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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停留地通过瑞典，而且，在瑞典境内时每列火车都得听从瑞典的指挥。作为这次让步的理由，瑞典指出了它和芬兰的特殊关系，以及德国政府和芬兰政府都提出了这一要求的事实。在我们对这种特殊让步进行评价时，必须记住当时德国政府是决心要使这场战争被看作代表整个欧洲对苏联进行的一次圣战的，因此便依据这一原则给瑞典政府施加了特殊压力。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军队在那一时期节节获胜，及瑞典自身所处完全孤立的境地。盟国可以对它的非中立行为提出抗议；但倘若一旦瑞典被卷入战争，他们却无法有效地助其一臂之力。尽管如此，瑞典政府决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德国人的要求，据了解，在商讨如何对付这项要求的内阁秘密会议上，就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当时不断谣传，说什么国王本人也切望这一让步能获批准，他甚至威胁要退位，如果内阁拒绝同意德国人的要求的话。（当时的财政大臣厄恩斯特·韦福斯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了德国驻瑞典公使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在这报告中维德亲王写道：国王告诉他，为了说服内阁同意恩格尔布雷希特师过境，他曾被迫“谈到了退位的问题”。在韦福斯的书出版以后，战争时期的瑞典外交大臣根瑟接见了该书作者，他在会见时宣称：在内阁会议上国王并未实际用过“退位”这一字眼，而他实际使用的言词也不大可能被解释为含有这种意思。至于被引述的国王对维德亲王的讲话，当时根瑟不在场，他认为，国王可能使用过这样的言辞是为了促使德国公使意识到瑞典反对德军过境的严重性。l955年11月12日，瑞典外交部未加评论地全文公布了维德亲王发送给里宾特洛甫的那份报告。）
不论议会还是全国上下对于宣布内阁这项决定的反应情况清楚地说明，再要进一步作出类似的让步而不引起严重的反响是不可能的了。不知是由于这些反应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政府内部反对对德让步的情绪日益增强，瑞典政府曾明白表示：这是仅此一次的让步；而当德国报纸竭力对瑞典的行动作出不同解释的时候，瑞典外交部立即用官方公报的形式坚决加以否认。德军过境自6月27日开始，持续了约两星期之久，约一万五千二百名德国士兵就这样由挪威调到芬兰。那些把这个师称作“增援部队”，并声称已有更多德国士兵被输送过境的谣传后来都被否认了。随后又提出的关于德军假道瑞典开往芬兰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
1941年夏天，瑞典对过境运输问题又作了一次让步（但这一让步至少在理论上讲并不只限于对一个交战国而言），规定了如下安排：允许“信使机”飞越瑞典国境，并在瑞典领土上着陆。不过这些飞机必须在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并在确定的机场上降落；而且作为这次让步的一项条件，这些飞机应卸除武器，机组人员应为民间乘务员，也不得携带武器并应持有民用通行证。但是德国人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们比盟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了这种许可，而整个这种安排都是由于德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盟国（特别是英国，但也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英国和瑞典之间的高空中经常往返。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的是，按照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由打破封锁的英国快速汽船组成的所谓“吕塞基尔”运输规定，许多货物包括瑞典的滚珠轴承和其他贵重战争物资在内都曾运往盟国。此外，还有一千八百四十九名适役年龄的挪威人在通知了瑞典政府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瑞典送往英国，而且他们也知道，降落在瑞典的盟国飞机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国的。
随着盟国的形势有所好转，瑞典政府乃认真地考虑结束过境运输的问题，到1943年，这就仅仅是个决定它应于何时停止的问题了。尽管德国局势每况愈下使得作出这种决定对于瑞典来说已没有多大危险性，但政府还是在1943年7月征召了额外的士兵。以对付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报复。7月24日，德国预先得到通知：过境运输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停止；8月5日，正式宣告停止。瑞典给德国的照会正文虽未予公布，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布尔则已获悉此事。不过，在过境运输停止以后，普通货物及旅客还是准许继续通行。8月6日，瑞典报纸公布了挪威政府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由于停止了德国休假士兵的假道通行，瑞典已排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瑞典也逐渐削减了对德国的出口，并对盟国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它们的让步。
第六节 瑞典在第二次苏芬战争中的政策
尽管瑞典对于恩格尔布雷希特师的让步间接地有利于作为德国盟邦的芬兰，但总的说来，瑞典政府对芬兰在其第二次对苏作战中的态度已有了显著的改变。1941年7月2日，瑞典“促进国防委员会”决定：不再象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那样成立一个援助芬兰的志愿军组织，但对于自愿加入芬兰军队的个人则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次（根据推理），芬兰由于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友，在参与这场全面战争，因而不能指望瑞典采取象它以前在对苏孤军作战时所曾采取过的同样态度。1941年夏季发生了两起严重破坏案件（这两起案件的起因虽然从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但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所策动的），它们似乎证明了就连瑞典这种已经有所改变的态度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的极度不满。7月，当一列有五节车厢载有瑞典炸药的瑞典货运火车在克吕尔博爆炸时，光是国家铁路的损失就达约五百万克朗。9月17日，瑞典海军又遭到了一场灾难：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港口的三艘驱逐舰忽然被炸毁，船只沉没，伤亡严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无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仍继续向芬兰人民提供最慷慨的援助。在第二次苏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为四万五千名芬兰儿童筹办了收容所，以拯救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苦难，并保证他们能在正常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944年9月，苏芬停战协定签订了，于是芬兰便从苏德战争中退出。继之，瑞典和芬兰缔结了一个贸易协议，按照这一协议，瑞典向芬兰除了提供钢铁、纺织品、化学制品、若干工业产品、煤和焦炭之外，还提供了主要食品。瑞典政府还给了芬兰一项一亿五千万克朗的建设贷款，以便芬兰能够用以偿付这些货价。
