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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比不上某些其他国家。1945年6月，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年轻人集团自立门户，另建了一个叫做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党；这个新党否定有教派联系，突出宣传它民主的一面，试图以此来抢走天主教党手里的那张王牌。可是，1945年8月，天主教党改名为天主教社会党，从而抛掉了它那具有约束性的教派帽子，而且还诱人地暗示它对当时的社会化潮流有所让步。实际上，它现在公开宣布的宗旨是：它的纲领将是“社会化的”和进步的，而它的精神源泉则是天主教的。它将反对“大企业”操纵国家生活，但同时它也反对国有化。它反对阶级战争，赞成以家庭观念作为立国的基础。它主张两种语言享有平等地位，反对地区帝国主义。它甚至拒不承认天主教会对它有任何指导或监护之权，虽然拒绝的口气是极为委婉恭敬的；它争辩说，重要的是，在不涉及信仰和道德的事情上不要由教会公开地对各个天主教政党发号施令。一批天主教青年作家在1945年11月的《新评论》上撰文发挥了这一论点，他们主张让天主教徒分属几个党，让选民们能够在几个天主教政党之间有所选择，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想法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比利时大主教（红衣主教范·罗埃）谴责了这篇文章。他宣称，天主教徒如不保持团结，将失去其全部力量，他警告他的教徒不要“社会化”，理由是，共产党的主要战术是试图分化天主教徒这一伟大多数，如果可能的话用经济划线来进行分化。
在最后这一点上，天主教党没有理会红衣主教的警告，却并未因此而招致什么恶果，因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社会化”了，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分裂。从批判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该党的改革主要是想用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崇高、更古老的信仰来为劳动者说话，从而破坏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据以立足的基础。然而，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一改革有利而不是有害于增进该党的力量和团结。因为，虽然该党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暂时地被它的一个支派（新近成立的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初期胜利夺去了一些光彩，但不久该党就恢复了原有的权威，而从它分裂出去的那个支派则迅速衰落下去。这是红衣主教关于单一的具有天主教特性的党的那种思想的胜利，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广泛的“基督教阵线”的人受到的挫折。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原希望消除它的法西斯污点，但这一希望，由于它对王位问题以及对一般意义上说的不爱国行为问题所持的态度，而大部分落空了。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改革后的天主教党的得票数，相当于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的天主教党、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得票数的总和。该党在不爱国行为问题和清洗问题上持有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赢得了前雷克斯党党员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党员及其同情者们的选票；它还把一些在王位问题上对它持同情态度的自由党人和其他人争取过来了。这样，虽然从一种意义上说，党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却是削弱了，因为，吸收了前法西斯分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青年民主那一翼的优势，而该党对选民的新的号召力，正是建筑在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基础之上的。
1946年1月，天主教社会党中一个年轻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集团，在“换班”这一激动人心的名称下组织起来了。在这个团体的成立大会上，一些演说者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再教育”。这正是分裂出去的比利时民主联盟曾试图利用的一个方面。该联盟成员的打算是：从当前趋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得到好处的应当是他们（就象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在这方面大获成功那样），而不是天主教社会党；但在这一点上，比利时民主联盟的领袖们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在1946年2月的大选中，比利时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宁愿投传统大党的票。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写道：“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彻底失败，不仅使那些主要希望它成功的人，而且使它的敌人同样地感到诧异。比利时民主联盟直到最后一刻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有着许多同情者，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同情到投票支持它的程度。”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失败，部分地可能是由于它在那样一个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是抵抗运动的党，因为在那个时候，比利时人已开始对一个运动感到不安，这个运动坚持要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使八百万人口中将有三十三万人被指控犯有不爱国的罪行。
就在选举前不久，比利时民主联盟主席安托万·德尔福斯曾有过这样的议论：“社会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创建比利时民主联盟的，要不是在他们的左侧受到共产党人的牵制的话”，这是对比利时社会党战后所处地位和境况的一个公允的概括。1919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后，社会党成了国内第二大党，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初步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不久就得到了实现。在这以后，该党就不曾有很明确的目标；1923年，一小批激进分子分裂出去，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从而使社会党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事实显得很突出。后来，社会党创建的劳工银行倒闭，也不可避免地使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丧失不少；这一点在1936年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些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试图向罢工工人讲话，工人们却大声地把他们嘘下来。过去一直同该党紧密联合的工会，在战后同该党脱离了关系，自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奉行一条总的说来比议会中社会党人所采取的激进得多的政治路线。这又转而导致社会党成员大量减少——从几十万人减至几万人。社会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时它拥有（总数二百个议席中的）七十三席；1936年时降为七十席；1939年降为六十四席；损失的席位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比利时共产党象法国共产党一样，对实力被它这样削弱的社会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社会党同它携手合作。1945年1月，鉴于政府危机迫于眉睫，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举行一次以统一行动为目标的“兄弟般的交换意见”。2月，建议成立“民主党派联盟”，8月间又建议组成一个“行动集团”，和订立一个以赢得议会中“民主党派多数”为目标的“联合竞选协议”。但是，尽管社会党人感到不安和为难，他们的答复却是很傲慢的，而且1946年2月大选的结果，他们又增加了五个议席。诚然，他们把左翼方面的一些票输给了共产党；可是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的右翼，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不少选票。
