时毫无效果，于是克莱在协218 调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是我们准许德国报纸批评每一个盟国，那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也不会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还牙。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必然要设想四方规定再也不适用了。”几天前才担任俄方代表的库罗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