第七节 瑞典在德国占领挪威、丹麦时期的政策
（一）瑞典对挪威的援助
在挪威被德国人占领期间，瑞典在减轻挪威人民的疾苦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实在少得可怜。瑞典的政策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通过强烈的抗议，努力防止或减轻纳粹党的某些过分惨无人道的暴行；另一方面，极其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它们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阻止在挪威的挪威公民和在德国集中营的挪威犯人得到瑞典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伦敦对瑞典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在1942年10月英国首相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埃里克·博赫曼所举行的会谈中顺带地得到了证实（当时博赫曼被派驻英国任职是为了设法获取一些瑞典国防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货）。博赫曼说，在第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对他说：“你们需要石油来进行自卫，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石油。我劝你们要进行武装，武装，再武装。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销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在伦敦的挪威政府也很理解瑞典的难处，因而不向瑞典要求提供任何可被德国人认为是“非中立”的援助。然而，瑞典政府有时还是甘愿冒德国人实行报复的危险，譬如在1943年11月，奥斯陆大学纳粹化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大学的一部分大楼被学生纵火焚烧，纳粹分子宣称要把教师和学生都放逐到德国去。瑞典就马上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和柏林外交部提出抗议，瑞典外交大臣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德国人干脆地答复瑞典，叫它不要干涉德国和挪威间的事务，但是瑞典根据下述理由再次提出抗议：瑞典政府不能接受瑞典无权提出有关挪威问题的观点。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1944年11月2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
1942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1943年4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1943年4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5月12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也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年11月2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八千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1944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一万二千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预备队应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德国公使馆就这种“军事训练”提出的非正式抗议遭到了拒绝。1944年10月，当苏联军队越过挪威…芬兰边境时，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队应尽快进入挪威北部解放区。瑞典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警察部队配备必要的武器和给养。挪威白皮书就这一点指出：“瑞典政府官员，不论军官或文官，都为挪威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4月14日拒绝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军的破坏，瑞典政府应向柏林提出抗议，并辅之以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些要求在1945年4月17日再次遭到拒绝，因为瑞典政府考虑到，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德军对挪威的占领的前景已相当好，而加以军事干涉相威胁，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愤怒而加强抵抗。这一答复使挪威人大为不满。
在挪威被占领的初期阶段，瑞典红十字会为帮助在德国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简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努力不属于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公约条款范围之内，而德国人对这项公约是大体尊重的。因而，要对这些犯人提供任何帮助，就得完全取决于德国人的善意；瑞典红十字会也试图获得关于政治犯的情况，但这一要求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理由是：在德国监狱里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习惯法的囚犯）。当德国在1942年2月1日拒绝承认瑞典继续代表挪威利益的权利时，瑞典为帮助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进一步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瑞典驻柏林公使馆仍继续为这些犯人进行努力，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基督教青年会都向这些犯人寄去了装有食品和医药用品等的包裹，红十字会一直为此承担着全部费用，直到名为“支援挪威”的组织接管了这件事为止。1943年秋天，德国禁止投寄这类包裹，于是在1944年夏天就有大约一万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国其他适当的中心区，由瑞典公使馆在犯人中进行了分配。根据挪威白皮书所载，瑞典当局和瑞典公民继续给了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并竭尽全力，使个别犯人免遭处决或获得释放。“但是，”白皮书写道，“当然，不论是挪威方面还是个别瑞典人对这些事情的奔走营救或主动帮助，其结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档案中找到文献证明的。”