自由党是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分裂的，因为它的右翼是议会中最反动的一批人，同时又有一个进步的左翼。战前，右翼分子占很大优势，因此自由党虽然经常同天主教党联合组阁，但除了参加三党联合政府外，从来没有同社会党合作过。自由党不仅代表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代表着工商业中产阶级，因而它历来反对国家干涉个人经济社会事务超过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战后，它意识到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于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认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在1946年选举前夕，该党主席罗歇·莫茨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在社会立法这个问题上，自由党接受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和罗斯福总统的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必须扩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们这里，社会保障只照顾到雇佣劳动者。它应当成为全国性的。”这些姿态没有能使自由党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免遭惨败，但是经过这次失败之后，该党仍保确着相当大的影响。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1945年6月国王利奥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后，社会党和多数自由党人试图劝他退位，而天主教党则站出来赞成他无条件复位。因此，当国王决定暂时既不复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提出一个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复位的法案时，不仅内阁中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而且近乎有两年之久天主教党拒不参加执政。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为他过去的行动作辩解，但宣称他将接受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裁决。然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坚持议会是全国意志的最后公断者和解释者。他们担心公民投票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弊病和混乱，到头来也许还会造成内战，这种担心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不希望君主制问题成为竞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争端，可是他们的对方却（极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图迫使这一问题成为这样的一个争端，同时又力图把这归咎于政府。
然而，除了共产党人可能是例外（共产党人反正还不准备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范阿克尔第一届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论是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没有一个是反对君主政体的。1945年12月间，范阿克尔曾对他的社会党战友们说过“他是君主政体派；在比利时，君主政体满足着一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使国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同样地，自由党领袖罗歇·莫茨也曾于1945年7月间写过如下的话：虽然自由党以极遗憾的心情看待国王退位这一主张，但为了国家更高的利益，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处少些。莫茨还公正地指出，利奥波德分子看来在试图造成的那种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阴谋反对君主制本身——是没有丝毫根据的。他说，如果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倒是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反对利奥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体的坚定的支持者。
那场支持国王、矛头指向反对他的人的运动来势十分凶猛，不久就迫使政府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去寻究这个运动背后的邪恶动机。在1945年10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范阿克尔宣称：“利奥波德派的所有宣传都是在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和修道院里提炼炮制的”，“真诚的利奥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显，新雷克斯主义分子在王位问题的幌子下重新纠合起来，在阴谋搞一次政变。”他接着断言，利奥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有势力的财政后台，这些后台能够用比付给内阁大臣还要高的薪金来酬谢他们的吹鼓手。这样，利奥波德分子由于一口咬定说反对国王利奥波德个人就是阴谋反对君主制，结果却落得个自己沾上了阴谋反对宪法的嫌疑。他们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对方对国王的怀疑——怀疑国王一心偏爱反动势力，偏爱教会主义的、卖国事敌的势力，是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并同这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如果让他复位，这些势力将大为得势，而受其害的将是抵抗运动中涌现出来并以抵抗运动为象征的各种力量。
不幸的事实是，不管国王自己怎样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运动的对立面或甚至更坏。1940年投降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国王在国内丧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国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兰德是这样。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结婚（同一个平民结婚）引起的，来得很突然。这婚事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他是个永怀悼亡之思的鳏夫的那种理想形象，而且，在国家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国难期间，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的，几乎是轻浮的。这样看来，反对国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简单的，是感情方面的；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投降问题上——后来的、本质上更为严重的指责发展起来。因此，范阿克尔在1946年1月19日答复国王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当然，投降那件事在这里并不相干。但是，国王在1940年5月间不顾他大臣们的一致意见，违反他们的劝告，使自己被俘，并拒绝在盟国的领土上或在本国的殖民地上继续进行反对入侵者的斗争，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视宪法和严重分裂国家的罪责。