在德国集中营里不仅挪威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国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本章里加以详述。因为，在挪威白皮书中以及贝纳多特伯爵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的著作里对此都已有过详尽的论述。在贝纳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红十字会对德进行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据说报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钦佩的克制态度，避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可能因此触怒德国人而使得谈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难。1945年5月1日，贝纳多特伯爵从德国归来能够向政府和红十字会汇报：已有一万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妇女）获得了营救。这些犯人大部分是属于挪威或丹麦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甚至阿根廷的公民。
（二）瑞典对丹麦的援助
在丹麦被德国占领的初期，德国人把这个国家当作“希特勒的保护国的样板”，因此，在那个时期，丹麦人并不象挪威人那样迫切需要援助。可是，从长远说来，他们对于这种“优待”并不领情，他们的反抗开始越来越激烈，而德国对丹麦的压迫也日益变本加厉起来。从那以后，瑞典便向丹麦和挪威一视同仁地提供援助。1943年9月23日，瑞典获悉：德国人打算把所有丹麦籍犹太人驱逐出境；第二天，瑞典就向德国提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愿意收容那些犹太人，而且，如果德国人有这种要求的话，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起来，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反德活动。瑞典方面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当得悉那些犹太人已于10月1日至2日夜间被兜捕起来的消息时，瑞典政府又提出接收全部犹太儿童的要求。这一提议也被置诸不理。但是瑞典人终于设法在德国人的许可下撤走了那些同非犹太人通婚的犹太人，甚至一些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也连同撤出。并且，在丹麦地下运动组织的帮助下，另有一大批丹麦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也成功地迁徙到瑞典。在有些情况下，瑞典政府给予这些犹太人以瑞典公民权，驻哥本哈根公使馆还发给他们临时护照。瑞典还帮助在丹麦船只上建造了适宜的隐蔽处所，这不仅是为了运载这些非法的旅客，而且是为了把那些丹麦抵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补给品装回丹麦。从1944年8月起，在瑞典当局的帮助下，武器、弹药和炸药也通过这种途径被偷运到丹麦。在10月的上半月内，平均每天有四百二十七名丹麦人或无国籍犹太人都设法逃出了，在特别成功的一两天中，这个数字曾超过一千五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瑞典有一万八千丹麦人。丹麦公使馆为此特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与瑞典政府合办的难民事务所。难民的安置费用由国家负担，虽则同时也组织了多次募集私人捐款的活动。1943年12月，应丹麦提出的请求，为五百名丹麦难民组成的一支警察部从进行训练，大体上按照训练挪成警察部队的同样原则办理。这支警察部队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三千零五十人。
第八节 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活动
必须记住：瑞典虽然逃避了战争，幸免于流血，但它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担了因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中断而造成的苦难。早在1940年春季，瑞典便实行了定量配给的办法，当时配给的范围包括除肉类外的绝大部分重要食品，肉类到1941年方才实行定量配给。从1941年开始实行衣物定量配给，直至1947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私人用的汽油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瑞典是牺牲了自己国内需要的食品而用来向别国提供援助的。同时，瑞典还与盟国合作，向遭受战祸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它把它的船只交给盟国调遣使用，运送食品等货物给希腊，同时负责照料及管理这些补给品的分配。这些船只须得悬挂中立国的旗帜，为此，瑞典红十字会于1942年租用了八艘瑞典船只，载重量共五万吨；其中两艘于1944年在大海中沉没。
从一开始，瑞典的公民和官方组织就渴望能帮助那些来到瑞典的挪威老百姓和流亡者。1940年7月，应设在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的要求，挪威公使馆临时代办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沟通国外对挪威的救济工作；11月5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挪威全国支援会瑞典委员会”即所谓“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集中其他团体的救授事宜。这个委员会并不自己出面去募集资金，而是得到了瑞典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协作，诸如救济中心、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瑞典北方协会”、“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关于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挪威白皮书曾说到：在该团体所募集的二千七百三十三万零一百八十五克朗的总数中，共有四百万克朗用于挪威人。瑞典国家铁路准许让所有作为赠品寄给挪威的包裹免税运往边境。1941年9月德国国家全权代表特博文解散了“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挪威的活动，“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分部存各救济组织和挪威之间充当中间人，并在1942年6月20日缔结了一个所谓“捐款人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一个瑞典…挪威…美国捐款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提出要在瑞典收留挪威儿童，却一再遭到在挪威德国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这些孩子们在挪威养育得很好，无需到瑞典度假。但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唯恐这些孩子会在政治上受到熏染。
英国政府在1941年4月12日的一份照会中虽然原则上同意瑞典粑食品送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却又规定供给食品的数量必须是在目前和这些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之内，而且，由此产生的问题应提交伦敦解决。1943年，当瑞典未经事先通知盟国向挪威运送一批蔬菜的时候，瑞典向阿根廷出口的豆类定额就被削减了一倍于它运给挪威的数量。1943年9月以后，这些规定稍有放