但是，正如国王所清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政府自己也并不处于可以指责别人的地位。的确，有些方面人士还说他曾威胁过他的大臣们，扬言如果他们不收回对他的指责，他也要把他们在1940年的活动公诸于众。于是，尽管1940年时皮埃洛政府是有动摇的，但在国王方面，如果他认为可以用使他们丢脸的办法来为自己恢复名誉，那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早已丢脸了。
至于国王自己，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曾同敌人有过一系列有损名誉的妥协行为。他曾去晋见过希特勒；他曾给意大利国王等人发过贺电或慰问电，还曾在盟军轰炸巴黎之后给贝当发过慰问电。1944年时他拒绝抵抗运动救他，据说也拒绝帮助他们；有报道说，他的宫廷里某些人曾同通敌的记者有过接触。但是，人们责备国王，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到应做的事。在社会舆论衡量他功过的天平上，对他最不利的一点是，他不肯担任全民族领袖的这一角色，因为就这一角色来说，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选，至少是最适宜的人选。
即使国王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的举措没有什么问题，他仍会发现自己战后的处境是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后者是应对比利时的战前外交政策负责的，现在正为此而声名狼藉。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进步的和反教会的那一派人暂时处于支配地位，而支持国王的那一派则增加了许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怀疑为通敌分子或观望主义分子的人，从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使国王和天主教党的事业都受到损失。
由于强调政治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时存在，因而王位问题使佛兰德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的地步。在双方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况就成了这样：瓦隆族人认为，佛兰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动派，他们想要叫一个同样反动、甚至是卖国事敌的国王恢复王位；而在另一方面，佛兰芒族人则认为，瓦隆尼亚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们想要推翻君主制，使国家陷于分裂。事态迅速而又无可避免地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不论王位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失败的一方总会把解决办法看作是奇耻大辱。如果国王恢复王位，所有比利时人都会认为这是佛兰德的胜利和瓦隆尼亚的失败，而如果国王不恢复王位，则所有的比利时人又都会对这结果作相反的解释。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1944年9月3日，盟国部队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布鲁塞尔和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几天之后，长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伦敦政府”回到国内，但对于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迎接，他们是不无理由地感到没有把握的。当时战争尚在全力进行中，政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召开了一次议会联席会议，推选国王的兄弟查理亲王作为国王不在时的摄政（当时国王尚被俘在德军中）。皮埃洛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向摄政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强征出国的比利时工人（约五十万人）和比利时战俘（约六万人）从德国回来以前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摄政只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进行了改组，并作出了扩大其基础的某种尝试，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运动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入阁，在比利时还是第一次）。新政府还包括七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三名自由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这样，政府的组成同1939年4月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很相一致，大选后众议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党除外）：天主教党七十三席；社会党六十四席；自由党三十三席；共产党九席；无党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党都表示愿意支持这个联合政府，但左翼各党派还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说必须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针，他们才会继续给予支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府都面临着大量复杂问题：运输设备、粮食和燃料的极度不足；通货的状况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惩办卖国贼和从公务机关中清洗通敌分子的问题，以及抵抗运动的前途问题。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一部分左翼党派和报纸说，政府在对付经济问题和处理通敌分子等方面行动迟缓，因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抵抗运动以及曾在该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共产党则宣称，政府的组成仍远远不能反映战前时期以来比利时舆情的变化；他们还说，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同身居高位的工业界和金融界通敌分子进行着一场搏斗。
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开始时能够做到态度悠然自若，比利时共产党人则与此相反，一解放就采取好斗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供他们加强和巩固其在敌占时期取得的势力的机会将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在战前，比利时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在这里如同在法国一样，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有机会站出来，控制了大部分抵抗运动。德国人把他们所枪杀的人质和其他人等统称之为“共产党破坏者”那种习惯做法，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国人破坏了一些正规的工会组织，许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暂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收获是在下层中等阶级，是在敌占期间苦难深重的职员阶层中间。
比利时抵抗运动不同于法国抵抗运动，它是分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较为强大的是左翼，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的组织是“独立阵线”，而抵抗运动的右翼，即称为“秘密军”的，则在军方势力控制下。比利时共产党人象法国共产党人一样，都力图把自己的事业和抵抗运动的事业说成是一致的，对任何要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建议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